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海明威习惯在给朋友的信末，用一个笔画简单勾出三个山峰夹两个山谷的符号代替签名，或者该说，以那个符号作为他的签名。那代表的是他给自己取的印第安名字，念作“Three Mountains”。
海明威模仿印第安人以大自然现象命名的习俗。他觉得自己和印第安人关系密切，有时甚至说他前辈子是个印第安人。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开头写一个名叫尼克的少年在印第安部落附近长大的故事。小说集中最有名的一篇，标题就是“印第安部营地”。
这篇小说描述尼克随着医生爸爸前往印第安部落，那里有个女人难产需要救助。尼克的爸爸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紧急帮难产的印第安女人开刀剖腹，救出了卡在产道上的小孩。过程中女人当然痛得大叫。好不容易最困难的时刻度过了，尼克的爸爸半开玩笑地恭贺自己：“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刀，这是个值得刊登到医学期刊上的案例啊！”然而就在大家放松安心下来，感觉将母子从鬼门关前抢下来时，小说有了完全无从预期的转折。他们发现在帐篷里，守在一旁的印第安丈夫死了，他用刀在自己喉咙上狠狠地切开了一大道口子。显然在那过程中，丈夫受不了听到哀号、感受煎熬以及觉得丧失妻儿的灾难迫在眉睫的痛苦，就自杀了。
经此戏剧性的变化震撼，在离开印第安部落的船上，尼克问了爸爸一连串的问题：
“女人生孩子都那么辛苦吗？”
“不，那是非常非常稀奇的。”
“他为什么要自杀，爸？”
“我不知道，尼克。他受不了一些事吧，我猜。”
“很多男人自杀吗，爸？”
“不多，尼克。”
“很多女人？”
“几乎没有。”
“会有吗？”
“喔，有。她们有时候会。”
“爸？”
“嗯。”
“乔治叔叔去哪里了？”
“他不会有问题的。”
“死很难吗，爸？”
“不，我想应该蛮容易的，尼克。那要看情况。”
这是一段典型的“海明威式”对话。对话的每个句子都很短，而且接连一个比一个短，制造出特殊的节奏。句子短到不能再短的单字，“爸”“嗯”，然后岔开来讲一件看起来不相干的事，让读者喘口气，接着出现了令人难忘的重点——“死很难吗，爸？”“不，我想应该蛮容易的，尼克。那要看情况。”很难解释为什么，但如此读下来，那最后的两句对话，就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肯离去了。
多年之前，一位海明威的读者就中了这样的毒，那是还没成为舞者、编舞家，还在写小说的林怀民。他写过一篇小说，标题是“虹外虹”，在篇名底下，就引用了这两句话。《虹外虹》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下午到碧潭去游泳，先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然后竟然换作他自己在水中抽筋，只差那么一点点，他就淹死在水里了。获救后，他收拾了东西，搭公交车回到台北热闹的街头，心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愤怒，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差点死掉，而且好像也不会有人在乎他才刚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死很难吗？”不难，还蛮容易的，有时候人莫名其妙就死了，更糟的是，你莫名其妙死了，这个世界还是继续照常存在、运作下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我们该如何理解、面对这样的情况？
海明威觉得自己跟印第安人很亲近，其中一个理由是他非常喜欢打猎，他认同印第安人的狩猎文化。海明威一生热爱几件事：射击（包含打猎）、棒球、拳击、斗牛，还有钓鱼——不是在溪边平静安详地垂钓的那种钓鱼，而是出海钓大鱼，英文叫game fishing，在海里寻钓动辄上千磅的大鱼。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讲的是钓鱼的故事，一个老人驾着一艘小船在茫茫大海里钓马林鱼。海明威自己钓过的最大的马林鱼，有一千零四十磅重，是四百多公斤的庞然大物。这样的活动，不是娱乐，是“game”，是有输有赢的公平对决。就像印第安人的打猎，不是现代美国人的打猎。进到猎物的主场，忍受作为一个人在森林里、在大海上种种不利的条件，公平地和动物对决。
这些他喜欢的事，打猎、拳击、棒球、斗牛和“game fishing”，有共通之处：都要面对够强悍、够格的敌人，也就是说，都必须面对挑战。这正是海明威基本的生命情调，他最在意、最强调的就是：要是连个像样的敌人都没有，那样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海明威讨厌纽约。对于纽约，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评论：“这个城市出了什么问题？这里的鸽子都不会认真飞翔。”真的，纽约的鸽子和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鸽子一样，它们都在敷衍，这里动一下，那里飞个几米，从来不会认真地飞，从来不会让人感觉到它们是活在空中的动物，不会以它们飞翔的姿势与态度感动我们。海明威受不了这样的鸽子，他受不了敷衍混日子，没有挑战、没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