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之外，萧劲光也是粟裕的刎颈之交。
两人一生肝胆相照，相知甚深。萧劲光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彼此推心置腹，无话不可谈”。
惊闻粟裕辞世后，萧劲光竟至“噩耗传来，肝胆俱裂”。周恩来自勉的“与有肝胆人共事”，正是他俩难得而形象的写照。
萧劲光也算是少年得意之人。他出道较早，尽管仅大粟裕四岁，党内军内资历却相当老。
他1922年就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北伐之初是威风八面的国民革命军中将师长，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的叶挺，也才不过是团长（攻克武汉后擢升为师长），位在萧劲光之下。
这时候的粟裕，与林彪、罗荣桓等一大批后来闻名遐迩的名将一样，更是初生牛犊的小字辈。
萧劲光与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1920年8月，少年萧劲光在长沙参加的俄罗斯研究会，总干事就是尚未成名的毛泽东。毛泽东曾勉励他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大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大批同志为之奋斗，有志者必有大作为。殷殷期许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1932年“鬼都不上门”后，萧劲光也是“患难与共”，跟着倒霉的少数人之一，被整成“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毫不留情地遭到“双开（党籍、军籍）”，陷身囹圄，成为自己人的“囚犯”。
当权者的用心，毛泽东明察秋毫，洞若观火，说打击萧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他不但让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囹圄里的萧劲光，还不顾风险，挺身而出，从枪口下捡回了萧劲光一条命。
抗战伊始，八路军诸将领纷纷开往前线，但延安是大本营所在，不能不以最可靠的人加以重点保护。
毛泽东留在身边“护驾”的人，就是萧劲光，是为留守兵团司令员。毛泽东放心地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
“文革”期间，萧劲光遭到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猛批，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特意把他找来，再次抚慰说：“有人要打倒你，其实是想打倒我。”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力保萧劲光，说：“海军司令还是要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司令！”这是军中将帅中毛泽东唯一一份公开的“丹书铁券”。
果然，萧劲光整整坐了三十年海军司令员的“交椅”，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去职，是众多军种、兵种最高军事主官里，任职最长久的一位。
这样一位“圣眷优渥”的老资格“宠臣”，完全有理由“恃宠而骄”，目无余子，但正直的萧劲光，却十分敬服“官运”并不如他的粟裕，认为粟裕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屡建奇功，威震中外。他还诚恳地说：“对他（粟裕）的才能与品格，我深为敬佩。”
他们相识很早。
1931年冬天，萧劲光从闽西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粟裕时为红校教官。两人首次共事，一见如故。
粟裕敦厚本分，工作负责，纪律性强，给萧劲光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军人。粟裕也感受到了这位红校校长的能干与爽直。
1933年2月，离开红校，就任红四军参谋长的粟裕，又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与时任政委的萧劲光再度共事。两人一同打过不少仗，开辟和巩固了闽赣根据地。
每到前线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他俩便一起操起家伙，身先士卒，带头冲杀。粟裕后来“刮骨疗伤”，又留下残疾的一次负伤，萧劲光便是在场的见证人。
这年10月，他们又在红七军团的指挥部里相聚，继续分任参谋长与政委。
一同扛过枪的战友生死情，自然非推杯换盏的酒肉之交所能比。这也是粟裕与萧劲光终生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的缘故之一。
萧劲光遭到王明路线迫害，撤职关押后，粟裕深为不平，十分担心，却又爱莫能助。
1934年7月，红七军团改编而成的抗日先遣队即将远征之际，粟裕还在为萧劲光担忧，他对接见的周恩来当面表达了自己的牵挂之情。
王明的代理人博古、李德他们都在场，谨慎的周恩来以眼神暗示粟裕后，小声地说：“我会妥善安排。”
不久，萧劲光便随红军主力长征北上，与南方的粟裕一别就是十五年，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们并未因此而稍加疏远。
粟裕奉命主持台湾战役后，因为“实际困难为过海”，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便成了得力助手。
1950年3月，毛泽东委派萧劲光前往华东，与粟裕会商攻台事宜，两人又一次共事。在萧劲光的支持下，粟裕最终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全军五十万人分一、二梯队渡海进攻，其他野战军四个军为预备队，准备一举拿下台湾。
毛泽东也深知粟裕与萧劲光关系非同一般。
因此，在台湾战役因朝鲜战争爆发被迫取消，粟裕奉命从东南调往东北，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出兵朝鲜之后，他又打算让萧劲光离开海军，就任粟裕的副司令员。
毛泽东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萧劲光曾是林彪的副手，担任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在靠近朝鲜的南满白山黑水之中征战四年，十分熟悉与东北地形气候相似的朝鲜情况。
第一批编入东北边防军的部队，又是原东北野战军的十三兵团以及十四兵团四十二军等部。
一旦出国与美军开战，以粟裕炉火纯青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与萧劲光对战场和部队熟悉，亲密无间的两人就是一对无坚不摧的“黄金搭档”。
但人算不如天算，粟裕偏偏病倒，不能挂帅，毛泽东颇费心思搭配的副手萧劲光，也就不急于离开工作千头万绪的海军了。历史上的抗美援朝之战，结局也就永远只定格在三八线。
粟裕病愈调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后，与萧劲光的来往更加密切，有时深夜还串门。比如1954年5月19日这天，到了晚上21点，萧劲光还“僧敲月下门”，登门造访粟裕。
秀才见面说书，带兵的他俩见面时，自然时常谈论和研讨战略战术，特别是粟裕大兵团作战中最擅长的迂回穿插战术。
多年后，萧劲光还记忆犹新，十分佩服粟裕的军事素养，认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觉得受益匪浅。
尽管世易时移，粟裕以鬼神莫测的谋略与赫赫战功后来居上，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倒了过来，两人也无丝毫芥蒂，工作上总是互相理解与支持。
这也可见一些唯资历的“高论”，不仅早在刘邦登坛拜将，让“军中晚辈”韩信全权统领三军时就已站不住脚，粟裕与萧劲光也再次使之十分可笑。
到总参后，对解放军合成军队建设的重点，粟裕认为，由于经费有限，应该把有限的军费用在最迫切需要的方面，因此，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为主。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最高统帅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粟裕于是召开会议，研究各特种兵年度的经费分配。
有钱当然好办事，平日里大大咧咧，一无所惧的军兵种头头们，忽然“精明”起来，纷纷向粟裕“叫苦”，要求多分自己“一杯羹”，多拨一些经费。
粟裕首先表示理解他们的心情，随后，他说，钱要用在点子上，必须保证重点，没有重点则一事无成。所以请大家腾出些钱来，相对地集中用于空军建设，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对空军的支援。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听后，马上表示支持，第一个提出削减自己所报的数字。
陆海空三军并列，其他兵种暂时还达不到这么显赫的层次。海军主动消减，谁还好意思出面“争钱”？
萧劲光一带头，其他头头们便也纷纷削减了自己的经费。因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散会后，特意找到粟裕，表示由衷的感谢，然后才兴高采烈地去了。
粟裕是海军的最早创建人之一，抗战时期就在苏北组建了海防大队与海防团。海军第一支正规部队华东海军，是他1949年4月主持成立的，他当然也没有忘记海军。
他在一次听取萧劲光的汇报后，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海军的一些不足：“假定敌人从何处来，要定几个方案。基地、后方、学校、交通线，都要按预定作战方案部署。”
对海军的训练，粟裕主张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战斗力。他对萧劲光说：“海军的设防要依靠大陆，面向海洋，设防尽量往前伸。要克服海军不愿下海，不愿上岛的思想。”对海军的建设，粟裕则提出了采取先艇后舰的办法，先装配后建造之路，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新的共和国海军发展很快。
这时候，海军陆战队还是一张白纸，对未来攻打台湾极为不利。因此，粟裕找到萧劲光，说考虑到海军建设任务繁重，目前海军可以建设一支登陆部队作基干。他决定将水兵师拨给海军，陆军则另外成立一支水兵师。
萧劲光后来回忆说，在粟裕的领导、帮助和支持下，海军的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错误批判，早年有过类似遭遇，有着切肤之痛的萧劲光十分愤慨。他与叶剑英、林彪、陈赓、王必成、陶勇等一起，成为少数不顾压力，敢冒风险说公道话的人。
在毛泽东找他了解粟裕的为人时，他坦率地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
毛泽东因此亲自出马，给粟裕说话，拉了他一把。
军委扩大会议后，有人继续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进言粟裕“里通外国”，是“军队的坏人”，使他震怒之下，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一职，贬为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并限制其接触军队。
粟裕一时门前冷落，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多年后，楚青犹自感慨地说：“这时鬼都不上门啊！只有萧劲光天天来呀！”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
依然如故的萧劲光，当然是前来安慰的，也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批判粟裕的组织者及其泼给粟裕脏水的不屑一顾。
半年后，粟裕因病到南方休假，萧劲光还亲自陪同他跋山涉水，游历了十余天。
1959年3月，萧劲光与粟裕相聚广州。不久，两人一同乘飞机到海口，兴致盎然地参观了市容、码头、机场、名胜古迹等。兴之所至，他俩还“老夫聊发少年狂”，登上了海南第一楼，眺望琼州海峡。
眼前白浪滔天，心底感慨万千，知心老战友在旁，粟裕郁闷的心境得以稍稍宽慰。
两天后，他俩又前往榆林。有萧劲光这位海军司令员作陪，粟裕当然顺势突破了接触军队的禁令，兴致勃勃来到榆林海军基地，参观了停泊在港的战舰。
基地负责人还奉萧劲光之命，向粟裕汇报了基地情况。粟裕听完后说：“榆林基地是一个好的军港，隐蔽比较好，敌人从海上来，老远就可以看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便于我们对敌人发起突然攻击。”
随后，粟裕又与萧劲光仔细查看了三亚的地形。他俩设想：可以把榆林到三亚挖通，便于海军潜艇的运动，能进能出。
3月15日，他俩一起飞抵南昌，参观了向塘机场与“安2”飞机工厂。随后，还一同拜访了过去井冈山的老战友、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给了孤寂中的贺子珍极大的慰藉。
三天后，他们又前往杭州。欣赏江南无限风光之余，他俩还一同看望了粟裕的老乡兼常德二师的校友滕代远。
此后，长达二十余年间，粟裕与萧劲光一直保持了亲密的来往。
两人常常清茶一盏，促膝而坐，无话不谈。或者为“文革”颠倒黑白而忧心忡忡，愁肠百结；或者为拨乱反正而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他俩偶尔也继续结伴出行，或一起参加社会活动。
1963年12月，粟裕与萧劲光一起经武汉到广州疗养。在广州的日子里，他们花了一周的时间，游览了肇庆、七星岩等地。山水如画，知交相伴，两人自然十分快意。
不久，罗荣桓元帅在北京去世，粟裕惊闻噩耗后，与萧劲光一起参加了广州的追悼会，寄托对这位北京老邻居的哀思。
几天后，他又约上萧劲光同到从化温泉，看望正在这里疗养的陈云。
1968年的一天，他俩还相约一起，陪周恩来等人去京西宾馆，观看了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定稿审查演出。
在这里，粟裕巧遇当年华东野战军的文艺兵吕韧敏，兴致勃勃谈起了华东战场的往事。他说：“大家的功劳里，也有你们文工团一份。”一旁的萧劲光频频点头称是，表示赞同粟裕的话。
1982年2月，萧劲光因病住进医院。一年前相继患脑溢血与脑血栓，思维和语言能力已大受影响的粟裕闻讯后，十分牵挂，不顾医生的劝阻，依然坚持前往探视慰问老战友。
萧劲光的病情不久有了好转，粟裕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1984年1月下旬，他的病情更急剧恶化。2月初，年逾八十的萧劲光不顾春寒料峭，体弱多病，心急如焚地赶到解放军总医院，最后一次探视卧病不起的老战友。
几天后，粟裕便乘风西去，与世长辞。知音已逝，萧劲光倍感孤寂。
三年后，在为粟裕的回忆录《千万里转战》写序时，他还伤感地说：“我不禁思潮起伏，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曾经与我朝夕相处过的亲密战友——粟裕同志好像又来到了我的面前。”
五年后，萧劲光也撒手人寰，跟随粟裕而去。
两个“湖光秋月两相知”，披肝沥胆的知己，将他们一生的荣辱进退画上了句号，平静地走完了风云激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