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师政委，粟裕对政治工作的原则问题，在频繁战斗之余，始终做到亲自把关，统筹策划，并全力支持放手让部门主管去做。
部队作战，流动是家常便饭，今天在张家村，明晚就到了李家庄。他常常是边行军边部署政治工作。
时任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回忆说，粟裕与他常常走一路谈一路，许多政治工作部署，都是在行军途中的马背上形成的。
面对小日本鬼子的残酷“清剿”，粟裕在苏中区党委的《党风》杂志上，发表《实行党员军事化》一文，提出了“实行党员军事化”的主张，指出“军事上的学问是特别无止境的”，战术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他还具体提出了六条措施，并将其视为衡量党员是否具有模范作用的条件。
粟裕最有政治眼光的一件事，是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反“清剿”最激烈的时候，他认为在游击战的环境里，加强党委对各个系统、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极为重要。
因此，他在1942年7月提出了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统一和协调各个系统的关系。这年7月19日，粟裕给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发电报，建议说：“使党政军民一元化，区党委与师部机关合并，其负责人可兼军区政委或主任职务，分区亦然。军区及师部、旅部负责人亦应参加地方党委之一部分工作，以便完全协调而利于坚持斗争。”
十天后，他经过反复思考，再次就组织形式提出补充建议，以“统一党政军领导，确实做到一元化”。
毛泽东其实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接到华中局转来的粟裕建议，他大为惊讶，原来只以为这个井冈山的“战术家”，不过是肯用心琢磨军事，因此有黄桥战役这种以少胜多的战例，没想到他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有独到的政治才干。
两个月后的9月1日，他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做出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提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
令粟裕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个建议不仅影响了当时，而且建国后数十年间，仍然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种过于僵化的模式了。
作为“始作俑者”，他心里如何想，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1945年11月起，粟裕这个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又有了独创性的三件“法宝”：“立功运动”、“溶化俘虏”、“评定伤亡”。
不久，华中野战军和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合并，陈毅实际担任了政委的角色。
有这样现成的好政委，粟裕就与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一样，只管专注于作战，他的政治才能被其辉煌的军事指挥艺术所掩盖，未能尽情展示。
1947年11月，和粟裕“在一个锅里吃饭”不到一年的陈毅，离开了华野总部。粟裕实际担负华野的领导与指挥责任后，政治才干才开始井喷般地展现出来。
他打仗之余，开始花大力气抓中原新区的开辟、创造和建设。
这对于从1935年至1945年几乎有十年独当一面经验的粟裕来说，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
这年11月20日，针对华野主力部队里存在的不屑打蒋介石的民团、不愿做地方工作、不愿打小仗等问题，他亲自动手，写出了一份报告，上报给了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及毛泽东。
将送达延安最高统帅办公桌上的报告，当然不能只谈问题，否则就是纯粹的叫苦了。粟裕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主要是：
一、加速完成部队中的土地改革教育，帮助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纠正不愿打小仗、不愿打民团等现象。
二、加强对部队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发动部队普遍参加群众工作。
三、每个纵队分工负责一个分区作为固定联系区，为该区提供干部和武装，并指导该区工作；对新开辟的分区，则拨一个正规团作为该区地方武装骨干。
四、除继续在部队中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外，并请华东局、邯郸局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到豫皖苏地区。
毛泽东看后，复电粟裕，很是赞赏他的举措，说“所指各点是正确的”，“部队中各种偏向望在（华野）代表扩大会中明确批判”。
他还叮嘱粟裕，在一年的时间内，“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要粟裕将这两大任务明确告知华东野战军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不落友军之后”。
两天之后，粟裕遵照毛泽东的电示，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查和部署部队帮助地方党政军民开辟和建设新区的工作。会上，通过了根据粟裕给毛泽东的报告起草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
粟裕在会上强调，各纵队要坚决执行会议的决定，加强土地改革、城市政策和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策水平，除了已抽调的一千名干部外，再抽调一千名干部到地方工作。
1948年1月下旬，粟裕率领华野总部机关转移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界首县。
终于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大官”，这里的党政干部便找上门来“告状”，说华野有的部队执行新区政策的时候有“左”的表现，比如把一些民族工商业的财产也没收了，因而出现了商店关门、商人逃反、市场萧条现象。
粟裕这个“包公”当即责令这些部队作检查，赔偿工商业主的损失。
不久，他又指令其他部队检查执行新区政策中的偏差，并立即加以纠正。这些情况，粟裕都如实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正为土改中各地不少“左”的表现忧心忡忡的毛泽东当然支持粟裕的举措，并就此在1月22日给他写了一封信。
后来华野将这封信进行了翻刻，标题为《毛主席给粟裕同志的一封信》，副标题为“新区土地改革中的指示”。
这是毛泽东“御笔”写给粟裕的第一封信。这一珍贵文物现在藏于河南省档案馆。
信大约有三千字。信的开头指出：“唯土改工作不能急”，然后阐述了五个急需改善的有关土改的问题。
这封信虽然是写给粟裕的，但内容并非主要针对华野所在的豫皖苏一个地区以及粟裕本人。在此前后，毛泽东还给刘少奇、邓小平发出过内容类似的电报，并为中央起草过《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和《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重要文件。
这年1月25日，粟裕又主持召开了华野政治工作会议，并做了《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的报告。他在讲话中总结了华东野战军一年来的政治工作：“掌握了每个重大环节，从和平转入战争，从分散变为统一集中，由地方武装上升为野战军，从游击战转向大兵团运动战，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从有后方作战转入无后方作战。在这一切重大的转变中，我军的政治工作都做了有力的保证，未出大乱子，完成了任务。这是最大的成绩。”
同时，他也肯定了过去的一年，华东野战军所面临的敌军数量、作战规模、创造的战绩及歼敌数量，均不弱于全国其他战场。在这一年剧烈战争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工作也克服了各种不良的思想和倾向。
针对部队的现状，粟裕还强调，从事政治工作的各级干部，“要克服不安于位，不如去做军事工作简单些的思想”以及“认为政治工作是附属性或可有可无性的看法”。
粟裕这一代表华野总部做的报告，高屋建瓴而又精辟透彻，表现出了一个方面大员卓越的政治才干。
这样的报告当然要发给毛泽东过目，请他老人家“御览”的。
正因为此，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粟裕，除因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见解，令其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外，又同时任命其为华野代政委、代前委书记，全面负责华野全军的党政军全盘工作。
粟裕也就成为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之后，第四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方面军统帅。
显然，粟裕这个野战军代政委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