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桧当权时期，坚持抗金、主持正义的人们所受的诬陷、迫害是难以平反的。推翻他，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条件；罢免他，宋金盟约规定，不许轻易撤换宰相。朝野上下对秦桧愤恨至极，这就必然会有英雄好汉铤而走险。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正月的一天，一位叫施全的殿前军人，提着斩马刀拦在望仙桥下，暗中等待秦桧上朝，他见秦桧就举刀砍去，结果砍断了一根桥柱，没有伤及秦桧，施全最终被捕杀于市。行刺的做法虽不可取，但这充分表明了人民群众憎恨奸相的程度和对他进行惩处的愿望。
南宋时，人们听到岳飞被害的消息，“天下冤之，闻者流涕”。下至三尺孩童，都怨恨秦桧。群众用面粉捏成秦桧的形象，放到油锅中煎炸，后来人们简化制作过程，只留得两条长腿，变成现在油条的样子。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叫它“油炸桧”。元朝时，人们在秦桧墓前便溺，称他的坟是“遗臭冢”。一首打油诗中说：“太师坟上土，遗臭遍天涯。”明朝时，有人在岳飞墓前植桧树，举刀一劈为二，号称“分尸桧”；又铸秦桧、王氏、张俊、万俟炆四人跪像于岳飞墓前。清朝时，某剧场演秦桧害岳飞的戏演得逼真，观众同情岳飞，有人竟跳上戏台将饰演秦桧的演员打倒。
秦桧两次窃据相位，达19年之久。他勾结赵构，包藏祸心，与金和议，屈膝投降，误国害民，败坏伦理。一时忠臣良将，诛锄殆尽，无耻之徒则受到秦桧擢用。秦桧操纵权柄，遍布特务，小有议论，即遭捕杀。他暗中侦察皇帝的动静，南宋军政，由他一人说了算。秦桧死后，赵构说，我不用在膝裤中藏匕首了。赵构甚至说，他对秦桧经历了“初奇桧，继恶桧，后爱桧，晚复畏桧”的心理过程。
总之，围绕宋金和战问题，秦桧充分暴露了投降派罪魁、女真贵族奸细的面目，终成一代奸相。作为小人的终极代表，秦桧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君子与小人的转换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王为了坐稳宝座，消除一切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了曲意逢迎、兴风作浪的机会。但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却又往往少不了君子与名士的身影，如果是单单依靠小人，恐怕整个中国历史早已是一锅搞不清楚的浑汤了。
中国历史上的君子和小人，也许并不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泾渭分明，即使是历史上被作为君子楷模歌颂的人，也免不了被后人质疑和诟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人把诸葛亮的隆中对作为三分天下的重要谋略来看，也有人认为它是导致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一代奸雄曹操，有人认为他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是龌龊小人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他的行事风格要比善哭的刘备磊落得多……
张居正的戏剧人生
也许我们真的很难轻易地以君子或者小人来界定某一位历史人物，因为历史本来就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本来就是难解之谜。
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张居正生前功盖一世，被称为明代第一首辅。他辅佐幼帝，大权独揽，执掌朝政期间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越了皇帝，为明代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把当时的政治、经济都推向了一个顶峰。但他死后，先前对他毕恭毕敬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遭受抄家充军的严惩。从被赞誉到被抄家，死后的张居正，在神宗眼里，由原先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之徒，没有“断棺戮尸”已经算是从轻发落了，而他的兄弟儿子等人却必须以永远充军来抵罪。
张居正一生可谓是官运亨通，除了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到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因生病而在家居住了七年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官位任职。而且一直到去世，张正居从来没有被外派到地方任官，始终在京城任职，可见张居正的重要性。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是一个对于张居正来说十分重要的年份。十二月，一生笃信道教的明世宗病逝，新帝（明穆宗）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在隆庆元年正月（公元1567年），张居正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官居正三品；一个月后又晋升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得以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机要事务。紧接着，四月，他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二品。张居正之所以能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四品官晋升至正二品，除了老师徐阶的提拔之外，他自身的才华也是不可忽视的。从此之后，直到病逝，张居正一直都留在内阁，并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控者。
张居正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是在隆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2年。在这年夏天，正值壮年的明穆宗病逝，年仅6岁的明神宗继位。这是明朝有史以来第二次出现幼皇帝继位，前一次是明英宗，这一次明神宗继位时还不满10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权利的角逐往往能达到一种白热化的程度。这一年，张居正刚刚48岁，正是可以大展拳脚的年纪，也正是在这一年，张居正取得了首辅的职位，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为明朝增添了不少活力。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努力，虽然饱受争议，但确实为明朝的国家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冰火两重天的官场生涯
张居正做事的原则是：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而且是他认为正确的目标，便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使用各种策略使其得以实现。这样的行事风格正凸现了张居正独特的个性：倨傲、专断。这种鲜明的个性给张居正带来了冰火两重天的生活。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个性，才使得他在那样一个时代成为了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使得他树敌无数。这些反对势力在他死后集体发难，导致张居正的子孙后代一夜之间从权力的顶端摔下。不知张居正生前是否想到了他的个性所带来的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
我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社会转折时期，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决策，往往来源于个人的智慧和决断。俗语也说，性格决定命运。坚定果敢的个性是成就伟大事业的重要素质，从这方面来说，性格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和个人抱负融入到政治生活中，直接促成了晚明的社会变革。平凡无奇的出身，阴谋缠绕的官场竞争，势力角逐中的明争暗斗，这所有的不利因素，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提高权力和威望的有利因素，这是由他性格中王者的一面所决定的。然而他性格中专断、蛮横的另一面也变成了隐藏在宏伟事业中的一颗定时炸弹，限制了他的改革事业继续完善和深化，也预示了他身后一败涂地的局面。
坚定如铁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的主导面，他以这样的铁腕手段执政行事，大力推动改革，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镇压动乱和打击反对他的人。他对古代军事家孙武推崇至极，因此提倡用兵法治理国家，推行“盗者必获，获而必诛”的主张。他以法家的思想和手段施政，对反对改革和反对他自己的势力施以冷酷无情的打击；他还以这种方法来考核官员，如有镇压不得力的或同情反对势力的官员一概杀无赦。“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将领之过；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兵不尽力，是士兵之过，杀之无赦。”这是一项带有明显的张居正特色的法令，以立法的形式将镇压反对势力、消灭不同政见的残暴行为合法化，带有很强的“白色恐怖”色彩，令人不寒而栗。
除此之外，张居正还大量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比如两广总督殷正茂，为人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任用残酷的殷正茂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可张居正认为殷正茂的这种残忍的个性，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于是力排众议，任命他为两广总督。果然，殷正茂“不负张望”，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镇压蓝一清、赖元爵起事，屠杀了上万人，平息了这一叛乱。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平复南方乱事，立下大功，官员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其中毫无掩饰地赞赏了殷正茂这种残忍的个性，同时也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慧眼识英。
张居正对铁腕镇压这一手段的喜爱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刚刚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不久，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他在给殷正茂的信中这样说道，“南方盗贼犹如野草，铲除又复再生，自古以来南方将领做不到一举荡平。今当申严法令，调动兵力，斩草除根”，“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倘有违反者，一律按军法处置，斩首示众，让怀有异见之人胆战心惊，不敢不听命”。
“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镇压理论，结合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来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使得国家政治呈现出明显的暴力色彩。综观张居正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汗实施优抚政策外，对国内的动乱和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偷盗，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均实行诛杀政策，从不留情。万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577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张居正认为，此事虽然由于殷正茂处理欠当，引起骚乱，但既然圣旨已出，就不能容忍违逆。他当然知道这是由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可以凭借和平的方式协调解决，但他坚持不让申诉，只是因为旨令已经颁布，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并保住朝廷的脸面，使自己的政令得以毫无阻力的实施，照样对这一合理的请求予以否定，使得提出申诉的技工们含冤而死。张居正对兵法治国政策的推崇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残忍地步。
◎ 霸道：君子理想与小人行径
张居正作为一代伟人，有一些见解还是符合民意的，例如，他认为地方动乱的原因，往往是一些不良官吏行为的不当。但他考察官吏政绩的时候，实际上重视的仍是镇压是否得力，这种公然鼓励施暴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强权压迫的反抗，比如前面徽州织丝机工的抗税，带有明显的正义性，但在张居正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权威、动摇朝廷政策的一概杀无赦。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已经发生的，或者有可能发生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我们说张居正是明相也好，是暴徒也罢，他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无不是为了巩固明朝的江山，不管行事风格怎样受人非议，目的却始终只有一个。但非常讽刺的是，在他死后亲自下令抄他家、流放他子孙的，正是他生前不惜一切所要效忠的明朝皇帝。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身体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英武而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是历史上的张居正，他的复杂和多面是明代最令人欷炆和感慨的一道风景。
张居正的铁腕政策，对于因循守旧的明朝官场来说，不失为是一场大地震，也使得张居正落下了“霸道”的名声。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末尾，对明朝的官场政治有这样的评价：“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黄仁宇先生的这段话了解到张居正当时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处在一个限制重重的环境之中，尽管他想努力作出突破，但也免不了一身的是非。他被戴上了权臣的帽子，但他之所以成为权臣，也正是当时社会体制有缺陷的折射：明太祖时期废除了丞相，内阁大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而张居正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以书牍的形式来督导政策的实行，左右朝臣的谏言，实际上是想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来弥补国家行政体制的缺陷。很显然，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带来了国家的兴盛，其弊病就是使张居正落下了揽权越矩的罪名。
也许从张居正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得出，在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永远是建立在对权力掌握的基础之上的，当权者需要，可以把你塑造成为君子，一旦出现功高盖主的情况，君子也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小人。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张居正在世时由于实行了诸如“一条鞭法”、“考成法”等重要改革措施而被誉为“宰相之杰”，风头无人能及，甚至被作为品德高尚的楷模而广为称颂。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创立的“考成法”，其法良善，但却引来文官集团侧目，而且“考成法”还成为张居正破坏族治的一项重要罪名。结果，在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之时，皇帝对他的评价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比如在由张诚等主持的抄家中，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无情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房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就被封闭，饿死十余人。查抄家产更是锱铢必较，共计抄出黄金2400两，白银107700两，金器3710两，银器5200两，金首饰900两，银首饰10000两等。这与他们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于是丘便对张家上下大加拷问，穷迫硬索。
张居正的二子张懋修经不起拷问，屈打成招。长子张敬修（原任礼部主事）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而自缢身亡。张敬修临终前留下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其中有这样的语句：“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张居正及其家人从万人景仰到被视如草芥，就在一夜之间，这样的巨大变化，读起来让人感慨不已。
绕不开的历史 绕不开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