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
一、《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历史形成
《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也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既忠实于三国时代的基本史实，又显示了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它在历史与现实以及中外各种读者层中所产生的超乎文学之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三国演义》，同其他三部章回小说：《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并称为“四大杰作”，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品，但从民族文化的历史蕴含来看，其他三部古典小说又是很难与它相比的。自《三国演义》问世六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经久不衰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读者群。它还进入了其他艺术题材的领域，如说唱、戏曲，几乎没有一种地方戏曲不采用《三国演义》的题材，再创造着它的古老的故事。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生活的沃土之上，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操守乃至政治谋略、处世之道等等，均产生还将继续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六百多年前，但三国故事、三国英雄人物的传说，却是远在魏晋时代就开始流传了，如（南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世说新语》，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雏型小说的著述，其中就记述了《三国演义》写到的人物二十六七人之多。《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用的当时史书杂记，如《献帝春秋》、《汉晋春秋》、《魏氏春秋》、《英雄记》、《曹瞒传》、《江表传》、《魏略》、《晋纪》等多达二百多种。它们所记述的事迹与人物性格表现，虽未为陈寿《三国志》所采用，却作为素材被有选择地熔铸在《三国演义》的艺术情节和艺术形象里了。到了晚唐，三国故事的流传，已有些接近《三国演义》的痕迹。如杜牧的《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见诸葛亮用曹操欲得二乔以激怒周瑜的故事，在唐时就已流传。到了北宋时期，三国故事在口头艺术中的创作，则已具有“讲史”的规模了。《东坡志林》里就记录过这样一段轶事：“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称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孩子中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应当说首先是受了那“古话”中思想的熏陶。而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所记载的“瓦肆伎艺”说话人擅长的故事，“说三分”的霍四究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说三分”即说三国也，这时大概已有了“演义”的轮廓。最早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三国讲史的话本，是元代的半白半文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到了元末明初，才有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
从这些资料的脉络，我们可以获知，三国故事，从传说、口头创作、到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成书，几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酝酿和创作过程，集中了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心血、智慧和创造。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不完全是一位作者创作的，它的艺术描写时粗时细的不平衡性，表现了它的弱点和不足。但是，成书的《三国演义》从明代以来，却一直和罗贯中的名字联在一起，叫做“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而从小说贯串的思想蕴含和艺术描写风格来看，它又确实是出自一位伟大作家的手笔。用明代人高儒的《百川书志》的评价说，罗贯中是“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赅括万事”，终于完成了这部气势雄浑，结构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的长篇巨制。
至于罗贯中其人，至今发现他的生平资料甚少。明代人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有过这样一段简略的记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此外，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中说：“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从《三国演义》的创作，人们也可以看出，罗贯中绝不是一般的封建文士，也不是瓦肆伎艺场上一般的书会才人。他应当是一个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有抱负、有理想，并有一定实践经历的豪杰之士。他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也十分熟悉三国故事的民间源流。他不只熟读过陈寿的《三国志》，更认真研究过裴松之的那些注。他恭恭敬敬地写了“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他也确实以陈寿的《三国志》所记述的史实为主干，但他又大胆地从裴松之注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素材，不顾正统文人所说的“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敢于根据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的需要，博取百家，集纳概括，熔于一炉，写了近千个有名（多数）和无名（少数）的人物，创造了近百个历史性格突出的艺术形象，其中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董卓、吕布、赵云、孙策、孙权、周瑜、鲁肃、马超、黄盖、张辽、司马懿等，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流传千古的不朽的英雄典型或个性突出的智勇人物。他所写的是历史的题材，但又是小说创作。当时叫做“讲史”，“演义”，今天称为“历史小说”。这种历史题材的“演义”，以后还出现了很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部，而《三国演义》所以得到“开山之作”的赞誉，恰恰受历史事实的局限。它是以感人的艺术形象在广大读者群中产生影响的，它的影响的确超过了真实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它的艺术典型和艺术形象内含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却是《三国志》史书无法与之相比的。《三国演义》流传了六百多年，直到今天，还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且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从不同视角发掘它的历史文学价值。
二、《三国演义》为什么能这样广泛流传，历久不衰，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谈到三国故事和《三国演义》为什么能这样广泛流传，历久不衰，为广大读者所喜爱，鲁迅在《中国的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从文学的角度是这样评价的：“因为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做小说，而且三国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又是在一千多年来口头流传的民间艺术不断丰富创作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蕴含着人民的群体智慧和创造。只不过，我以为，罗贯中虽汲取了三国故事民间艺术的营养，但他的小说，却是独立的创作，也就是说，作者是用三国的题材，抒写着他的理想、抱负；他所创造的众多的三分天下的英雄人物，忠奸、正邪、善恶、美丑的臧否评价，都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价值观。我不赞成某些历史学家，对《三国演义》笼而统之地给以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否定，但又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观念、伦理思想，给《三国演义》以深刻的影响。
然而，《三国演义》又绝非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曹操的“谤书”。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并没有给曹操简单地画白脸，而是塑造了一个精神面貌十分复杂的封建政治家的不朽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封建政治家的典型。《三国演义》的曹操，绝不是简单的白脸奸贼，而是一个性格多面而丰满的形象。他是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有着无穷贪欲和权势欲，但又有着非常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的铁腕统治，他的斗争策略，广泛而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艺术”。为了保存自己，他宁肯“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而残杀无辜（像杀吕伯奢一家、杀刘馥、杀华佗）；为了夺取政治权力，他非常善于巧妙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用假仁假义来笼络人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可是，他至死都不肯篡位，因为这样更便于制止分割的群雄僭号称王，而又有利于他曹家创立基业。所以，在他去世前，看到孙权劝进的信后“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火炉上耶？”却又意味深长地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对于政敌，或者在政治上对他有碍者，他总是要借机除掉（如孔融、杨修），而当名士祢衡当面辱骂他，他却为避免害贤之名，把祢衡送给刘表，想借刘表的手除掉祢衡；从大局出发，他又毫不加罪于曾在袁绍处起草讨他檄文，“辱及祖、父”的陈琳——“怜其才而赦之”。官渡之战大破袁绍后，他发现了当时的“许都及军中人与绍暗通之书”，有人要他“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认为，“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包括像刘备这样的人失势后去投奔他，他明知刘备绝非久居人下者，很可能将来会成为他的劲敌，在青梅煮酒论英雄时，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刘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但他考虑到“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因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只拒绝了部下杀刘备的提议，还在朝中保荐刘备做豫州牧。至于争取关羽，那更是《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情节了。从温酒斩华雄时，他就非常喜爱关羽。刘备徐州败绩，张辽为曹操说降关羽，所谓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曹操全都允诺，而且厚待关羽，保护刘备家小，煞费苦心地培植关羽的感情。但当他发现终于不能留住关羽，就决定把他放走，亲自赶来送行，以示仁义。为了笼络将心，他可以不祭爱子，而哭祭同时遇难的爱将典韦。
从以上几个简单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性格多面的复杂而丰满的形象。人们曾称之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可见罗贯中并没有把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漫画化。他的所谓“雄才大略”，在小说里更表现得非常突出，即使是利己主义者的“奸雄”的性格特征概括凝注在曹操形象里，也应该说它是从这类历史人物里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又非常丰富的真实生活中的典型。而它之所以如此深刻感人和富有历史意义，又是因为这个曹操多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都尖锐地反映在它的政治斗争的生命里。何况，曹操的形象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在《三国演义》政治风云的整体画面里是一个最突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它和它所处身的环境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它的多面复杂的性格，正是它所处时代结出的果实，甚至也可以说，是三国故事流传以后整个封建时代历史文化结出的果实，如果从较深层次的内涵来分析《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历史与审美价值，那么，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取得了一致的。
不过《三国演义》又确实渗透着尊刘贬曹的倾向，但尊刘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是维护那已经腐朽透顶的衰落王朝呢？说三国蜀汉的英雄人物的忠义智勇，受到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喜爱，这是可以讲得通的；说东汉末年那被宦官专权搞乱了的一代王朝——所谓桓灵之世的统治，也能唤起历代人民的思古之幽情，那就未免曲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了，就连刘备生前与诸葛亮论及时事，不是也“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尽管罗贯中是以刘备的蜀汉为正统，作者所歌颂的主要英雄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也是以复兴汉室为己任，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和著名的《出师表》，确实也有着正统思想的明显印迹，但是，穿透小说情节和艺术形象的理想之光，却是战乱苦难中的人民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对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的封建社会关系的渴望。这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生活观念的古代儒家学说精髓的价值观，而用现代时髦的文化术语来说，这或许就是属于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
鲁迅虽然说过“《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但罗贯中却是极力渲染了刘备的宽厚仁德，当然也是为了从对照中批判奸狡凶残的曹操。刘备自己就说过：“操以急，吾以宽。操以紧，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相背，事乃可成。”陈寿《三国志》对历史人物的刘备，也有这样的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世，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又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陈寿还不只一次写刘备的“得人心如此”。如写刘表死后“荆州豪杰”归顺者日益多；写刘备当时本可取刘琮而代之，连诸葛亮都劝他“攻琮，荆州可有”。他却不肯这样做，宁肯逃亡；即使在逃亡中被曹操追得十分危急，归附他的人“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弃重速行，确保江陵”，他也不肯，理由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我何忍弃去。”这些历史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孕育小说创造文学形象刘备的素材么？自然，在小说里，作者在一切思想、做为，待人接物，都艺术地突出了刘备这方面的性格特征，以表现他的“信大义于天下”，得人心的归附。其实，这也不是始自《三国演义》，在口头艺术的广泛流传中，刘备这种性格特点就已经定型了。他的“三让徐州”谦逊克己的态度，他的“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风范，他的不肯乘人之危夺取荆州的不忍之心，小说都有着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刘玄德携民渡江”，更是罗贯中着力渲染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三国时代，以及以后封建社会不断改朝换代的人民群众，累经奸佞当道，诸侯螽起，连年战争，相互残杀，可谓痛苦不堪，他们寄希望致力于统一的有道明君的出现。于是，宽厚仁德、体恤黎庶的刘备的艺术形象，就不断地得到更深层次的丰富和创造。孟子曰：“以力征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曹操性格的特点是以“力征”，刘备则如自己所说，他是坚持以“德化”，来与曹操争衡的。于是，《三国演义》就出现了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之外的刘备占人和的“仁君”的形象。
而“仁君”又是必须有能人贤臣来辅佐，才可成其大事。于是，名垂千古的贤臣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被塑造成忠贞智慧、呼风唤雨的全才。历史人物的诸葛亮，本来就是一个有名的“贤臣”。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赞扬他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正因为在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有过这样的清明政治，所以才有“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在《三国演义》以及有关三国故事的戏曲里，诸葛亮的形象，所以脍炙人口，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他的深入人心，又不只因为他的“忠臣贤相”的形象，而在于作者赋予这位忠臣贤相以富有传奇色彩的“超人”的智慧。这在历史人物诸葛亮身上，虽然有一定的真实基础，如未出茅庐前，与刘备的“隆中对”中，就有鼎足三分的预见，替刘备规划了争天下的奋斗目标，所谓“跨有荆益，保其宕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好于孙权，内修政理……”确实表明他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这个所谓定三分隆中决策，当然并非真正的“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倒恰恰是他因为长期观察、分析汉末兼并战争和政治形势而得出的结论。陈寿还说过“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但是，在口头艺术和戏曲，特别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却成了兼有政治、军事、外交、天文、地理的天才人物，而且特别突出了他的“神机妙算”的军事才能。至今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京剧剧目《群英会》、《借东风》、《空城计》，都集中地、富于浪漫色彩地表现了诸葛亮的“超人”的智慧。如果说在《群英会》、《借东风》里，是通过诸葛亮和嫉贤妒能的周瑜的性格矛盾，处处夸张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才智无比地高于周瑜，成了赤壁之战的关键人物；那么，在《空城计》里，主要则是通过他出其不意地使用巧计，吓退了司马懿，脱出重围，表现了他在复杂斗争形势中怎样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使敌人受挫，保自己安全。事实上这三出戏，只不过是从小说里抽取出来加以敷演的三个章节而已。我以为，对于政治家的诸葛亮形象的塑造，罗贯中的最得意之作，大概莫过于小说第四十三回的“舌战群儒”了。小说通过诸葛亮初来东吴的这场舌辩，井非只是写出了诸葛亮的辩才，更重要的是昭示了这位贤臣治国平天下、惩恶扬善的抱负和理想，丰富地表现了一个务实的、深刻了解政治形势的封建政治家的才能和智慧。
“白帝城托孤”，“五丈原禳星”则已是英雄末路。作者虽是怀着极伤感的情绪写了“仁君”“贤臣”的悲剧失败，但他的“仁君”“贤臣”的理想，却燃烧在作者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特别是刘备和诸葛亮的艺术形象里。所以“尊刘贬曹”的倾向，虽不脱正统思想的窠臼，却依然是得人心、得民心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社会条件下，一般地说，人民的政治理想，也只能达到这种水平。
自然，《三国演义》所以能这样广泛的流传，脍炙人口。主要还是在于它渗透着对仁君、贤臣、义友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毫无疑问，这种社会理想，是有着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的潜移默化，但是，从《三国演义》的历史形成和文化内蕴来看，却不能不说，儒家学说的社会理想在人民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又受到了他们符合自己的生活、理想、愿望的改造。
《三国演义》里的“仁君”“贤臣”以及他们的关系，都是经过历代人民理想的灌注、愿望的寄托。小说在诸葛亮艺术形象里，正寄托着人民心目中的君臣之间政治平等的要求与愿望。君臣而又义友，这就是人民理想中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升华，也是《三国演义》所以“尊刘”，而大力赞颂蜀汉英雄悲剧的深刻内涵。历史人物的诸葛亮，追随刘备，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一生不只忠于刘备，而且忠于刘备托孤之重，《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就说他“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长之”。“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足数升”，终于累得“呕血而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千古传为美谈。
不是连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都有抄录《出师表》的真迹么？在人民的心目中，这不是对皇帝的愚忠，而是“义不背本”，“义不负心”。可见刘备与诸葛亮是知心之交，患难之交，所以有人传说“张子布（东吴老臣张昭——引者）荐亮于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杰，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是以不留。”《三国志》注者裴松之立即驳斥说：“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关羽为曹公所获，遇之甚厚，可谓尽其用矣，犹义不背本，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
这番议论也正道出了千百年来人民以至罗贯中的“尊刘”倾向的选择，是看到了他们的“患难相扶，祸福与共”、舍己为人，为国捐躯的品质，而这正是中国人民所尊崇的传统美德。利己主义者在东方伦理观念里永远是吃不开的。勇于为别人和集体利益而牺牲的重然诺的人物，才是人民心目中的理想楷模，而这也是罗贯中突出宣扬蜀汉开国人物相互关系的伦理基础。更是《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中心主题。
如果说《三国演义》里的仁君、贤臣的相互信任是建立在“义友”的基础上。那么，传为千古美谈的“桃园三结义”，就更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适合中国人民传统道德心理的艺术创造。的确，《三国志·关羽传》中是有过这样的记载：“先主与二人（指关羽、张飞——引者）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费诗传》也说：“王（刘备）与君侯（关羽），譬如一体，同心休戚，祸福共之。”刘、关、张出身微贱，刘备又是长期被人驱赶而处于困境，但与关、张的情谊始终未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正是人民所喜爱的品质，并在艺术创作中注入了自己的血液，给以理想美的升华，而关羽更是罗贯中所着力塑造的“义友”的楷模。因为刘、关、张的兄弟之义，也关联着蜀汉英雄失败的悲剧。
首先，小说是描写了关羽对刘备的义。像关羽降曹一事，史实上本是被擒投降。但为了使关羽的形象更理想化，更有光彩，小说彻底改造了这段情节，并做了极大的艺术渲染。关羽降曹的一切行动，都被变成了忠于刘备的“义薄云天”品质的集中表现。“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关羽和张辽的有声有色的对话，是多么理想化而又不失艺术真实地描绘了关羽处于困境却又大义凛然的英雄性格。降曹事件，经过《三国演义》这样一改造，就突出了关羽的重义的品质，被迫降曹的关羽，非战败被擒，降曹也是为了尽义，而且“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当然，罗贯中不只在情节改造和大量的具体描写上，也在历史素材的基础上，生发出耐人寻味的细节，以义贯通，以义渲染关羽义的形象和性格的魅力。身在富贵之中，美女金帛不足以动其心，高官礼遇不足以移其志。“新恩虽厚，旧义难忘”，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专注在存亡未卜，穷愁破败的结义兄弟身上。生则“不可背之”，死则“誓以共死”，“愿从之于地下”，效羊角哀，左伯桃之义。最后终于挂印封金，告别曹操，斩关夺路而“千里独行”，奔刘备于河北。光明磊落，来去分明，完全实践了降曹时的诺言。
这虽是小说家言，却也是封建时代人民的理想。大意失荆州，关羽毁败。在史实上不也确有“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终于招致彝陵的大败。张飞更是早在伐吴之初被害。所谓“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把这“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信大义于天下”，写得何等刻骨铭心。《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写刘备在听到关羽被东吴袭杀之后：“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并且说：“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八十一回写刘备拒绝一切劝告，坚持进军东吴，为关羽复仇，甚至说出了这样决绝的言词：“朕不为弟复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张飞得知关羽被害后，也像刘备一样，“旦夕号泣，血湿衣襟”，“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放声痛哭不已”，终至“急兄仇”而遇害。刘备、张飞，都死于为关羽复仇，实现了他们“义不负心”“誓同生死”的殉义诺言。
所以，《三国演义》的“尊刘抑曹”虽把仁君、贤臣、义友，都集中在塑造蜀汉君臣的艺术形象上。然而，义不背本，义不负心，却又是蜀汉英雄悲剧得人心、得民心的魅力所在。尽管他们的行为，也渲染着正统思想的色彩，但更强烈地还是表达了中国人民惩恶扬善、崇尚忠义的感情和愿望。
三、《三国演义》——人民群体智慧的创造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本可以称为历史小说的杰作，就是对它批评得很严厉的章学诚，也不能不承认，小说对史实的处理是“七实三虚”。而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又是一部内蕴丰富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在今天，《三国演义》已走出中国，甚至走出文学，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获得了读者，譬如企业家从中得到经商之道的启示。我不懂商业，但《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又是长期在人民中间经过口头流传和说话艺术的一代代承接交融，成为有着多层次参与的共同创造，毫无疑问，即使在罗贯中的“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的创作过程中，也熔铸了群众的爱憎感情，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审美。
从艺术上讲，观察、概括、想象、虚构、表现、再观察、再创造，多层次的参与，也就使《三国演义》小说有着历史文化的多层次的结晶。人类智慧的创造，在文化艺术中，总是要体现在艺术形象的“鲜活的面容”里。这也就是使得三国的众多英雄人物活在历代人民艺术欣赏中的奥妙所在。
《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是来源于罗贯中的博采百家，熔于一炉。
一、《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尽管它取材于史实是“七实三虚”，并有着“尊刘抑曹”的正统思想，但是，它却通过这三分天下的历史纷争，深刻地揭示了一代代王朝更替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三国演义》的情节里，政治斗争完全撕去了伦理观念道德说教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凶残的面貌。乘着汉末黄巾起义的机会，掌握实力的各个地方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也为了分割土地和势力范围，采取一切形式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真是一幅千奇万变的政治风云的色彩画。今天曹操和袁绍联合讨伐董卓，明天曹操和袁绍又展开了杀人盈野的争夺战。今天曹操还结纳刘备，叫皇帝册封刘备为豫州牧，尊为皇叔，明天又把刘备当成逆贼、仇敌去追击。今天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抗击曹操，明天蜀吴联盟又分崩离析，相互仇杀，不共戴天。真是千头万绪，变幻莫测。但是，通过这色彩斑斓的纷争局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串着这些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一条中心线索，那就是这些统治集团的对立和结合，合作和拼杀，都是基于他们当时当地的各自的政治利益，集团利益的一致或分歧……这一切，在罗贯中的艺术雕刀下，都不仅表现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式里，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朋友、家庭、婚姻，总之，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漩涡。一切生活的形式，都注入了政治的内容。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王允用貂蝉分间董卓、吕布的“连环计”，自然是最突出的例子。曹操许婚于袁谭，袁术与吕布的联姻，何尝不是为了政治目的，借婚姻之事互相利用。至于刘备入赘于东吴，就更是孙权、周瑜想用联姻的名义倾轧刘备的有名的事件。周瑜本是出自杀心，而诸葛用谋，才使得这假联姻变成了真良缘——“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婚姻关系是如此，兄弟关系也不例外。曹操是用兄弟的离间计，使得袁尚袁谭为争夺冀州而火并。刘琦本是刘表长子，却因庶母所生兄弟刘琮有强大的母系势力，不仅得不到继承权，还险些被害。曹操尚且在世时，他的儿子们争为世子的斗争就已开始了。他死后，这种斗争还在继续，曹丕袭位魏王后，曹彰立即提了十万大军来，质问“先王玺绶安在”。曹植、曹熊不敢来奔丧，也被曹丕构成罪名，曹熊惧罪，自缢身死。曹植被捕，受罚七步一诗，吟出了那有名的诗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才免死流放，使这位有才华的诗人饱经忧患，一生郁郁不得志。
这些情节，的确有不少是艺术虚构，甚至只有一点原由，便生发开去，它们虽非当时的历史事实的真实，但却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可能和必然存在的历史真实。
二、给历史经验以哲理的升华，也是使《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百科全书的思想艺术特色之一。《三国演义》写了那么多群雄并起的政治、军事、外交的纷争，虽然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但都内蕴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伦理道德、文化知识。从历史经验来看，《三国演义》确有多层次的总结。罗贯中虽有尊刘倾向，但他绝没有对大的历史真实进行歪曲。魏、蜀、吴三国在争天下的过程中，都各有自己的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即使是作者所贬抑的曹操，小说的描写也没有掩盖他的英雄本色。曹操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讨董卓，擒吕布，破袁绍，败袁术，攻乌桓，逐马超，追刘备，统一北方，直逼江东。确如诸葛亮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曹操是靠收降青州兵起家，统一了北方。有了巩固的根据地，而他最得意的战略决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再有就是所谓“修耕植以蓄军资”的屯田制。至于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斗智斗谋，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孙吴的确是占了地利，依靠长江天险，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动摇于魏蜀之间，虽苟延到蜀亡之后，终是唇亡齿寒，难以维持偏安，很快“三分归一统”也被灭掉了。
自然，作者写得最精彩的是诸葛亮《隆中对》对三分天下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也可以说这是《三国演义》里有关“战略决策”的最典型最成功的描写，也是对诸葛亮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范，在未出茅庐前的最生动的写照。诸葛亮对汉末社会形势的了如指掌，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全局的深刻分析，为刘备精密筹划的如何把握时机“据荆州，取巴蜀，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然后，“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即可“成大业”，“兴汉室”。这是涉及到应对东西南北全面的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内政等一系列策略，其核心是联吴抗曹，在这一段时间里曾成为蜀汉兴旺发达的战略决策，而一一得到了实现。只可惜东吴背盟，关羽毁败，使他功亏一篑。三国各方政治领袖及其智谋之士，也各有自己的一套领导艺术，举贤选能，知人善任的方略，或多谋善断，或集思广益，或刚柔相济，或从善如流，或宽以待人，或能屈能伸，多少历史经验在复杂的人间关系里得到展现，得到升华，树一代风范，留千秋遗爱，给后代人以深层次、多方面的生活、哲理的启示。
总之，《三国演义》虽有“尊刘抑曹”的正统思想倾向，但它又有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历史，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善恶美丑，是非爱憎，人民作出的选择，自有其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的内涵和背景。而成书后的《三国演义》的长久流传，至今仍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更加说明了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精品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