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悲剧英雄，这些英雄都曾经离成功很近，但是最终都永远地远离了成功，归根结底，原因只有一个：自乱阵脚，内因作乱。
荀子的一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历史统治的一个真理：民心和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否得到了民心是衡量当权者的江山是否稳固的硬指标，而由人民所发出的舆论和民意更像是一股历史中的潜流，它让人摸不着其具体的形体但却又真实地存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舆论大师”利用宣传巧用民意获得成功的例子：善用民心的唐太宗和堪称宣传大师的刘备就是这其中的典范。刘备用他的眼泪在三国历史中制造了强大的柔情攻势，硬是以最弱的实力取得了三分天下的优势局面；而唐太宗则是用善待百姓、掌握舆论走向的方法巧妙掩盖了自己不光彩的登基之路。与刘备和唐太宗相比，闯王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的各位农民领袖，则是因为忽视了民意和舆论的力量而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剧性的一笔。
掌握好舆论与人情这股历史的潜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弄不好就会像董卓一样带点委屈地被历史定义为一个丑角；相反，做得好的话则会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在舆论的帮助下巧妙称帝。这其中的学问，还真需要我们好好地琢磨一番。
祸起萧墙——内因作乱
人们常说：历史可以让人引以为鉴。一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成功者和失败者争夺话语权的历史。阅读历史事件，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曾经离成功很近，而且他们在历史中也往往是作为英雄出现的，可惜，他们的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悲剧英雄，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往往是从内部出现的。
农民起义家的悲喜人生
生于乱世，才华横溢，曾经几乎接近权力的顶峰，最终却功败垂成的英雄有很多，闯王李自成就是其中一个。
李自成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原名鸿基，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出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自成从小家境贫寒，童年为地主牧羊。天启六年（公元1626），他充军成为驿卒，刻苦练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李自成在老家米脂县号召饥民起义，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后又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
“时事造英雄”，生于乱世的李自成，很好地利用了时代赋予他的机会与条件，从一个为地主放羊的穷小子，一跃成为农民军领袖，并且在征战中无人能敌，战绩显赫。
◎ 辉煌的战绩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逝后，李自成收其遗部两万余人。后又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击败明总兵邓炆，杀了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等地。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等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于河南荥阳，共商分兵定向之策。然后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后在真宁再败明军，迫使总兵曹文诏自杀。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他率军“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陇州、宁羌。旋即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剑州、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
李自成称闯王的第二年，围攻成都多日未克，折师梓潼，迎战明总兵左光先、曹变蛟失利。遂分道返回陕西，移师潼关，又遭明军伏击，损失惨重。李自成率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隐伏于陕西商、洛山中。不久奔赴湖北，获取了为明廷所招抚的张献忠的资助。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李自成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攻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一年后，李自成重入河南，破永宁，斩杀万安王朱采，又与当地农民军首领一斗谷合兵，兵力一度达到10万，进而攻克宜阳。进至卢氏，得到牛金星和宁献策这两位重要谋士，随后李自成采纳李岩“均田免赋”建议，深得民众拥护，著名的歌谣“迎闯王，不纳粮”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开来的。
在随后三年里，李自成率众围攻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与罗汝才率二十万众再围开封，激战二十余日未克，回师攻破河南襄城，俘斩明总督汪乔年和降明的农民军首领李万庆，攻克陈州，与当地农民军会师，返师三围开封。
重返襄阳后，李自成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的口号安民，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大顺政权。李自成被拥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封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命张国绅为上相，牛金星为左辅，刘宗敏为权将军，李岩为制将军。随后，他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制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后取北京的作战方略。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在汝州之战中歼明军四万余人，逼迫孙传庭败逃陕西。乘势间道缘山追击，尽歼镇守潼关明军，击杀孙传庭，占领潼关、西安。随后分兵追歼明军残部，接连攻克延安、汉中、榆林等重镇。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定军制，封功臣，开科取士，正式建立了农民政权。随后他率师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等城。旋即兵分两路，李自成派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真定；自己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随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昌平。三月十七日，两路大军会师北京城下，于十九日破城，逼迫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终于兵临北京城下，迫使崇祯皇帝自杀，明朝覆亡。李自成同时改明五军都督府为五军部，变武将称谓，定品位，完善军制。此时的闯王，已经达到了个人权力的最顶峰。但可惜的是，他的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高峰，相反，他领导的农民革命，开始走下坡路了。
◎ 比窦娥还冤的陈圆圆
为瓦解明军残余势力，李自成多次遣使招降明总兵吴三桂，但都没有结果。这里就出现了一段被无数人津津乐道的插曲，就是吴三桂最终投降清军的原因。吴梅村的诗里有“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句子，说的就是崇祯在煤山自杀乃至举国痛哭以及吴三桂因爱妾被抢投降清军的事。历史上习惯于把陈圆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转折的重要因素来强调，不少人在印证“红颜祸水”这个概念的时候经常举出这个例子。
可李自成抢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真的是大顺政权走向末路和吴三桂一怒为红颜的“导火线”吗？这种说法实在缺乏说服力。李自成在高迎祥死后接过他的旗帜和名号，成为李闯王。高闯王的亲妹妹是李自成的妻子高夫人。这位高夫人很不简单，在战争中她为丈夫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人的感情一直极好。可以看得出，李自成和元配夫人在战争中建立起来了革命情感。但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建立了大顺政权、自立为皇帝之后，还能忠贞于共患难过的妻子高夫人吗？不大可能，因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而且李自成集团在建立政权之后的种种腐化堕落行为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抢来陈圆圆，不是闯王的真情流露，而是登上权力宝座后赤裸裸的欲望展现。
至于吴三桂，从来就不是个傻子，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抢走后自然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但他是因为陈圆圆而拒绝了李自成的招降吗？历史上对吴三桂投降清军和陈圆圆有多大关系这一问题说法不一。
以吴三桂的精明程度，就算没有陈圆圆，他依然会投降清兵。吴三桂在崇祯死后，作为崇祯的臣子，本该下令全军重孝，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这点可以看出，他是没有誓死效忠明帝的想法的，必要的时候他肯定会见风使舵。而且在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崇祯曾下令命他勤王，但是他却以要护送宁远百姓为借口而迟到，导致李自成顺利攻克北京，逼死崇祯。当时明军对李自成的军队很害怕，吴三桂也不例外。但李自成刚刚建立政权不久，就急于淫乐享受，小农意识凸现，内部矛盾重重，完全忘记了自己是靠“三年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的利民口号走到今天的。面对这些，吴三桂难道不会权衡局势吗？他一定会，而且从面子上讲，他也不愿意向李自成低头。
因此，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历史戏说的成分更大。至于陈圆圆，不过是一个弱女子，长得漂亮并不是她的错，古往今来无数的历史评论家让她承担招来外族入侵的责任，未免有失公道。李自成的败亡，吴三桂的选择，客观地说，是由他们个人的内因和当时的情境所决定的。只因为长得风华绝代，就白白背上了一个红颜祸水的恶名，陈圆圆真是比窦娥还冤。
有关李自成的死，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于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年四十岁；另一种是出家为僧，卒于康熙年间。李自成统军作战十余年，重视从严管理、训练部队；注意密切民众关系；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的战法出奇制胜，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可惜他所领导的农民队伍，始终无法摆脱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坐稳执政的椅子就急于享受，使得内部矛盾重重，最后仅仅在历史上留下了壮烈的一笔。1944年3月，郭沫若撰文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揭露明末统治的黑暗时，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骄傲腐化和吴三桂的抉择。国民党认为此文用明朝影射当时国民政府的腐化；共产党将此文用于整风运动，提醒党员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可见李自成因为内因作乱而最终导致失败的那一段历史有多么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国悲歌 祸起萧墙
与李自成相比，同样由于内部矛盾和斗争而导致失败的也更为惨烈的一个例子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农民不堪重负。从1840年到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连年暴发水灾、旱灾、蝗灾。大量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这个时期的农民反抗斗争多达一百一十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复杂的阶级矛盾，为起义革命提供了土壤。这时，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撰写了具有极大煽动性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夏，洪秀全与冯云山于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宣传教义。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赴广西传教。后来，冯云山来到桂平紫荆山发展了会众三千多人，教徒日众。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相识，肝胆相照，结为异姓兄弟，组成了拜上帝会的领导班子。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教徒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太平天国起义逐渐酝酿成熟。
◎ 金田起义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十二月初十，正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洪秀全决定领导拜上帝会的成员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这一天，拜上帝会的骨干成员为洪秀全举行了热烈的祝寿盛典，随后，于金田村内韦氏大宗祠，举行全体拜上帝仪式，宣布国号为太平天国，以次年（公元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正式举事，讨伐清廷。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九月攻克永安，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史称“永安建制”。
不久，洪秀全下诏封赏跟随他起义的拜上帝会骨干，于是他的结义兄弟们全部被封王。但是，令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这群结义兄弟就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惨烈失败的根本原因。
封王后不久，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公元1851年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公元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的宗旨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都来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公元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震。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 鼎盛时期
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公元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最终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公元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公元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公元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提倡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