“牺牲，就是永远把生活中所有的愚昧和庸俗，拿去为你的艺术牺牲！而艺术，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此时此刻，贝多芬已经达到了终生追求的目标——他获得了欢乐。
但在这统治了狂风暴雨的心灵高峰上，他能否长久地驻留？当然，有些时候，他仍然免不了堕入凡间，重新回到那往日的伤痛中。就像他最后的那几部四重奏一样，充满着令人难过的阴影。但《第九交响曲》的胜利，最终在贝多芬信中留下了光荣。
贝多芬关于未来的计划是：创作《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前奏曲》，为格里尔巴策谱写《曼吕西纳》、为克尔纳谱写《奥德赛》、为歌德的《浮士德》谱写音乐，创作《大卫与扫罗的清唱剧》。从这些计划看来，贝多芬的内心仍然向往着巴赫、亨德尔等德国古典大师，他尤其向往清淡恬静，向往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以及令他魂牵梦萦的意大利。
1824年9月17日，贝多芬在写给肖特兄弟的书信中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想通过死亡来将我带走，因为我实在欠了太多债。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完成，将它们留给后世，而且，我觉得自己才刚写了几个音符。”
1826年，在施皮勒医生与贝多芬会晤时，曾说贝多芬的气色不错，而且状态也很好。同年，格里尔帕策最后一次跟贝多芬会晤时，倒是贝多芬幽默地鼓励着这位颓丧的诗人：“啊，要是我能拥有你千分之一的体力与毅力就好了。”
在那个艰难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彼时，政治专制反动，思想被禁锢束缚。格里尔巴策呻吟道：“言论检查将我杀害，如果一个人要想获得绝对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那就得到北美洲去！”可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谁能钳制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也给贝多芬写信道：“文字确实是被束缚了，但所幸的是，声音还是自由的。”
不错，贝多芬的确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他也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能明显感到，也会时常提起，他的责任，就是将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唤醒他们的勇气，斥责他们的懦弱。为此，贝多芬给侄子写信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有力的心灵，将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
1827年，米勒医生说道：“贝多芬开始肆无忌惮地批评政府、贵族、警察，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察们都知道贝多芬的言行，却没人“教训”他。因为他们认为，贝多芬的批评与嘲讽，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梦话，没必要因此去追究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
就这样，没有哪种力量能让桀骜不驯的贝多芬屈服。而且，他似乎开始嘲弄起痛苦了。在贝多芬最后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他处境依旧窘迫恶劣，却始终带着一丝欢快的嘲讽的风格。就在他去世前4个月时，贝多芬完成了作品第一三〇号的四重奏，并且异常欢乐。这种欢乐并非常人能理解的。这是莫舍勒斯所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总之，贝多芬胜利了。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贝多芬始终不相信死亡，但死亡还是来了。
1826年11月底，贝多芬患上了肋膜炎，为侄子前程奔走回来后，他又得了感冒，在维也纳病倒了。一病不起后，贝多芬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他让侄儿去找医生，但麻木不仁的小卡尔就是个流氓，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直到两天之后才想起来。
贝多芬的病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肺部感冒，6天就好了。第七天，他觉得自己好些了，于是从床上站起来，开始看书、写作。第二个阶段是消化道患上疾病，第八天，贝多芬在医生面前脱了衣服，他身体上已经出现了黄疸，并且出现了上吐下泻的情况，这种情况几乎让贝多芬当晚送命。
由于小卡尔的耽搁，医生来得太迟了，已经没办法治疗了。在患病的3个月内，贝多芬就像运动家一般，用自己的身体与病魔抗争。1827年1月3日，他将自己最心爱的侄儿小卡尔立为正式继承人。紧接着，他想起了自己在莱茵河畔的亲密友人，于是给韦格勒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多想与你聊聊天，可我身体实在太差了，只能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韦格勒夫人），除此之外，我做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变得非常温柔，也表现出了超强的忍耐力。根据一位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当他最后一次看见病中的贝多芬时，只觉得对方心情十分平静。
1827年2月17日，贝多芬病重期间，准备进行第四次手术。在等待期间，他安详地说道：“我耐着性子，想着：一切灾难都会带有几分善意。”
这种善意，其实是解脱，就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潮”一般。可我们，却只能说贝多芬过完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在狂风骤雨中，在漫天飞雪中，在电闪雷鸣中，贝多芬离开了人世。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