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写《泯灭》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出版社要再版，我便重读了一遍。
掩卷沉思，我问自己，当年将这部小说定名为“泯灭”，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泯”，才有所谓“灭”。
倘并无，“泯灭”的指出又从何谈起呢？
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
我以为，是没有的。
晓声呢？也没有。
这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不曾是共和国的任何方面的宠儿，甚至从不曾被关注过，他们只不过是中国草根阶层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成长过程，倒确乎是新中国一味强化信仰的历史阶段。那一段历史可曰之为“红色政治”。对于宠儿，自然或会成为信仰。一切言行、对错，唯以是否符合“红色政治”的准绳为原则。这样的人在从前的中国比比皆是，但子卿和晓声却都不是那样的人，“红色政治”只不过染红了他们的发肤而已。事实上，他们对于那“红色”，还每每心生怀疑和不安。
而人生在世，总归还是要信点儿什么的。
他们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两位母亲只能给他们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给的，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
那么，子卿也罢，晓声也罢，其实是两个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是被漠视的大多数。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不甘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倘不小心翼翼，在当年他们都是有可能被“红色政治”一棍子打入另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从文了，一个经商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
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顶礼膜拜，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
子卿宁为金钱之奴，晓声面对金钱的诱惑苦苦挣扎。
他们都挺可怜的。
富并不见得会使人注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没有信仰因而并无持久操守却又渴望暴富机会的人，一旦富了，才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子卿连母亲给他的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也丢掉了……
晓声又能握持住多久呢？
金钱至上的时代，穷也罢，富也罢，其实人之心灵上都是可怜的。
我的这部小说也只不过揭示了那样一种可怜而已。
梁晓声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