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的血腥，却也操练着人类的思维与体魄，磨练了人类的想象力，产生了许多美丽的神话。
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传说，就是古人这样的一个神话。
《封神演义》里说，一代“重色轻国”的昏君商纣王手下有两个高人，一个叫高明，能眼观千里，人称千里眼；一个叫高觉，能耳听八方，人称顺风耳。
纣王虽臭名远扬，在酒池肉林与古今第一“祸水”美女妲己整天卿卿我我，夜夜笙歌，却还不算顶级昏聩，知道周国那个古怪的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一来，享受着的温柔将成为泡影。他因此“万机之暇”忙里偷闲，将千里眼、顺风耳这两个“活宝贝”叫来抚慰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差往前线，协助大将军袁洪抗击姜老头。
高氏兄弟俩带着“浩荡皇恩”到后，果然大展神威，给了所向披靡的大周首席谋主姜太公不小的麻烦。
姜太公一开口，顺风耳就能听见；一行事，千里眼又能看到；每每设下奇谋良策，也都被这两个高人四两拨千斤，轻轻巧巧地破解了。
大概从这里开始，人们就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梦，战争年代里的交战双方更是如此。
中共军队最早拥有这样的“宝贝”，是在1930年。
说起来，还得感谢张辉瓒老将军。这年底，毛泽东、朱德第一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国民党的江西省父母官、省主席鲁涤平垂头丧气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况：“龙冈一役，十八师（张辉瓒部）片甲不还。”
被活捉的张辉瓒虽没多大用处，他带来的电台以及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却是一时罕见的“无价之宝”。
毛泽东、朱德以礼相待，将他们收归麾下，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从此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开始了无线电侦察的历史。
王诤是国军重点培养过的通信人才，他一被“赤化”，便立了一大奇功，在1931年5月14日黄昏时分，轻轻松松截获了国军公秉藩二十八师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
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它还告诉留守处，自己的目的地是东固。
公秉藩依然是“桃花源”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为寒碜的红军和过去一样没有电台，所以竟敢旁若无人用明码谈话。
王诤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并对参谋处处长郭化若说，国军有三部大功率电台，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就有一部，如果红军有这样的电台，国军所有的通信就将在掌控之中。
郭化若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当即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目标圈定为公秉藩，并最终缴获了他的那部十五瓦指挥电台。
红军有了这部电台，毛泽东就开始“用兵真如神”了。
粟裕虽然也运兵如神，被相邻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刘伯承赞为“常胜将军”，东北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林彪称为“尽打神仙仗”，却到底还不是“呼风唤雨”的真神仙。
他打胜仗的一个绝招是极其重视无线电侦听。
粟裕对王诤与公秉藩那部大功率电台以及红军技术侦察队印象很深刻，因此后来独当一面时，便将朱毛当年运用现代科技获取情报的手段发挥到极致。
日本投降，国共两“兄弟”新的战事即将开始的1945年11月，粟裕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抗战期间华中局和新四军管辖地域的征战事宜。
他上任伊始，就建立了司令部情报处，代号四中队，朱诚基为主任，共有技术侦察人员四十余名。这些人都是粟裕多年来精心培养的千里眼、顺风耳。
林彪曾说，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情报部门“能顶得上一个主力纵队。”粟裕四中队的能耐自然也不差。
早在1942年冬，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的粟裕，就专门从司令部通信科抽调人员，单独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台，配有当时的“高科技”设备：三台收音机。
就是这么“顶尖”的设备，很快就发挥了超强的作用，竟然侦察到了南京汪精卫的“国防部”与苏中“皇协军”各师、旅、团甚至独立营的电台，其中包括“皇协军”陆军总部、苏中扬州绥靖公署、海安二十六师等部的电台。
汪精卫这个帅哥“元首”，要是知道自己这么多要害部门被三台破收音机监听，好像被偷窥中一览无余的沐浴美女一样，“军国”重大机密不断泄露，不气死才怪。
这么多敌台，无线电技术侦察台那几个人手当然应付不过来。他们就按粟裕的作战意图定点监控，直接给他提供伪军动向和上传下达的电文，以掌握其主子——大日本“皇军”的行动。
苏中能建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关中”，一师能建立抗战中“最大的功劳”，技术侦察台的确功不可没，粟裕因此常常予以首肯和嘉奖。
进入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开始大兵团运动作战时期后，粟裕对无线电侦察更为重视了。
他交给四中队的专职任务是：侦察正面国军的电台。
要做到准确无误侦听，就必须先有过硬的顺风耳本事。
曾是四中队成员的刘鸿甲老人，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电台的滴嗒声与0至9数字之间的转换关系：嗒就是0，滴嗒是1，滴滴嗒是2，滴滴滴嗒嗒是3，滴滴滴滴嗒是4，滴滴滴滴滴是5，嗒滴滴滴滴是6，嗒嗒嗒滴滴是7，嗒嗒嗒滴是8，嗒嗒嗒滴是9。
“可别小瞧了这十个数字。敌台发出的信号就像风一样，稍纵即逝，很短的时间就要听清楚并抄录下来，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鸿甲老人回忆起来，依然有满腔的自豪。
手写自然赶不上耳听的速度，因此侦听时，必须一边抄录，一边得把来不及抄录的电码记在心里。
对侦听员来说，将电码烂熟于胸成为“上岗”前起码的基本功。
刘鸿甲从培训那天起，就反复背诵不同电码的组合，吃饭背，走路背，晚上睡觉前也还得温习一番。
回忆起当时用功的情景，刘鸿甲老人有无限感慨：“不夸张地说，就连说梦话也都是滴滴嗒了。”
无线电联络最担心的是被侦听，只要知道对方联络的频率和时间，侦听人员就成了隔墙有耳的“第三者”。
战场上，刘鸿甲负责侦听，对方电台也不傻，有自己的反侦听，不断更换联络频率。“这就要求我们侦听准确，尽快破译他们的电报内容。”刘鸿甲老人说。
他在四中队还练就了跟踪对方电台的“秘笈”，无论他们如何狡诈多变，更换频繁，他啪啪旋转几下调频，就能从成百上千套频率中锁定对方。
到底怎么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刘鸿甲老人自己也说不上来。
他只说感觉像多年的老渔翁，一看到水面上冒出的凌乱水泡，就能一眼分辨出哪些水泡下有鱼，哪些没有，对着“鱼泡”一网撒下去，绝不会有侥幸的漏网之鱼。
老人回忆说，只要他一坐到电台前，听到对方电台滴滴嗒嗒的声音，手中的笔就不停记录0至9的数字，有时一写就是厚厚一沓纸。
这些数字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宝贝，关系到战役胜负、部队存亡，因此都会被迅速送到破密部。破密整理后，又由专人第一时间直接交给粟裕参考。
1946年6月至7月间，粟裕的苏中成为蒋介石重新统一军令、政令的最先进攻之地，七战七捷战役因此打响。
粟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余，不忘将四中队带在身边开赴前线。他再三告诫四中队：“要战胜敌人，必须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战争不仅靠能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用科学手段了解敌人的意图；你们的技术必须与敌人同步，跟上敌人甚至超过他们，才能战胜敌人。”
战役进行半个月后，蒋介石的整编六十五师、整编八十三师起用了最新“高科技”设备——美制V101步话机。
这给四中队的“土八路”出了个难题，侦听起来就像听外星人之间的密语了。
但“土八路”们的脑子好使，很快就摸索出了门道，虽然声音小了点，但还是能听清国军说话的内容，从而牢牢锁住了他们的电台。
七战之一的海安战役中，粟裕命令坚守了五昼夜、歼灭国军两千多人的华中野战军七纵主动撤出海安城。
整编六十五师一六○旅、一八七旅，整编八十三师的六十三旅等部“乘胜”前进，先第十九章四中队：粟裕的“耳朵”103后进入这座早已坚壁清野的空城。
不久，四中队就听到他们的长官，纷纷用步话机向司令官李默庵“报捷”：“我们不仅占领海安，还消灭共军两万至三万人，共军目前已溃不成军，向北逃窜。”
他们的电台报务员也洋溢着“爱国热情”，在机上“弹冠相庆”：“我们正在海安开祝捷大会！”
李默庵当然很兴奋。不过，脸上的笑容还未消失，粟裕就给他当头一棒，指挥埋伏于海安东北角的华野主力突袭李堡，轻轻松松搞掉了他美械装备的精锐人马九千余人。
大战之后，粟裕专程赶到四中队慰问，高兴地说：“打完仗后，我其他单位没去，就是先来看望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他还给四中队解说了自己主动撤出海安的意图：在撤出海安前，已故意在海安以北公路两侧和稻田丢下不少破枪、饭锅、米袋、背包，造成溃逃的假象，助长敌军骄傲松懈情绪，同时也使李默庵的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因此，华野仅用十六个小时就能大获全胜。
有功必赏。不久，粟裕交代副官处，给四中队每人发了一件汗衫作为奖励；还专门给四中队配备骡马、汽车，在行军时为他们运送设备，以保证侦听的顺利开展。
对此战中侦听表现格外出色的四中队成员汤聿文，粟裕还额外给予“重奖”，送给他一支缴获的美制铅笔，勉励他再立新功。
1947年1月，粟裕的华中野战军和陈毅的山东野战军正式合并，改称华东野战军。四中队这支“不能登报，不能传播”的奇兵，又成了新的华野的“法宝”，在连战皆捷的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年7月，为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率华野总部以及主力部队奉命开进中原，转到外线作战。
粟裕考虑到四中队一直跟随自己行动，因为频繁转移，行军途中无法架设机器，漏掉了不少重要情报，因此指令朱诚基将四中队一分为二，分成了前后梯队：前梯队由杨明达负责，跟随野战军总部行动；后梯队则由朱诚基负责，驻扎在黄河以北相对安定的聊城、朝城地区，所获情报及时通过电台发往前梯队，然后转给粟裕。
刘鸿甲和汤聿文两人一个被分在了前梯队，一个则在后梯队。
汤聿文有个几乎无人可及的长处：发报的速度很快，每分钟达一百五十字，而且准确率极高。在1948年豫东战役期间，各种情报更多更急，汤聿文发往前方的情报，国军自己还没有收到电报，四中队的前梯队却早已收到了。
战后，粟裕特意交代朱诚基再次嘉奖汤聿文。
前梯队的刘鸿甲则在多年后，仍然记得粟裕代司令员在豫东战役后对四中队的夸奖：“你们就是我粟裕的耳朵。”
对这些幕后的无名英雄而言，大概再没有比统帅给予的这个荣誉更能使他们感到自豪与欣慰的了。
粟裕的这只“耳朵”，后来一直跟随他走过一个接一个的战役经典：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1950年春节后，%四中队还成功地侦听到了朝鲜半岛的动静，立即报告给了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粟裕据此分析后，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汇报：朝鲜可能发生战争。
这个极有价值的结论很快得到了证实。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两“兄弟”开始了“互掐”。两天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出兵朝鲜，直接插手这块东亚的战略要地，以便近距离窥伺红色苏联与中国。
仅仅半个月后的7月7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组建野战军级别的东北边防军，指令粟裕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随时准备开赴朝鲜参战，拉金日成这个“小兄弟”一把。他还决定，一旦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
然而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已成为毛泽东第一“救火队长”的粟裕因战伤复发，不能赴任。不久，他经毛泽东批准，不得不前往苏联治病，从此离开了自己灵敏的“耳朵”——四中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