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一）
三国演义本是一部通俗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小说。向来将彼归入小说的原故，是因为前人解释“小说”这个字的意义和现在很不相同。他们所谓小说，是指那用白话的文章作了给平民——他们所谓“小百姓”——看的书，或是平民自己的著作而言。《汉书艺文志》论小说，说彼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又引孔丘“小道君子弗为”的话。其中所录的书：《伊尹说》和《师旷》之下，都注曰“其语浅薄”，这是用白话作的证据；《周考》下注曰“考周事也”，《青史子》下注曰“古史官记事也”，《虞初周说》下应劭注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通俗的历史。所以中国从前所谓小说，是指那没有典丽堂皇的气概，不能列入所谓“高文典册”之中的书。那么，自然要将《三国演义》归入小说之中了。
（二）
《三国演义》虽不是真正的小说，但彼却是用作小说的笔墨来作历史，因此，彼颇有文学的意味，和其他的通俗历史如《东周列国志》，《北史演义》，《隋唐演义》，《廿四史通俗演义》等书随手乱抄，全无组织的大不相同。彼是历史，当然要因袭正史；彼却又是演义，自然不免要将简单的事实增饰铺张，改变原来的面目，并且还有虚构的部分。但彼虽因袭正史，却不是随手乱抄的；彼在旧材的取舍上和叙述的详略上是很费了一番剪裁的工夫的。彼描写书中人物的个性，虽然比不上《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诸书，可也不曾将刘备和孙权，张飞和关羽……写成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口吻，同样的动作。请问：为什么看《东周列国志》的人对于齐桓、晋文、管仲、子产、伍子胥这些人的事迹并不觉得怎样的有趣味，而看《三国演义》的人的脑子中便深深的印着曹操、关羽、诸葛亮、司马懿这些人的性情，口吻，动作呢？这就是《三国演义》工于描写，有文学的意味的原故啊。
《三国演义》之历史和文学的价值，我以为和《国语》（即“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本来只是一部“国语”，刘歆把“国语”中抽出一大部分与“春秋”有关的事迹，又造了许多解释“春秋”的话，依年重编，名为“春秋左氏传”，康有为的“伪经考”说得很明白）最为相像。照旧时的见解说，《三国演义》是“君子弗为”的“小道”，《国语》（包《左传》）是“羽翼圣经”的“贤传”。这样的区分，当然是毫无道理的。我以为《国语》是一部从周穆王到周元王五百余年间的历史演义。《国语》记战争，记大事，记各人的言论，都很有小说的意味，不用那呆板板的记账式，彼往往将干燥无味的事迹写得生动变化；《三国演义》叙事的方法，正和《国语》相同。《国语》中曾特意描写几个有名的人物如叔向子产诸人；《三国演义》也特意描写曹操关羽诸人。《国语》取材于“诸侯史记”等书，而将史迹放大，加入许多奇巧的情节和婉妙的词令；《三国演义》取材于陈寿《三国志》和袭松之注中所引各书，也将史迹放大，加入许多奇巧的情节和婉妙的词令。《国语》的著者是战国时代的人，他虽然是记西周到春秋末年的事实，但常常流露出战国时代人的口吻（郑樵和姚腽鼐考证得很明白）；《三国演义》的著者是明代人，他虽然是记三国时代的事实，但也常常流露出明代人的口吻。这是两书很相像的地方。
（三）
上面所说的话，我曾经对朋友们谈过。有人听了，便问我：你说《三国演义》是通俗的历史；又说彼对于事实是增饰铺张的，而且还有虚构的部分。但历史是应该讲究“考信”的，改变事实的历史，如何可以认为通俗的历史？莫非你以为在通俗教育的范围中讲历史，不必严格的讲究“考信”吗？
我说：你这话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说《三国演义》是通俗的历史，是指原书的性质而言，是说彼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被平民社会认为历史而言，不是说我们今后还应该将彼作历史读。“通俗教育”这个名词，我以为在共和国家是不应该有的；共和国的教育，当然是一律平等，有什么通俗不通俗的分别！只有那班不懂道理的官僚绅士们，他们自己吃饱了肥鱼大肉，将剩下的骨头抛给一班饿着肚皮的苦人，还说：“我可怜你们这班没有福气吃好东西的小百姓，我现在特别加恩，将这骨头赏给你们吃。”这就是现在所谓通俗教育！关于历史的教授，我主张对于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将史事严格的“考信”了，才讲给他们听；我极端反对只有老爷少爷们才配看“信而有征”的正史，小百姓们只合看“齐东野语”的裨史的办法。
但要讲究“考信”，则不但《三国演义》不能作为历史读，就是那向来所尊为“高文典册”的正经正史如《尚书》，《春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鉴辑览》等书，也何尝就可以作为历史读。《三国演义》对于事实，固然是增饰铺张，而且还有虚构的部分，但那正经正史也是如此。不说别的，单说那所谓什么三皇，五帝，三代（至西周止）的事实，百分之中倒有九十分以上是后人虚构的；那“言不雅驯”的百家传说，前人已经对彼怀疑了，但是那被尊为“经”的《尚书》，如《金滕》一篇，就是满纸鬼话，其荒诞不经的程度，比《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那一段还要加增几倍。我们看崔述的《考信录》，便可知经传所记三代及其以前的史事，大都是由简单的一句话逐渐增饰铺张的；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所引各书，便可看出一件事实彼此记载的详略不同以致歧异，什九也是由于逐渐增饰铺张的。所以若说《三国演义》的事实不足信，而信正经正史的事实，其见解实等于不知道二五即是一十，半斤即是八两。
（四）
我以为《三国演义》在今后虽不能再作为历史读，但大可竟作为小说读。将曹操刘备诸人看得和宋江武松诸人一般。彼的文学的价值，虽比起《水浒》《红楼梦》诸书来，未免差得还远，但在过去的中国白话文学书中，彼必可占“第二流”的位置。现在将彼表章出来，作为一种文学的读物，是很应该的。
我对于今后读《三国演义》的人，我希望他们读彼和读其他小说一样，专注意于人物的描写。至于那一千七百年以前的历史上，有姓曹的，姓刘的和姓孙的三个人，他们因为要抢坐一把独夫民贼坐的交椅，彼此都指挥他手下的狗头军师和小喽罗们互相厮打，谁便宜，谁吃亏，都是“鸡虫得失”的细事，犯不着我们来替他们耽忧。要是今后再有替刘备诸葛亮流眼泪，大骂曹操该千刀万剐，对于关羽还要“关公”、“关帝”、“关夫子”、“关老爷”的闹个不休的人，我却要对他说一句干脆的话：“您看《三国演义》看傻啦，以后可别看啦！”
（五）
《三国演义》虽是一部白话的文学书，但彼的白话是用白话和文言杂糅而成的既用“之”“乎”“者”“也”等字，又用“了”“的”“这个”“那里”等字；有时用很隐晦的古文词类，有时用很浅显的白话词类；有时用不合白话的古文句法，有时用不合古文的白话句法。总之这部书的文体，是庞杂不纯的。这文体庞杂不纯，或者有人认为是彼的短处，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的意见是这样：
（1）白话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乎彼此所用词类和句法的不同。实因前者是自由自在的，后者是披枷带锁的。主张古典文学的人，以为必须摹拟前人文章的旧腔套；其实在前人作文章的时候，本是很自由的，并没有预定了这样一个腔套；可是古典文学者不但摹拟了这前人的旧腔套，而且还要造出什么“义法”，什么“格律”这些名目，如是如是，这般这般，鬼话说上一大串，作了镣铐锁住自己，还要去锁别人。主张白话文学的人，是要扭断镣铐，还我自由，不再干削小了脚去凑鞋子的笨事，不再装没有生病而哼哼唧唧的丑态；无论什么思想，什么语言，都可以用文章表示出来；他们对于词类和句法，不问古今，不问雅俗，都可以信手拈来，供我自由使用，绝不受丝毫的拘束。这种白话文学初产生的时候，彼的文体总是庞杂不纯的：《三国演义》以外，如唐代禅宗的语录，宋代柳永辛弃疾诸人的白话词，陆游杨万里诸人的白话诗，元代的戏曲，明代李贽袁宏道诸人的白话诗文，现在梁启超吴敬恒诸人的新体散文，胡适五年前作的白话诗词，都是用白话和文言杂糅而成的。这种文体成了气候之后，逐渐蜕变，逐渐改良，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纯粹的白话文学。站在纯粹的白话文学一方面看，自然觉得彼的白话太不纯了，太庞杂了。但我们应该知道，由古典文学变为白话文学，若不经过这个庞杂的阶段，是不会一蹴而几于纯粹之路的。
（2）白话这个名词，我们不要将彼看得太窄了。现在有些人拿起笔来作白话文章，常常要提心吊胆，觉得某句太像文言，某字不是白话中所常用的，总非将彼等避去不可；于是对于象文言的句子，必须逐字直译为白话，弄成一句“盘空生硬”的白话，对于白话中不常用的字，必须找一个常用的字来替代，弄得字义似是而非。殊不知词类和句法，古今虽有不同，但这是逐渐蜕变的。这种蜕变，完全是循自然的趋势：有些词类和句法的寿命很长，几乎没有什么古今的变迁；有些寿命很短，常常看见彼在那里蜕变。《荀子·正名》篇所谓“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最可以作为这种蜕变的说明。因为词类和句法是逐渐蜕变的，所以白话之中往往保留着许多古文中的词类和句法；大概古文中较合于语言之自然的句法，意义很显明的词类，有大部分都被白话所保留。既被白话所保留，则已经变为白话，决不必因其中有“之”“乎”“者”“也”这些字样，便相戒不敢用入白话文章之中。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对于“白话”这个名词，曾经定了三个意义，如下：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答钱玄同书”，见“胡适文存”卷一，页五四，五五）
他这个“白话新解”，我极以为然。我主张凡明白易晓的文言，可以尽量输入于白话之中，使白话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于应用上可以大得便利。
我因为怀了这两个意见，所以对于《三国演义》的文体，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又以为我们现在作白话文章，有时也不妨略略采用这一类的文体。说到这里，还要郑重声明一句：我这话决不是劝大家用《三国演义》去代《古文观止》，尤其不是劝大家拿《三国演义》当作《古文活套法》用。请大家千万不可误会！
一九二二，五，二九，午后十一时，作于北高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