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鱆或没有鲸，没有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曰“机会黄牛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营造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元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地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能说交得“不明不白”。
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倍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他们中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们绝对崇敬之绝对忠诚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们的慈父爱母，倒更像是他们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产党委托教诲他们成长的监护人了。他们从小就曾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只不过“革命接班人”五个字，体现于他们的意识，与体现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要当比是工人的父辈更不计所得的工人，比是农民的父辈更肯付出的农民，比是教师的父辈更优秀的教师，比父辈更服从国家和“革命”对自己命运的统筹安排，比父辈更勇于更乐于为国家和“革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辈子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而他们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最终要接父辈的班，要像父辈一样身居要职，要像父辈一样为国家为“革命”实践文治武功并受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一种意识尤其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们”的世界观里。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根本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
最虔诚也自认为最有资格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继承“革命事业”的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竟一夜之间成了方式极为粗暴严酷的“革命”对象，成了“狗崽子”，成了连最起码的尊严、家庭安全和生命保障都没有能力维护的人。这一种袭击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文革”结束以后，江山疮痍，人事皆非，改朝换代，百废待兴。
这时的他们，终于算是结束了含冤赍愤流徙民间的苦难，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个说法了”。
而仅仅为他们的父辈平反，为他们的家庭恢复名誉那是不够的。
必须也为他们被耽误了的人生作出适当的、较令他们满意的安排。
事实上中国也以它特有的种种方式这样做了。但首先是向他们赎罪。需要直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安抚的也首先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深远的代表性。这一种安抚亦表明对他们的活着的父辈的承诺。而这一种承诺又几乎是必需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的父辈继续参与并起巨大的作用和发挥稳定的影响。如同一切做父母的人们一样，这些年事渐高的中国政治老人，不可能不替他们的并不年轻了的子女们未来的人生前途分心考虑。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种安抚又表明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功臣们的祈恕。同时也是国家良心自身获得慰藉的方式。否则国家精神难以甩掉它所背负的沉重的“文革”十字架，而较快地从冤气孽障之中突围出来。
这是一种情感色彩浓重的突围。
它符合中国政治的历史特点。
这是一个国的“韦斯巴芗式”的两难之境。
据说在这位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时，有心测试他的主教，将皇冠和法典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他双手捧起皇冠，天平倾斜，法典就会当众落地。如果他首先捧起法典，以证明自己对法的重视程度远胜过对皇权的重视，那么皇冠也会当众落地，而那对于他意味着不祥之兆……
仪式规定他不可以同时拿两样东西。于是他只得连同天平一起捧了过去。而中国摆脱两难之境的办法是——只从所谓“太子”中选拔了少数人培养从政。他们的人数在今天一一算来，十个指头数两遍也就差不多全包括了。时值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其余的他们便被鼓励去经商。
如果中国人较为平和冷静地想一想，则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血缘原则”。
我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位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与一位父辈姓名掷地有声的高干子弟双双坠入情网。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并且严厉地批评他说：“中国没适合你的女孩子了？干吗非要从边边角角的人堆儿里找对象？”而他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实家族中已没了权力支柱。除了从政，中国以往的高干子弟们还适合选择其他的什么职业呢？总不能在“文革”结束后，依旧撒手不管地打发他们还去当普通一兵、当工人、当农民、当机关小办事员吧？于是他们被鼓励去经商，在当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说“幸而”中国又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出路。
当我们中国人析明了以上背景，我们似乎也就对某些高干子弟如今在中国商界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看待得较为符合中国特色、较为客观温和了。
“那就让孩子们到商业领域闯一闯吧，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
这句在民间几乎人人皆知的话，即使是杜撰的，即使严格地要求不应打上引号，想来也跟原版的意思差不太多。
而既然当初是鼓励他们去“闯一闯”的，那么肯定要给他们“闯一闯”的种种必备的条件和万无一失的保障。这些条件和保障如果给别人，别人也会“闯”出一份产业的。但作为中国人，这一种平等的要求，在当年的中国，是单纯幼稚的要求，现在也是，具有“不可理喻”性。正如以这一种单纯幼稚的平等要求的意识看中国现象，皆具有“不可理喻”性一样。
事实上，当我们中国人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如今俨然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并且推断他们家私多少心怀嫉恨诅咒世事不平时，我们也许不大能想到，这些上一代共产党人变了种的子女，当初不得不退离中国政治时，是很有几分依依惜别、几分意灰志冷、几分失落和几分对人生前途的渺茫惆怅的。那才是——“若问此愁深浅，天阔浮云远。”
当年我曾在朋友家中“有幸识君”。
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看去小我二三岁。其父乃调入京城不久的某“地方元老”。他是其家子女中的“老末”。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仿佛刚丢了什么贵重之物，来找我那位朋友商议报不报案。
朋友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可别见怪，他不是成心冷淡你。他近来心情不好。”
隔了会儿，又当着他面对我说：“他被从‘梯队’名单中划掉了。”
我困惑，不禁地问：“什么‘梯队’？”
“干部接班人‘梯队’呀！”——朋友回答了我之后，转而劝他：“想开点儿，你现在经商不是也挺好嘛！当官的有车，你也有车；当官的有秘书，你也有秘书，而且可以任由你随时聘换更年轻、更漂亮的秘书；当官的出国，你也可以出国；当官的请客，谱儿大了违反党纪，你请客，不论多少钱一桌那也是商务需要，你还想咋的呀？”
他阴沉着脸说：“但有一点我已经明摆着和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的儿女将来填简历时，父职那一栏是高干，我的儿女将来可怎么填呢？”
显然，对于做了官员的别人家的子弟，他们是很羡慕的，也是很不服气的。他们这一种仿佛遭到了排挤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何况财富是种一旦开始聚敛，必定专情独钟的东西；一旦开始喜爱，永远觉得自己拥有太少的东西。
法国的一位巨商，有次拜见阿拉伯某石油国的国王。金碧辉煌的宫殿使他惊叹不已，头晕目眩。
过后记者问他有何感受。
他说：“这真是一次不幸的拜见。从今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穷光蛋的感受，恐怕将笼罩我一生了。”
商界使年轻的他们眼界大开，在他们接触某些中国香港的、台湾的和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以及欧洲的商人们时，他们肯定地也有自己仿佛是“穷光蛋”的感受。这种感受肯定加剧了他们“只争朝夕”的急迫感。替自己的将来和家族的将来聚敛更多的财富，正是在这一种急迫感的鞭策之下成为一种原动力和使命的。因为他们渐渐地悟到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但还是比他们所预料的速度要快得多。在这种速度中，一旦退离了中国政治，那么也就几乎意味着是与它的“诀别”了。今后，若企图使自己们不沦落为普普通通的些个中国人，除了站立在个人财富上，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再能垫高他们自己了。而他们原本是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一样的啊！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一个，某次与一位意大利商人会晤时，对方问：“打算同我们合资经商，你能出多少本金？”
他犹豫了一下，横横心反问：“三千万元如何？”
对方又问他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他说是人民币。
对方不屑地摇摇头、耸耸肩，通过翻译告诉他——请他记住，在和欧洲人洽谈商务时，资金的概念一向是以美金来计算的，否则容易产生故意骗对方上当的误会。
那一项商务由于对方嫌他的资金能力太渺小而没谈成。
他却从此明白了人民币原来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跌份儿”。
现在我校改和修正此书时，“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改革开放”在中国之成就也已举世公认。事实证明，中国当年一批头脑清醒的政治老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宏观设计，不管有多少令今人质疑的方面，但基本是正确的。并且我进一步认为，非一人之功，而是一个思想解放者的团队的卓越表现。在当年，他们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以及反对者们的义无反顾的反对，千真万确地仍可用“路线斗争”来形容。此种斗争未再一如既往地残酷无情，亦是中国之一大欣慰。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某些人，某次在北京接待某几位香港的富商子弟，为了在虚荣心上一争高下，乘坐奔驰六百或劳斯莱斯，要求他们的夫人或准夫人佩戴上最名贵的项链和钻戒……
结果当然是他们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过后他们又彼此挖苦和嘲讽自己们的庸俗。
因为宴后当他们欲付账时，对方们中的一个阻止了他们，淡淡地说：“我在这里等于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家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顿饭，我岂能让你们掏钱买单？”
原来那五星级饭店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归于对方家族的名下。
“外向型”的比照，的确常使他们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再多利用一次父辈们的显赫名声或权力关系之念头油然而生。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也明白每多利用一次就贬值一次，但却还是一定要利用的。因为那是他们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有时利用了直接谋利，有时利用了间接谋利，有时仅仅利用了支撑自己们表面卓尔不凡内里非常虚弱脆薄的自尊。若他们的父辈们已经退位了，或根本就不在人世了，他们则便难免地心生惶惶的危机感，如同即将被富贵生活所弃的娇宠小儿。
他们虽退离了中国政治舞台，却仍密切关注着它的云诡波谲潮汐变幻，时常暗自分析这种种变幻对他们的存在有利还是不利。“反腐败”“反特权”声浪高涨时，他们中某些人的内心里意乱弦惊，悄然遁往国外，很是担忧自己不幸成了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抛给民众以平不满之怨。前几年有些经济学家高谈阔论“中国的资产阶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需要立法加以重点保护”，这话他们很爱听，仿佛是替他们所作的正义的宣言。有些法学家提出应像西方一样，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条确立为国法至高无上的一条，也很令他们暗生感激，觉得在中国“知音”还是有的。
我没通读过我们的宪法和刑法，不知这一条是否已经确立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即使确立了，他们也难以高枕无忧。
现在，众所周知，中国宪法已补上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一条。这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曾戏曰：“老百姓没有多少财产可被侵犯，故几近于富人财产保护法条。”我并未公开反对过，内心里却是有几分不以为然的。如今想来，我当时的不以为然，确乎意味着思想上的几分偏执。我未免太纠结于“私有财产”的是否清白，而又未免太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宪法若无以上一条，首先对于招商引资是大不利的。其次，即使当时看不出那一法条与财产少得可怜的一般公民有什么意义，但却总归也会发生些关系的。比如现在的“拆迁纠纷”，觉得显失公平的公民若依法维权，往往也得在法庭上依据“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后来的“物权法”据理力争。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他们观察着中国的现实常不禁地暗问自己：我是可以无忧无虑地以富人的身份在这个国家里永久居住下去的么？
于是他们将人民币兑成坚挺的美元，并且储往国外银行。
于是他们常将一份或几份外国护照放在随手可取的保险之处。
非走不可时去香港么？
香港业已回归。
去台湾么？
“台独”势力一直表现得极为活跃，去了恐怕会成为新闻焦点，染上他们实在不愿沾染的政治色彩。
新加坡太小太近。日本这个国家的商业已经成熟到快软烂的程度了，除了商的本能膨胀几乎再就不可能发生别的什么激动人心之事了。他们怕被那一种软烂的商业社会陷没了。英国这个国家的贵族传统太悠久，在国民意识本性上尊崇的是贵族，是绅士，而不怎么真的尊崇富人。何况自己果而去了的身份又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富人。法国比较理想，但是华人在法国不太受待见，属于还能勉强容忍在法国生存的人种，尽管目前看来中法关系发展得不错。德语难学。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前景不太乐观。挪威、瑞典、瑞士太寂寞，它们的中青年人也还耐不住那一种恒久般的平静寂寞纷纷往国外跑呢！
似乎只有美国还值得一去。可美国太民主，平等意识太强。倘知道了自己富起来的底细，会不会瞧不起甚至轻蔑了自己呢？何况美国的华人已经太多，而且成分复杂。“民运”分子们会不会将自己当成他们敌视的一个活靶子不断地进行攻击性骚扰呢？
再说，离开中国，去到国外，得有多少外汇储备，才有可能维持住一位富人的体面的生活水准呢？拥有名车、别墅、遗产的外国富人多了去了。
几百万美元够么？
细细一寻思，心里没底。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清楚，在美国“百万富翁”其实已是一种时过境迁的说法，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富人。哪一片社区都隐居着一些，过着和别人差不太多的日子，进行着并不比别人阔绰的消费。如果苦心聚敛了一笔私有财产，最终不过是移民到美国去过那么一种许多方面都和别人差不太多的生活，那又何必呢？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自我感觉还要远比在美国强啊！在中国他们起码是人上人，起码被羡慕，最最起码也是被眼红被议论啊！
而在美国，他们将不太可能成为人上人，不太可能被羡慕，甚至也不太配被眼红议论。
而这连想一想都是着实令他们沮丧的。
再说，到了美国他们干什么呢？继续经商么？在美国经商，赚钱可比在中国难多了。没了曾经有过的在中国经商的便利条件，他们也几乎就彻底没了自信。
倘其他什么都做不来，因而什么也不做，那不就等于坐吃山空了么？
自己的外汇储备经得起自己坐吃无患么？
经得起几代呢？
如果仅仅经得起自己这一代，那么下一代、下几代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
他们更清楚，华人后裔，倘在美国跻入富有的上等人的阶层，并且一代代保持住这种身份，谈何容易！
我们了解他们内心里以上种种忧虑、种种苦闷烦愁后，是否会对他们也生出一丝同情呢？
当然，这么说，有些滥施同情的意味儿，有卖舌帮腔之嫌。因为中国毕竟还有六七千万尚未脱贫的农民；有日益增多的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失业者；有“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救助不过来的、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爱迪生曾说过：“如果富人们的生活，真如穷人所想象的那么幸福，他们才会真的感谢上帝。”
我的本意，其实也不过就是爱迪生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拢于他们身旁的，十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入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反感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与孤芳自赏。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唯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没自尊、有身份和没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做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他们几乎都是些不读书的人，尤其不读小说、诗、散文。他们从天性上轻蔑文学，极端讨厌作家。如果他们欲请某位作家赴宴，那作家还真的受宠若惊打算前往的话，那么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大约自己的笔要为他们“服务”一下了。
但他们却读时事报刊，偏重于读海外的，并且从不排斥某些对中国立场暧昧甚至立场“反动”的报刊。他们有许多渠道收集到这类报刊。海外舆论对中国局势的分析、预测和评说，一向能引起他们较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对中国政治了解得并不少，也不乏独到的甚至是深刻的敏锐的见解。流传于中国民间和海外的“小道”政治消息、动态、“内幕”、“秘闻”什么的，其实往往源于他们的有意无意的提供。他们通过报道“出口”和“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杀伤可能危害他们及他们家族利益的、因而令他们不快的中国政界人物的形象，同时为那些可能对他们及他们的家族利益有帮助的、受他们喜欢和拥护的中国政界人物树立口碑。
他们像某些司机从心理上逆反交通警察一样逆反“中纪委”的存在。尽管“中纪委”并不意味着就是由一位铁面无私的当代包公坐衙的开封府。
他们当然不进影院，也当然不看国产电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偶尔宴请影视明星。
他们颇喜欢高尔夫球。情绪好时，也打保龄球或台球。
他们中有人是围棋和桥牌高手，也有人骑艺不俗，可驰骋于跑马场。
倘有外国足球队到中国来进行比赛，他们一般是不愿错过观看机会的，并且总持有一等票位。但他们绝不是球迷。谁若将他们与球迷相提并论，那等于是在侮辱他们。
国外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时装队或花样滑冰队到中国来演出，在现场每每可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矜持地向熟人点头时，仿佛在说——“这我怎么会不来呢？”
人生苦短，现在，他们也老了。中国人在举凡一切公开场合，很难再见到他们的身影了。中国的一切文艺演出，他们早就看不上眼了。外国的不论多大的明星甚或大师以及世界一流的文艺团体在中国的演出，一概激不起他们的欣赏欲望了。因为他们早已在国外欣赏过了。若论对文艺的欣赏水平，他们无疑是中国眼光最高的一些人。他们大抵已不再在商海中弄潮了，先后做起了深居简出的“寓公”。或在中国，或在国外。其实，他们从未真正爱过商业，这一点是他们与中国一些卯足了劲儿在商场上往前拼的商业“骄子”们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他们大抵连对政治也不复像以往那么关心了。他们明了他们已经安全，并且竟然特别体面地安全着。这于他们已差不多是如愿以偿了。当初也许否，而今不后悔。他们曾是中国这大舞台上某一折戏中的主角，也是后来冷眼旁观的看客。他们经历了寻常之人经历不到的事情，看到过寻常之人难以看到的真相，体会过寻常之人难以体会的况味。他们禅透了“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世事规律……
而当年，他们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似乎都觉得“改革开放”的步伐太慢太慢思路太僵化保守，仿佛早已超过了他们的忍耐限度。
可谁若问，依他们看来，还应该怎样“改”怎样“放”？他们却又往往三缄其口莫测高深。不是说不出来，也不是懒得说；而是觉得，也许还是不说为好。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股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已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相比于他们，在他们看来，那些一辈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似乎永远不思改变地从事俗常职业的人，简直是一些成仙得道之人。他们也体恤芸芸众生没资格没能力与自己命运抗争的处境，但是非常羡慕芸芸众生满足现状自得其乐的“境界”。正是由于他们的内心永远难以达到这一种安于俗常的“境界”，才总是无可奈何地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
今天的他们，早已从当年那一种状态中超脱了，简直也可以说超越了。故以他们的眼来看中国诸事，看得比许许多多自以为明了透彻的人更明了更透彻。但是他们往往不与人道，不屑于。若谁被他们看得起，成了他们的朋友，谈到中国之政治，他们往往一开口便会令对方缄默良久，那种睿智，那种精辟，不由得你不肃然起敬。今天之我，也不复是当年那个“世人皆醉我独醒”“拿起笔来作刀枪”似的我了。若读者以为我是在巴结，那也随便。而于我，只不过是在补充我的印象。我觉得，他们中有人更像是另类的“红学”专家，将“中国红”解读得入木三分，且更善于从“红”中看出别色来。时代转型，总是会必然地派生出些前所未有之人。当年的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趁势而上，顺势而为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得意也罢，失意也罢，一言以蔽之，时代产物而已。并且，已成往事。真的，我不复再能像当年写此书时那样，对于他们曾靠的是特权而耿耿于怀。毕竟，他们的父辈们，曾是新中国的功臣。何况，当年惠利于他们的那点钱，才哪儿到哪儿？比起后来一些贪官们所贿得的巨大总数，连零头还不够！更何况，说到子女依赖父辈的特权，如今这现象也仍不少！今日的那些父辈，比起他人的父辈又算老几？连“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过革命”这一起码的资本都没有！是以反而便以平心静气的眼看他们了。倒是对于如今的种种以权谋私现象，格外地嫌恶了……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希望她们成为某一家庭的贤妻良母是不切实际的。那实在是太难为她们了。而一个男人居然能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好丈夫，则这个男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处在男人们对自己们的和自己们对男人们的两难标准之间，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她们在钱财和情感两方面严控丈夫，但在这两方面却宠纵儿女。
她们中的大多数，从小都是备受呵护的、娇生惯养的、任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很强并且具有难以驾驭的反叛性格的女孩儿。
她们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曾大出风头，甚至大打出手过。当年她们狠起来也是令人恐怖的。当年她们对于别人的悲惨命运和别人家庭的毁灭缺少起码的同情心。但是对于自己命运的曾经沦落和自己家庭受到的冲击却至今耿耿于怀。
她们几乎从小就本能地反叛一切约束，包括来自父母的约束。她们反叛一切妨碍她们个性自由的外力，但是却唯独并不反叛父辈的权力，深知那对她们多么重要。
她们是在“文革”中思想渐渐成熟起来的。这成熟意味着她们自认为“已看透一切”，认为“再没有什么假象”能够骗得了她们了。谈论起种种中国话题来，她们的言词往往既准确又尖酸刻薄。但是见解缺乏公允也不深刻。
她们对于中国政治的态度又厌恶又不敢彻底予以轻蔑。因为她们比谁都更清楚，连天生桀骜不驯的她们，也是逃脱不了中国政治的巨大惯性的摆布的。
她们自己倒不见得多么向往当一位中国女高干。尤其在她们从商之后，几乎个个都自嘲曾经还有那样的一种向往。但她们很在乎自己的家族中是否仍有人身居地位显赫的要职。倘竟然没有，她们不但是要诅咒别人，甚至也是要嘲讽和挖苦亲人们的不争与无能的。
她们在经商方面的作为，往往尤胜于自己们的兄弟，起码毫不逊色。而她们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和利用父辈们权力的稳操胜券、胸有成竹、得心应手，却是她们的兄弟们不得不甘拜下风、望尘莫及、五体投地的。
然而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也是些极其缺乏友情的女人。这一方面是由于她们自幼生活在门第观念和等级差别难越的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父辈们在“文革”中的恩恩怨怨造成的。她们在她们的阶层圈子里难觅“知音”。而女人是天生不能没有同性的“知音”伙伴的。所以她们的情感谨慎地、有选择地外延，试试探探地向她们的阶层以外去发现和结交。她们真正看得起的女性并不多。承蒙她们看得起，而且渐渐引为密友的女性，大抵是些中青年名女人。而且必得善解人意，知道怎样才能随时揣摩透她们的心思，善于曲意逢迎，不过分肉麻而又恰到好处。肉麻的逢迎其实并非她们所习惯于接受的。但一点儿也不逢迎她们，平等意识太强，试图完全将她们当寻常女友看待的女人，却又肯定会令她们恼火透顶。
这样的友情在她们和别的女人们之间是较难建立的。而一旦建立，她们对女友们又是很慷慨大方很讲义气的。
她们对追随过她们的人多一份责任感，多一份女人特有的人情味儿。但对于对不起她们、伤害了背叛了她们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们的打击报复又往往比她们的兄弟们更冷酷无情。哪怕只不过是她们自认为谁对不起她们了，伤害她们了，背叛她们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她们意识到打击错了报复错了大抵也不忏悔也不内疚，更不请求谅解，索性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由于她们身上几乎共同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才没有被编入“革命接班人”的“梯队”去接受政治上的培养。或者反过来说——正由于她们的显明的性格缺陷不适于从政治方面去培养，或直言明摆着没有培养的前途，她们的性格特征才更显得是共同的特征。
她们的亲情义务、亲情责任和爱心，在她们的家族中却往往表现得格外动人。最可贵的东西既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谁们配从她们那里获得，又不能像物质的东西一样束之高阁封存起来期待增值，那么也就只有充分地在骨肉亲人间布予了。这体现为一种较封闭的，家族系统内部的，情感的自给自足，是贵族阶层在情感方面的小农方式的循环周转。在家族中谁生病了，往往来自她们的关怀最为上心最为情真意切牵肠挂肚。谁名誉受损生意亏损仕途不遂，也往往是她们表现得最激愤解危救难的姿态最义不容辞上疏下导的努力最活跃。而谁若事涉法案，四处奔走八方呼号组织捞救的，也正是她们。
她们对于亲人和家族最富有牺牲精神。
她们喜欢时装但非常不喜欢时装模特。偶尔喜欢的也是外国的。
她们基本上不看国产电影但却看影视画刊。对于中国的当红的女明星们一概嗤之以鼻，而对于某几位她们认为颇有不凡气质的男演员，往往又视为初恋情人似的不容别人评短。
她们对珠宝钻石情有独钟，但是颇不愿与珠宝商人多打交道。如果对方经常而又无偿地向她们奉献另当别论。
她们喜欢名车犹如骑士喜欢宝马。但是当亲自驾驶了短短的一个时期以后又会“移情别恋”，觉得名车也不过就那么一回事儿罢了。
她们真的从内心里有点儿崇拜的艺术家是画家。她们认为真正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当然也只是画。
她们对记者的印象强于作家。前提是如果还没有被记者揭过短的话。
在她们的心目中“国产”作家是和妓女差不多的一类人，仰人鼻息寄生于政权而又心怀叵测不安分守己。
她们偶尔也看书。但大抵看的是外国的传记文学，主人公大抵又是名女人。她们真的从内心里有点儿尊敬的是中国体育运动员。实际上她们不可能是较长久地喜欢某“一种”事物的女人。她们的婚姻几乎都不美满。她们几乎都曾一度陷于情爱饥渴状态。她们几乎都曾有过“弗朗西斯卡”情结。但是她们所心仪的男人在中国的现实中又几乎没有。并不爱看小说的她们中，估计有不少人读过《廊桥遗梦》这一册薄薄的美国小说，而且肯定有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她们中不少人对于自己的现存婚姻当成一种家庭义务和责任来维持。
她们对于当代青年男女间的情爱自由非常羡慕。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实际年龄也就懒得离婚仿而效之了。她们常常顾影自怜叹息青春不再。因而尤其难以容忍她们的丈夫拈花惹草。
为家族的长富久安她们忘我地聚敛钱财。同时渐渐忘却了自己是女人，性情特征渐渐变得类乎一些“中性人”。她们精明强干，发号施令之际颐指气使。动念一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声色俱厉。这种时候她们使面对她们恭听吩咐的男人们一个个变得太像小女人，而她们自己则变得尤其像男人。如果她们自己的家庭门第较悬殊地高出于她们的夫君们的家庭门第，则她们在“小家庭”中的地位形同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结婚不久便和丈夫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原因是讨论到当她的公婆身体欠佳之时，她究竟应该不应该主动前去问安的问题二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丈夫姿态傲然地离开了卧室，将自己关在他的书房里。维多利亚女王气冲冲地跟在他后面，用鞋尖踢书房的门。
丈夫高声喝问：“谁？”
她回答：“英国女王驾到。”
丈夫未开门。
她又踢门。
丈夫又问：“谁？”
她又回答：“英国女王。”
丈夫还是不开门。
等她终于有礼貌地、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回答道：“你亲爱的妻子，阿尔伯特。”丈夫才开了门请她进去……
如此这般的戏剧式“情节”，在她们和她们的夫君之间，肯定是经常发生的。不过，家庭门第低于她们的夫君们，显然不会像维多利亚的丈夫那么“威武不能屈”。因为那丈夫本身也是一位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亲王，并不将“王”的地位看得多么了不起。
在“文革”中，她们中有些人由于命运的沦落，由于企图证明自己们与家庭的决裂，也由于被现实逼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曾一度下嫁给底层社会的男人。但这一种“历史性错误”，“文革”一结束，几乎都由她们自己理所当然地予以“纠正”了。随即她们也是理所当然地又将择偶的目光投向了门当户对的大院里，而在这个太有限的范围内寻找到两心相悦的真爱并不那么容易。“文革”后她们的婚姻在门当户对的大前提来看似乎都比较般配了，但这并没给她们带来她们所希望的幸福。而这一次没有“历史”的也没有“政治”的罪孽，完全是她们自己的责任了。
于是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托尔斯泰开篇于《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世界名著中的那句几乎人人知道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们身边大抵也有“渥伦斯基”式的情人，他们未必是贵族之子她们也不在乎了。但敢肯定不会是平民之子了。她们不允许自己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她们内心里有“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痛苦，但却不会陷于“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绝望。
她们比“安娜”现实得多，并不非要求情人最终一定“升级”为丈夫。
她们也是绝不会卧轨的。
因为她们实在犯不着那样。
何况现在中国女性们的流行说法是——真爱又如何？这正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主流境界”。这为她们在观点上树起了旗帜。作为女性，比起她们的兄弟，她们的性别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娶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小家碧玉”，或“文娱圈”里的“娇俏女娃”为妻，似乎不足为怪。
在后者们，还是幸运，还是荣耀，还等于一辈子有了依赖。
而她们若和每个月仅有几百元的最高一千多元的“次阶层”男人结为夫妇，不但他们将不知如何做丈夫才好，还将连带得她们自己的身份随之骤跌。
这是她们顾此失彼的两难之境。一八七七年四月一日，小乔治亲王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亲爱的祖母：
昨天我看到一具好看的木马，想买下来。但我没有钱，请您给我一英镑好吗？
您的孙儿乔治
女王回了信：
亲爱的孩子：
你的信证明，你还不太懂各种东西的价值，这不好。你应该学会懂得这一点了，而这是人生相当重要的一点，对于你也不例外。等你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写信向我要钱买什么玩具之类了。
你的祖母维多利亚
几天后，她又收到了孙子的信：
亲爱的祖母：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教诲。您的信促使我对各种东西的价值进行了有益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我把您的信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收藏家。这样我不仅得到了我喜欢的木马，而且剩下一英镑。您认为，我是否已经真正懂得了各种东西的价值呢？
您的孙儿乔治
以上一则逸事，又好比她们对她们的父辈，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推陈出新”的“修正”。
公而论之，她们的父辈们，亦即那些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前庄严宣誓，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辈子的革命老人，对于子女们的教诲一向还都是比较符合革命者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的。正如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对孙儿施以“节俭为荣”的教诲和影响一样。但无奈时过境迁，充当下一代思想教官的，不只是父辈母辈，还有时代，还有社会，还有形形色色的别人。父辈母辈们充当的思想教官，太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教育的成果，只能产生于理想主义为主流意识的时代。商业时代乃是主流意识为现实主义的时代。相比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虽然色彩绚丽却未免内容空泛，所以它适合演讲家、鼓动家嘴上说说，不太能成为大多数人身体力行的情愿。而那大多数中，自然包括老一代革命者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他们和她们，为了获得到自己们喜欢的追求的东西，卖父辈们的资历和资格，有时甚至卖他们的原则和尊严，正如乔治为了获得到他所喜欢的木马，以两英镑卖掉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写给他的回信一样“聪明”。而且自以为和女王一样，从此真正懂得了各种东西的价值。某些老一辈革命者们的某些后代，卖给了的当然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卖给了商业时代，卖给了在商业时代必然成为主流意识的现实主义的交换法则。
于是，上一代坐“上海”“伏尔加”“红旗”，下一代、下下一代坐“公爵王”“宝马”“奔驰”等高级进口轿车。
上一代住大的或小些的四合院，并且尽量布置得朴素一些，以避免与人民的生活水准形成太远的距离。下一代、下下一代却动辄以百万几百万巨资争购豪宅别墅，且装修唯恐不奢华、不气派。因为他们和她们，是向西方贵族资产者们的生活水准看齐的。父辈们十之七八没有见到过，又由于有着革命者精神境界里的拒奢崇俭的支柱，因而没有横向攀比的目标，也不太会产生横向攀比的心态。他们和她们却不但见到过，而且身心感受过西方贵族资产者们的富贵生活。精神境界里既无原存的支柱，或虽原存过却早已折塌了，也就随心所欲没商量了。现实中既有横向攀比的目标，既有可以达到的捷径，又怎能不使他们和她们向往之追求之，不遗余力地去达到呢？
波斯王一世居鲁士大帝出身于平民，他的儿子从小为所欲为，不受约束。
有次儿子对他无礼，他训斥道：“从前我跟我父亲讲话，绝不像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样子！”
小居鲁士顶撞道：“别忘了你从前只不过是平民的儿子，而我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
他们或她们的父辈们，其大多数从前只不过是些穷苦劳动者的儿子，是些放牛娃出身的人。而他们或她们，现在却是些名声显赫、职高权重、一言一行都对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的人们的儿女，或地方首席官僚的儿女。
这一种代与代的区别，以及由此发生的思想的、观念的，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离经叛道，非是谁的主观意志所能定向的。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是有生命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颗星一样暗淡了。好比今天的孩子能立刻回答出“希瑞”是美国动画片中手持宝剑、跨一匹长着双翼的白色神马的女斗士，却说不出写过童话《海的女儿》的作家是谁，而且很可能根本就没听人讲过那一则优美又忧伤的童话。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然而我不敢妄谈一个政党的生命的周期也许是多少年。
我只想说，它的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正如人体的健康在生命周期交替之际最易受疾病的侵袭与危害。
目前，中共中央、中组部、中纪委联合颁发了有关文件，它将可能使子女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和利用父辈的权力谋取个人以及家族财富的现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时间能使许多事情不再值得人们关注和论道。权力乃是与具体人的生命同在之物。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作如是之想：
十年二十年后，当一个人企图和另一个人成交一笔生意，一方如果说——“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或女儿”，又如果他或她的父辈早已随权而故，那么对方一定会感到讶然，感到说得唐突并且说得没有意义……
或者十年二十年后，当两个青年男女互相吸引，一方向另一方搭讪着说——“认识你很高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的爷爷是某某人”时，那情形肯定也是极为滑稽可笑的。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须知丘吉尔的后代和罗斯福的后代，都正在英国或美国的什么地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呐，区别仅仅在于，是普通的富人或普通的平民。除了目前尚存在于少数国家的王室而外，世界上一切所谓名门望族的代的延续，几乎全都注定了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
这乃是时代演进的法则。
匪兮今兮，亘古如兹。
我曾与一名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就这一话题交谈过。
他说：“江山是人家的父辈们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下的，中国人总得通情达理些，允许人家的儿女辈们沾点儿光是不是？如果连这也不允许，显得咱们中国人太不懂事儿了是不是？说到底，无非就是儿女们凭着老子们的权力地位，轻而易举地捞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事儿嘛。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儿，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我很同意那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话。
他的话最能体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大度。这一种大度在这个地球上也是不多见的。
所以我倒想向某些“老子”们的某些儿女们斗胆进言，若觉得活在中国的地盘儿上还不至于太委屈自己的话，其实是不必总打算随时往国外溜的。只要你们“自己人”不“修理”你们，中国老百姓是不太会碰你们一指头的。你们是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地盘内悠然地做富人乃至富豪的。这可比在国外做富人或富豪更现实些。当然，唯一的前提是务必记取那一名出租汽车司机说的几个“只要别”。否则，你们应该明白，猫头鹰是有两只环眼都瞪圆了的时候的。那时它就会发出尖厉的叫声了。按迷信的说法，这隼禽一旦耸叫连声，便是不祥之兆了。真弄出什么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事，对你们，对中国老百姓，就都不好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屈指算来，我这一本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已经十四五年了。此间，中国之变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权力的寻祖现象，也分明地越演越烈。当年的高级干部们，本身并不沽权于市，标价寻租。他们干不来那种勾当。即使他们出于私心提拔亲信，那也是绝不收钱的。当年“跑官”的现象照例也是有的，却不过就是带上礼品而已。礼品终究非是钱钞，也很少听说以名车、豪宅、别墅做礼品的事。故当年之“跑官”现象，毕竟还是有别于后来之买官卖官的。买卖个科级处级的行径，肯定也是难以杜绝的。但那类芝麻官职的买卖，是沾不上高级干部们的边的。而今，却是“兄弟齐受贿”、“贪污父子兵”、官员与妻子或情人共同开拓权力寻租市场，“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买官卖官好商量，“遍地英雄下夕烟”。他们的腐败，早已成亲历亲为的事，亦算是“与时俱进”之一种了。我曾被问及，何以不写“反腐小说”？是啊，我确实是很少写“反腐小说”的。出于反腐义愤，杂文是写过些的，但是小说，每一闪念，旋即摇头。因为权力寻租的方式，贪污受贿的花样，委实太超出于我有限的想象能力了。有所知时，每瞠目结舌。想象力太低于他们的现实操作经验，只能知难而退矣。
但有个问题我总是很困惑，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休之后也能享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够花就得了呀，为什么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搂不止呢？后来我逐渐想明白，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不是诚信的“信”，而是相信与否的“信”。即——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倘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经常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何以学来学去，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特色”中看出了毛病？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营生营生，实乃为了生活得好而经营某事。区别仅仅在于，是苦心经营，还是靠表面文章来经营。不管哪一种经营，出发点都是以“我”的良好感觉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点”的。由那“小我”而“大我”，自然仅能延及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的。
要使人们，包括身为官员的人们，发自真心地相信并拥护一种制度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不容易的。“加强学习”是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也是必需的。
贪官们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认“放松了学习”，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被集中起来学习一通，却还是没有解决好相信与否的问题，这很耐人寻味……
在中国的资产者阶层中，数量为多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的人。
对于人，已有多种分类法。比如现实型的，或浪漫型的；激情型的，或理智型的；忧郁型的，或欢乐型的；以及按血型、血质、智商、基因等等的分类。最新的分类法是——心血管型的，或癌型的。心血管型的，是指精神长期处于紧迫压力之下的男女；癌型的，是指一些积郁成疾、抑而不宣的男女。这一分类法比较武断，而且令人沮丧。
对于中国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但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唯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吗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吗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地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攀比心理的。也可以说人差不多都是有些攀比目标的。常人自然的大抵总与常人攀比，与自己周围的人攀比。而他们的攀比目标往往是李嘉诚，是霍英东，是希腊船王或其他的什么商业巨子。那几级台阶对他们的诱惑，比一幢花园别墅对常人的诱惑强烈一百倍。他们是那么希望被视为被称作中国的什么什么“王”。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应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明星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因而别扭。
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不知怎么被挖空心思的出版界人士赐予了一顶“中国的巴尔扎克”的桂冠。某一时期内这七个字常印在我的书上。请求把我从这“盛名”之下“解放”了也没用，抗议也没用。以至于一个时期内，一从自己的书上见到这七个字，仿佛被电光击眼，脑仁儿倏地疼一下。倘朋友讨书，只得专选没有那七个字的相赠。当然现在我也习惯了。由习惯而麻木了，不那么娇气了，见了那七个字脑仁儿也不疼了，但心里却还是常感到份儿有口难言的别扭。他们和我这个小说家是不太一样的人。他们是要叮嘱秘书，将些个投其所好的人为他们所写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不三不四的文章从报刊上剪下来，妥善保留的，并在必要之时对人引用——某某报刊认为我是中国的什么什么。
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一个时期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大的。凭了是中国的什么什么，足以接近些想要接近的官员，足以当成一种信誉凭证，从银行贷出款来，或使商业合作者另眼相看。
所以，他们爱名的程度，是和爱钱的程度一样的。名在他们那儿，不是虚的，而具有实的性质。为了名，他们有时是很舍得花一些钱的。这体现为一种先期的商业投资行为，体现为一种个人的广告行为。
因为他们渴望不断提高知名度，需要不断提高知名度，故他们与某些文人、自由撰稿人、记者，乃至某些报刊，力求保持友好关系。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名弄出些响动了，后者们招之即来。他们有时为了他们的名，难免会意气用事，难免会由夸富而斗富，甚至，难免会私下里相互攻讦、触霉头、揭隐私。
隐富型的——这些人唯恐自己被视为“富豪”，唯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倒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那份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测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远避媒介。一切从业于媒介的人，以及一切与媒介关系紧密的人，都是他们本能地冷漠对待和小心应付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自愿地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响动。他们也暗中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结交某些肯定有助于他们事业的官员，甚至结交得很深。但平时不会轻易地以自己和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炫耀于人，也不会凡事都加以利用。好比在打扑克的时候，有些人摸到了王牌，往往用其他的牌将王牌遮挡住，还环顾左右，装模作样自言自语地问：“王牌在谁手里了呢？”他们深知王牌的意义，不到关键时刻是不往外甩的。
他们从不在交际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每每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嗒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对于“富豪排行榜”之类，他们是嗤之以鼻的，深知那一套的不可靠。
他们每年的收入极为可观。而这一点便是他们的自信。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笔金钱的拥有者，比做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而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富豪”感觉更好，活得更轻松更潇洒——这便是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往往不运作任何实业。他们往往只有名分上的公司。那类公司一般仅有数人，并且肯定都是他们最信赖的，对他们无比忠诚的，与他们建立起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的亲友。而对于他们，有公司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有账号。有账号金钱利益的获得就成了一件极便利的事。
其实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再很难信赖任何人。所以连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他们的“商业秘密”。那秘密是他们的“黑匣子”，大抵是在他们“折戟沉沙”之后才被彻底开启。而其中所暴露的内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目瞪口呆，内容中肯定包括他们如何利用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的情节，使后者们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始终“与狼共舞”，悔恨交加。悔之迟矣，恨也白恨。
他们中又有人的公司其实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中更有人甚至连公司的名分也不需要。连转账这一金钱的拨付方式都拒绝没商量。他们觉得最万无一失的方式往往是——眼盯着成捆的钱塞入自己的皮箱拎了便走。这情形我们在许多电影中常见到，从前是在外国电影中常见到，如今在国产电影中也屡见不鲜了。当些个中国的编剧们在创作类似情节时，当些个影视策划人以及评论家在认真研究和讨论类似情节的真实性的时候，其实从南到北，这情形正在中国各地发生着。只不过不是发生在摄影机镜头前罢了，只不过交接那塞满了钱的皮箱的双方都非演员罢了。
如果说他们除了自己还真的信赖什么人，那人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男人，当然也不会是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更不可能是他们的母亲。几乎注定了必是他们的情妇无疑。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所以在他们的名字被写上公检法机构的立案卷宗以后，使他们的“灰色人生”最终画上句号的，也往往是女人。于是关于他们的案卷中，差不多都记录着一则充满了种种欲望色彩的爱情故事。其基本情节类似电影《尼罗河惨案》或《阳光下的罪恶》中的同谋男女，其基本主题是——“真爱又如何？”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缜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趁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我在某些场合不期然地接触过一些专善于替他人拉赞助的男女，他们或她们每年以“吃回扣”的方式获得的“收入”，大抵可买一幢别墅。
据我所知，“回扣”的最高比额竟达百分之四十，甚至一半对一半，乃至倒“四六”。
他们——我们这里所分析的“隐富者”们，当然也是深谙此道的。
不过他们并不仅仅专一于此。
以往十几年来，他们还是一些倒卖商业批件过程中的“二传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般并不能直接获得与巨额金钱等价的批件。但经由他们的暗中运作，能使批件本身翻倍升值。所以拥有批件在手的人，往往不但需要他们这些“二传手”，而且不能不重视他们的存在。
他们还是些走私商的合作伙伴。
总之，他们的“灰色收入”，十之七八是通过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方式获得的。一个商业头脑卓越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趁之商业隙机中，都留下过他们游刃有余的、进退自如的身影。
他们还是些高明老练的“洗钱”能手。
雇用他们“洗钱”的也当然皆非等闲之辈，其中不乏以权谋私的官员和损公肥己的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他们的身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有颇为体面的公职，有的不需要有公职，在“道”中已是名人。好比江湖杀手在江湖上已闯出了大名声。谁需要他们，只要出得起重金，通过“道”中的关系网，便能将他们引荐到自己跟前。
即使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即使我这个以很正统的观念确立社会关系的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想借助于他们的“服务”并且出得起重金，如果我确有一条发财之路指给他们，并有意与他们共谋取之，我也是不难找得到他们的。只要不是图财害命、杀人越货之事，只要钱数诱得他们动心，只要他们觉得策划得很缜密，觉得有成功的把握，他们都是敢做的。
《水浒传》中有一章写的是《智取生辰纲》。
他们中某些人，如吴用，如晁盖，如公孙胜，乃是他们中的一流人物。
他们中某些人，如刘唐，如阮氏三兄弟，胆大于智，乃是他们中的二流人物。
他们中某些人，如白胜，乃是他们中的小角色，三流人物。
猫有猫能，鼠有鼠道。一流人物做一流之事，小角色有小角色眼中的隙机。
他们通常并不合起伙儿来，互相也不发生瓜葛，独往独来地在大千世界里各行其是。
而若他们一流二流三流人物串通在一起了，报刊上其后便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了。
他们所“劫”之“生辰纲”，大抵都是来源于公有体制内的钱。当然他们并不于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持杖提刀舞棍地“劫”。那是亡命歹徒们的行径。他们与亡命歹徒们不是一路人，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他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善于“智取”，最起码也是“文取”。一旦得手，也如晁盖们似的，作鸟兽散，分头隐居起来。一挨风头过去，相安无事，以另一副面孔出现，按各自的不同喜好，从容潇洒地享受各自瓜分到的“胜利果实”。由于往往有贪官污吏参与其中，被收买了存心制造似乎既合理又合法的机会让他们去钻，所以国家的钱明明被“劫”了，往往还糊里巴涂的，搞不清楚“流失”的真正原因。所谓“国有资产流失”这一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十几年来是被合理合法地里应外合地“劫”走的。中国太大，国有资产巨细并存，仿佛一个永远也清理不详的没有尽头的仓库，又处在“双轨制”的时代，一忽儿公化私，一忽儿私挂公，分分合合，一部分流失到他们的口袋里，倘无人洞察、无人怀疑、无人举报，“流失”了也就“流失”了。这“一部分”，按照道德评判的尺度是“靠不诚实的劳动”巧取暗攫的；按照法律裁决的条文数额往往是巨大的；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却又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规则逻辑之内的现象。针对于具体的国营企业和单位，往往是所有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月工资甚至年工资的总和，甚至还要多，但若针对于国家而言，又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他们的“智谋”，很难在私营企业或外企那儿获得成功。比之国营企业和单位，私营企业主和外企资本家的钱柜是靠比他们更聪明的头脑为锁的。绝不是那么轻易就会为他们打开的。
由于他们大抵没有权势靠山，一旦被法网罩住没有谁会义不容辞想方设法地搭救他们，其下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他们都是些心态过敏，看社会看时代看他人的目光极冷的人。这冷中又自有着他们的一套深刻。
他们敌视那些靠权势背景一次次得意而又轻而易举地成功的人。与后者们相比，他们自己的成功带有太大的冒险性和侥幸性，是火中取栗之事。一有机会，他们便以刻毒的话辱骂后者的娘和祖宗八代。这一种辱骂包含着用文字难以表述的嫉妒和替自己所抱的不平。当然，又只能是背地里的辱骂。因为，他们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们少不了也是要与后者们打交道，互相利用的。在这种时候，他们内心里想要不卑不亢，想要平起平坐，却又办不到。因而，不但暗生自己的气，对后者们内心里的敌视，便又增加了几分。
他们逍遥于法网之外的时候，其实是些完全不被社会所注意的人。他们只能以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而存在。因为他们一旦被社会所注意，他们的存在方式的实质就暴露于社会了，也就没法儿悠然地存在着了。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也是很想引起社会注意并供人们谈论的。对于那些不时在社会上弄出些响动，已然使自己具有了新闻色彩的“富豪”们，他们的嫉妒也是超过于寻常百姓的。他们认为那些“富豪”们才真是本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们，而自己们并不是。想引起注意引起谈论而不能为不敢为，他们的内心里就不但满怀着嫉妒，满怀着符合他们逻辑的愤世嫉俗，而且经常的状态是颇为寂寞。
在有权势靠山的人们面前他们没法儿摆脱骨子里的自卑，但却一点儿也不给予尊敬。那一种尊敬表现了也是装出来的。在物价一涨心慌意乱的寻常百姓们面前，他们由于自己已经是仅次于“富豪”们的人了而优越无比，但却一点儿也不给予同情。那一种同情变为了行动，目的也不过是为自己体验一份儿快感，与慈善心肠是无关的。
他们虽然不至于也敌视百姓，但看百姓们的不幸遭遇时目光是冷的。他们总在想——我一旦被宣判有罪，甚至拉赴刑场执行枪决，百姓们必是夹道乐观，拍手称快的。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是本时代的孤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定哪一天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所以他们身边总有至少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可能是母亲的女人与之心心相印，又是那么合乎人性。
他们中的二流三流人物，亦即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式的人物，为了克服自己内心里那份儿孤寂和人生的不安全感，既不但需要至少一个与之心心相印的女人的慰藉，还往往从“中国特色”的黑社会那儿购买关怀。而且，也只有黑社会才卖给他们某种他们所需要的关怀。
所以，谁如果真的对他们构成了莫大的威胁，谁的人身就处于黑社会的报复计划之中了。轻则要你的一只耳、一只眼、一条胳膊或一条腿，重则要你的命。
与“夸富型”的人比起来，他们不炫耀、不张扬、不镀名饰姓，仿佛壁虎似的隐存潜在于芸芸众生之中，是些“陌生的人”。他们虽不像“夸富型”的人那么喜欢时不时弄出响动，引起社会的注意以及人们的讨厌和嫉妒，但却可能比前者们具有危险性。尽管他们的危险性往往是出于自我防卫而不是出于主动攻击。他们一旦弄出响动，那响动可就必然散发着血腥气了。
谁如果有兴趣，到全国各监狱采访一番，准会发现些在押的他们的同类。十几年来，中国一茬茬儿地滋生着他们，也一茬茬儿地铲除着他们。总的趋势是，铲除多于滋生。当法制越来越健全，他们也就越来越“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但是所铲除的，十之六七还是他们中的三四流人物。他们中的一二流人物，文明地存在于当今的不少。在中国的这里或者那里，较安分守己地过着自认为仅次于“富豪”的生活，或者变成了当地富有的社会“贤达”。对于他们的富有程度以及富有过程，许多喜欢刺探别人隐私的男女，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当成一个谜而进行种种的谈论与推想。他们对于自己的富有程度，也将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他们对自己的富有过程却开始变得不那么谨慎回避了。他们会讲些颇为引人入胜的故事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或与房地产有关，或与股票有关，或与什么鼎力相助的“命中贵人”有关。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不消说，都是他们替自己编的，带有“演义”性和戏剧性。
尽管他们的智商堪称一流二流，但毕竟，时代留给他们可钻的隙机是越来越少了。企图再做得天衣无缝不露破绽，实在是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又都是些较冷静较明智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比时代更高明，一味儿逞能地与时代叫板。
他们大抵已“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他们既能正视现实，承认时过境迁，世不由己了，也都普遍地感到自己“廉颇老矣”。“退出江湖”才备觉“江湖”险恶。一方面较心安理得地享受自认为仅次于“富豪”的后半段人生，另一方面欣慰于自己的幸存。这一点使他们由衷地感激中国，感激“恩赐”了许多隙机使自己成功的以往的十几年。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谈到“改革开放”，他们的拥护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腐败”，他们则就不免地态度暧昧了，起码是言词温和，不露锋芒，有所保留。
他们轻易不肯重操旧业。金钱对他们的诱惑力已不像从前那么巨大了。因为如今的他们已不太缺钱。他们很怕因为一招棋失算而连眼前的已有一并地统统断送了。当然，能获得较大宗的钱的机会明摆着，他们也还是会动心的。钱之对于他们，如同女人；对于已有三妻六妾的男人，虽然好色之心不泯，但若冒倾家荡产的一份儿险，他们是万万不干的。冒险的激情已被审时度势的理智与冷静所代替。
有一年，在南方某中等城市，我“有幸”被请到他们中的某一位家中做客。那是地处市郊风光优美处的一幢漂亮的别墅。是一辆“奔驰”将我从宾馆接去的。院子很大，有露天游泳池。车上，陪我前去的当地作家悄悄告诉我——他实际上有三个妻子。另外两个，一个是他年轻貌美的妻妹，俗称“小姨子”者是也；另一个是有异国姿色风情万种的马来西亚姑娘。妻妹做他的管家。马来西亚姑娘善按摩，除了亦充当他的性爱伴侣，还充当他的保健医。她们竟能平等而又和睦地亲处，常年相安无事。
当地的作家朋友悄悄告诉了我之后，叹曰：“有钱真好哇！”
高墙上爬满藤类植物，油亮肥大的绿叶在七月的夕阳下闪闪发亮。院门是欧式的双开铁栅门。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留一绺花白山羊须的老佣，穿明末清初的对襟褂子，但脚上却是一双皮鞋。
当地的作家朋友又悄悄告诉我——那老佣是他妻子从家乡接来的远房亲戚。他妻子祖籍河北沧州，亦即林冲火烧草料场那个古县。那古县至今仍有武术世家的传人。而那老佣的一身武功也很了得，可用柔软的柳条为矛刺穿人的胸膛。我虽姑妄听之，心里并不是那么信，但也不禁地对那老佣刮目相看起来。
游泳池中，一女郎正与两只大狼狗戏水玩耍。
当地的作家朋友说，女郎便是他的妻妹。
“奔驰”绕行至别墅门廊前停下，主人夫妇迎了出来。男主人身材比我略高些，也比我胖些，和我年纪相仿。但脸上却几乎全无皱纹，面色光润，白里透红，红里透粉，一张养颜有术的女人的脸似的。女主人的个子却明显地高于我，尽管穿着拖鞋，看去也有一米七五左右。四十余岁，微施粉，淡描眉，浅涂唇，初见之际，使人觉得仿佛才三十几岁。坐定之后再看，才看出眼角已有了细细的几条鱼尾纹。
他们那客厅，使我联想到了导演李少红新拍的电视剧《雷雨》中周宅的客厅。不过因大屏幕电视、组合音响、冰箱、金属框壁画等等现代东西的存在，显得比周宅的客厅多些生气。不协调的是，在客厅对应的两隅，摆着一人高的木雕观音和关公，并且香笼中都有香在袅袅地飘出着，气味儿异芳。
一盘盘水果是早已摆着的了。他的马来西亚“妾”，很及时地出现，笑盈盈地为我们一行四人沏茶。她才二十六七岁，身段丰满，模样妩媚可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
他的妻子对她低声说：“你陪孩子玩儿去吧，客人们由我来招待就行了。”
于是她温良地躬身退去，直至我们离开，再没露过面。
女主人虽然四十余岁了，却一点儿也没发胖，身材仍很苗条。不知是先天基因决定的，还是后天健美与节食的结果。她亲自为我们削水果皮。比起她的丈夫，她话不多，俨然一位礼节性作陪的外交官夫人似的。
我预先早已了解到，她是中国粉碎“四人帮”后某外语学院的第二届毕业生，英语程度较高。至于她和她的丈夫究竟是怎么“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则就连陪我同去的人也说不清了。反正据他们预先告诉我，以往十几年中，她一直是他的高参。
我们去他家其实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性，无非是当地三位热心朋友，非建议我务必结识一下他们当地的“名流”。在他们，他的家似乎更意味着是当地的一处“景观”。仿佛不引导我“到此一游”，是他们没尽全地主之谊，是我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暗觉我们的造访其实带有点儿强加于人的骚扰性，心态拘谨，一时不知该与主人夫妇攀谈些什么才好。幸而男主人表现得颇为热情，寻找种种话题与我这位远道而来的生客主动言说。但也不过就是南北气候的差异与当地风土人情的话题，漫无边际而又彼此带有试探性。那样的攀谈两三个小时内双方也是难以接近一步的。又幸而同来的三位是常客，高谈阔论中不时地插科打诨，倒也将气氛营造得怪热闹的。
其间他的妻妹仅着三点式游衣，浑身水淋淋地由我们面前穿堂而过，被两条狼狗追逐着奔上楼去。狼狗耸毛几抖，水珠落了我们和主人夫妇一身。他们司空见惯，彼此笑笑。我也佯装见怪不怪，顺口夸两条狼狗雄壮。男主人替它们谦虚地说，它们被宠坏了，太没规矩了。
忽而他的妻妹下楼了。“三点式”外，只不过又加了件无袖无领的薄绸袍，袍带扎得随意而又宽松。白皙的颈子连同一部分胸口半裸着。她嚷嚷着要大家都唱歌，小女孩儿般地任性模样显得天真烂漫而又性情放纵不羁。我暗想被宠坏了的，看来非是他家的两条狼狗，而是他那身份同时是“妾”的妻妹。
于是开了音响和电视。大家都伴着歌带一展歌喉。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也唱了一段《年轮》插曲。获得掌声最热烈的，当然还要数他的妻妹。男主人唱得来了情绪，扯过妻妹，合唱了《今夜想你》和《爱到地老天荒》。
他们并头唱时，我又联想到《金瓶梅》这一部书，联想到西门庆。觉得这位年龄和我相仿的，自认为仅次于“富豪”的中国男人，正过着和西门大官人差不多的生活。同时联想到席勒的一句名言：“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如果受到的仅仅是羡慕了，那么就会渐渐变成似乎纯粹受羡慕的事情。”在中国，许多不正当的、不正常的事情恰是如此。
众人都唱够了，另外三位客人中的一位又提议看一盘影碟。看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原版影碟。主人夫妇看过了，请求恕不奉陪，一同到院子里游泳去了。男主人的妻妹虽也看过了，却情愿陪我们再看一遍。虽没中文字幕，有她从旁讲，情节不难明白。
三位同来者一边看，一边向她介绍我写过些什么书，编过些什么电视剧。她说她都看过，都爱看。但是我觉得她分明在说违心话。也许她在上中学时仅看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她却看过王朔的不少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扳着指头如数家珍，不停地问我关于王朔的近况。看来她崇拜王朔时已久矣。这使我多少有点儿不自在，也使陪我来的三位很是替我感到尴尬，有意将话题由王朔一次次引向梁晓声。而她却其情独钟王朔，抓住机遇，不向我这位北京来客将王朔打探得一清二楚不肯罢休似的。
我问她喜欢王朔作品的哪一点。
她偏着头略一思索，脱口道：“就喜欢王朔作品中怎么想就怎么活的真实。”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达不到那个境界的读者，也就没法儿领略那份真实的价值。”
她告诉我她曾考上过南开大学中文系。可没毕业就离校了。前来为她的姐夫管理一个私营的小包装纸盒厂。据她自己说效益还不错，每年有五六十万元利润。她说她当年离开“南开”时认为，管理一个小包装纸盒厂，根本无需大学文化程度。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当年的决定。说她姐姐和姐夫，都不主张她往大了经营往大了发展。无非是使她有件事儿干罢了。她说她的想法和她姐姐姐夫的想法完全一致。说她一个星期去厂里一次，看看账，监督监督质量就行了……
看完了《这个杀手不太冷》，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家里雇了位一级厨师，有一间专门招待客人的餐厅，装修规格很上档次。我们入座时，酒已开瓶，头几道佐酒冷盘已摆好。
那一顿饭边吃边谈耗去了两个半小时。如今回忆，当时谁说了些什么已完全记不清。连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唯对男主人当时说的一句话和发的一席高论记忆犹新而且仍觉深刻。
他那句话是——“不瞒诸位，过去若干年里，经我手所‘洗’的钱何止一亿二亿！”
他当时说罢，在自己目光的注视和众目所望之下，将伸在面前的双手缓缓翻转了一次，仿佛是在展览他的双手似的。他的表情中，有一种检阅自己辉煌成就般的骄傲意味。而我等的表情中，则都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意味。
他的妻子那时就蹙眉责备他：“别再喝了，喝点儿酒就开始胡说八道。”
他那一席高论是——“人在贫穷的时候对金钱的需求意识往往是最现实的。一文不名的人梦中捡钱，捡到的只不过是一个鼓鼓的钱包罢了。一文不名的人没法儿不做钱的孙子。挣钱很不容易的人也几乎没法儿不做钱的儿子。只有挣钱不太难，而且已经挣下了很多钱的人，才有可能和金钱之间达成某种较为平等的关系。类于品貌、才能、年龄、社会地位和门户相匹配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在目前，一个人有了一百万或几百万，你会感到你是金钱的爸爸。有了一千万或几千万，你会感到你是金钱的爷爷。做金钱的爷爷，是人和金钱之间最优越最良好的关系。这种情况之下金钱完全是为你服务的。人是主，金钱是仆。处在中国，一个人的消费方式毕竟是局限的。你不需要有私人飞机和游艇。一幢漂亮的别墅，一辆名牌汽车，加起来不过几千万的几十分之一罢了。而你所拥有的钱，一旦超过了几千万，人和金钱的平等关系就又被打破了。交给别人管理你不放心，自己管理你就得为钱操心。你唯恐它贬值，于是你思考着投资，思考着怎样使钱生钱。一个人的钱多得超过了一定的限数，钱就成精了，有魔力了，它会以它自己的语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怂恿你用它去变更多更多的钱。那时你已不是因自己消费的需要去动用它。你不知究竟为了谁、为了什么才想要用它变更多更多的钱。但它已开始左右你的活法，左右你对它的价值的看法了。于是钱为主，你为仆了。你无形中变成了钱的儿子。你的钱再多，多到一亿几亿，实际上你已经差不多又是钱的孙子了。而且你与金钱之间这种颠倒的关系，几乎终生都难以再改变了。世界上所有的亿万富豪，几乎都无可救药地是钱的奴仆，钱的孙子。他们没法儿不为他们的金钱几十年操心如一日。这种操心往往一直至死。死前还要立下一份遗嘱，确定他所拥有的钱在后人之间的分配。甚至弥留之际，咽最后一口气前，还要挣扎着修改某一项遗嘱，并按上自己的手印……”
他慢条斯理地说时，我等众人，包括他的妻子，都一声不响地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由于他说得那么严肃认真，连他的妻子似乎也不便打断他，怕惹他生气似的。我等众人，当然是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边点头不止。仿佛经他指点迷津，顿时的都茅塞顿开似的。尽管我等众人，其实此生谁都不会有做钱的儿子甚至孙子的运气。而他，则一副钱的爷爷的至尊无上的姿态。
他问我——美国有一部早期的经典影片《公民凯恩》知道不？
我说知道——那部影片讲的是美国的报业大王“凯恩”，临死前说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都大惑不解的单词“蝴蝶”。后来由一名女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揭开谜底——原来他死前所想到的，可能是他在穷困的童年时期玩过的一辆雪橇，而那雪橇的商标是“蝴蝶”。
他又问我——你认为或许是什么原因，使《公民凯恩》这部早期美国影片，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名列次次十大经典影片之首？
我被问得一怔。因为这个问题我从来也没认真想过。我支支吾吾，无从谈起。
他微笑了一下，以非常自信的口吻说——我认为，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影片中那个叫“凯恩”的报业大王，是古往今来一切资本家中，唯一一个死前所想与他所拥有的金钱毫不相干的人，一个在死前几分钟内才摆脱了自己是金钱孙子的角色的人。而这样的资本家，往往只能出现在小说或电影中，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绝无仅有。我想，美国人正是冲着这一点，才始终将《公民凯恩》列为经典的吧？这不是也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论么？我不太懂啊，班门弄斧了。我是外行，你是内行，我是姑妄言之而已，你们都姑妄听之吧，见笑见笑……
我当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是又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我说：“你的看法很独特。不妨尝试当一位业余影评家。”
他又微笑了一下，谦虚地说：“我可不敢生此念。我刚才那番话也主要不是在评论一部电影，而是在谈人，具体地说是在谈资本家们和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的关系。一位资本家的资本，既是他脚下所伫立的阶石，其实也是他背上所负的十字架。他站得越高，他背上的十字架越沉重。要不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呢？几乎所有的亿万富豪，最终都为他们所拥有的金钱而付出了代价。那代价就是由于对他们所拥有的金钱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心而减寿……”
同为客人的另外三人中，有一个忍不住高声发表异议：“你这纯粹是仅次于富豪之人的奇谈怪论！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在因贫困而几十年如一日地、无望地为钱大操其心啊！那也同样会生癌会减寿的！”
又一个说：“他的话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只听说过因为穷而愁死的，从没听说过谁是被富折磨死的！”
第三个以可怜兮兮的腔调接着说：“上帝啊，请也赐我被亿万金钱的十字架所压迫的苦难吧！”
于是众人，包括主人夫妇皆大笑。
而我却联想到了一则外国幽默：
一个人诅咒上帝的不公平。
上帝降临了，问他究竟有什么不满的。
他说：“为什么您使有的人那么富，而使有的人像我这么穷？”
上帝回答：“其实在最宝贵的东西方面，我给予世人的差不多是一样的。难道你不承认‘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上帝的话音刚落，那人迫不及待地大叫起来：“是的，我承认我承认。既然它们是等价的，那么务必请您从我这儿收回去一百寸光阴，替我从富人那儿换一百寸金子吧！因为我不在乎减少了一百寸光阴，正如富人们并不在乎减少了一百寸金子啊！”
当“奔驰”送我们驶离那幢花园别墅，我不禁扭头从后车窗回望——静谧的，水银也似的月光下，花园里树影婆娑，充满南国的曼妙情调。别墅彩灯初亮，交相辉映，泄照出一派旖旎的温馨。
我暗想，这些个仅次于“富豪”的人们，的的确确是应该对以往的一个时代感恩戴德的啊！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另一类人们。亦即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砺砺斫斫，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韧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父爷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只不过是个人的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林肯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的演讲中说过：“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将对我们的企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某些中国人也说过和林肯这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的话。但如果将林肯话中的“一些人”，与靠着权势背景富起来的中国目前的“一些人”相提并论，则其谬大也。他们的存在，绝对不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
而对于某些靠机遇富起来乃至成为所谓“富豪”的人，爱默生的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机遇其实不具有任何规律性，它不仅属于极少数对它有所准备并善于一把抓牢它的人，也往往属于某些命中注定与它有缘的人。它通常是带着可望不可求的偶然性降临在人头上的。否认这一点将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一辈子守着轮盘赌的人最终仍是穷光蛋，而一个仅进过一次赌场的人，却转眼间带着获得的一百万赢码离开了。”
令我一向怀有大的敬意的人们，如果说他们也有什么机遇可言，那么除了是同样降临在所有中国人头上的“改革开放”这一种机遇，不再是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机遇。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路末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交好运”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他们不是靠在国外代销别人的产品起家的，而是靠生产和四处推销自己的产品或靠显示自己的行业技能的竞争力渐成气候的。
温州当年曾有一条“纽扣批发街”，号称中国第一街。比之房地产，纽扣的利润又是多么地微不足道。但房地产只能使极少数资本雄厚的房地产商大牟其利。而“纽扣批发街”却奠定了许许多多小百姓以后在商业时代发家致富的资本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都是相似的。
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正是纽扣或类似纽扣的小商品构成的繁荣的小商业景观，使相当大一批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命运中也没有什么吉星高照过的小百姓，一批批地发展为中国的小业主。他们中某些人，如今脱颖而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他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入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地，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
那些多则几千万的，乃是些名副其实的个体或曰私营企业家。他们的分布情况，沿海省份多于内地省份，南方多于北方，乡镇及中小城市多于大城市。在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发达地区分布为多。大城市不太适合他们的存在。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很明智。他们的目光虽然也经常觊觎大城市的大市场，但是普遍地缺乏胆识、缺乏自信去长驱直入进行占领。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他们拿不出质量过硬的东西投放到大城市的大市场竞争一席之地。他们的企业一般都盘踞在乡镇及中小城市赖以发展。对于他们，那些地方劳务低，人情熟络，各种关系容易得以疏通。所以他们轻易不会转移“根据地”。他们的产品，普遍销往全国各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商业渠道。各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几乎都有他们的较长期的、较为固定的，而且轻车熟路并信得过的代销者。中国人口众多，乡镇、乡村和中小城市的人们购买水平仍很低，他们的产品价格较为便宜。他们得利于此。有时他们的产品也被贩进大城市，但往往只能出现在农贸市场的摊床上。从日用小百货到衣帽鞋袜，千般百种，应有尽有。大城市中人在农贸市场上买到的便宜货，十之八九是照顾了他们。
我家楼前的一条小街，几年前被辟为农贸市场街了。每天六点至十点，热闹极了，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有天早晨我买菜，听到卖衣服的小贩用手提话筒大声叫：“十五元一套！十五元一套！厂家直销绒衣绒裤，十五元一套！”我不禁驻足观望，见围着挑选的人不少。一个炸油条的听到叫卖声，甚至忘了翻动油锅里的油条，呆望着自言自语：“十五元一套？那小子是多少钱进的呀！”终于经不住叫卖声的诱惑，让自己的帮手接替了自己，拔腿奔将过去。与我同逛早市的妻警告道：“扭头看什么？不许你乱买！”我说：“别这么专制，买不买，我得过去看看再决定。”她说：“反正我不会给你钱。”我说：“反正我兜里有钱。”我也经不住诱惑，撇下妻奔将过去。对于我的消费水准和消费观，家楼前有那一条早市就够了。我一年四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穿的，大抵是我自己从早市上买的。我最难以接受的照料和好意，就是妻对我的衣着的横加干涉。我们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是她买她和儿子穿的，我自己买我自己穿的。我喜欢穿我自己从早市上买的，往往将妻给我买的挂入衣柜，一年到头不穿几次。
十五元一套的绒衣看去质量也还可以。我问旁边一个挑选着的中年妇女：“太便宜了吧？”她一手已挑选定了几件，另一只手仍在挑选，头也不抬地回答：“是啊是啊，怎么这么便宜呢？”
小贩却没好气地瞪着我来了一句：“您这位，嫌太便宜反倒不想买了？专穿名牌儿的？要是专穿名牌儿的就往后闪闪，给想买的人腾个地儿？”
我说：“你这做买卖的怎么这么说话啊？你看我像那种专穿名牌的人物么？”
他说：“我早就看出您不是了，所以才那么说嘛！别生气，我是看着你们北京人挑花眼了，成心借您的话说给别人听呐！您穿这件准合适！放心，没毛病。不过是眼瞅着天要暖和了，提前清仓大甩卖。不图别的，赔本儿赚吆喝，就图个卖得快卖得爽气！”
那是一套白色的。我忘了妻对我的警告，买得也很爽气。在早市上，我从不议价。我逛了一遭，锻炼了二十几分钟回来，早市已散，那卖绒衣的小贩在收摊儿。我走过去，搭讪着问：“南方来的？”他说是。我又问：“哪个省的？”他警惕地反问：“想拜把子？问得这么清楚干吗？”我笑笑，装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说：“我是想从你这儿讨个明白，卖这么便宜，你还有赚头儿吗？”他说：“大哥，听您的话，内心里挺体恤我们摆摊儿人的。当您真人咱不说假话，我还有赚头儿。”“那多少呢？”“一套才赚两元多。”“那肯定亏在厂家了？”“厂家亏什么呀！厂家批发给我们时，一套三十多元呐！厂家该赚的早就赚定了。我是进多了，压在自己手里两年了。两年前我才不十五元一套卖呢！我卖过五十多元一套。”“那么你也没亏？”“我当然没亏了。我该挣那份儿，两年前就挣得差不多了。”“是换个厂标挣的吧？”“哎大哥，您可别这么说！这么说，明摆着让我脸上挂不住不是么？换厂标的事儿，咱不能说绝对没干过，但那是以前的事了。您看，这衣服上的厂标是原有的——××省××服装厂。可实际上是一个县里的服装厂生产的。标出了县，不就掉价了么？就这么一点儿小奥秘。再告诉你，这绒布料也是那县里的一个厂出的。厂倒闭了，服装厂将所有库存的绒布料都买下了，便宜得没法儿再便宜，几年都做不完。那开私营服装厂的老板两年内又发了一大笔，听说在扩厂房呢！我们是老关系，我常进他的货。”
我说：“谢谢你给了我个明白。”转身正待走，他叫住了我，扬着手里的两套绒衣说：“您内心里既然体恤我们摆摊儿人，就干脆体恤到底，帮个忙，连这两套也买去得了。我就卖剩这两套了，二十五元您都拿去吧，两套我只挣你一元钱。我都二十五元两套了，大哥！”
我经不住他左一声“大哥”右一声“大哥”叫的那个亲劲儿，只好又掏钱……
一进家门，妻见我手拎三套绒衣，气得一跺脚，直翻白眼。我高叫：“儿子，快来看，爸也给你买了一套绒衣！”妻又一跺脚：“儿子，不许要！灰土扬长地在地摊儿摆了几天了，不卫生！”我说：“你也太毛病了吧？着点儿灰土就不卫生了？你每天身上穿的衣服就不着灰土了？洗衣机里转一转不就卫生了？”洗衣机里转过，干了以后，倒没缩小，却肥大了许多。
由某省某县的服装厂，我联想到广东某县的一家鞋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去广东时曾到过那个县，参观过那家鞋厂。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参观，我不太喜欢身不由己的随团的正式参观。那种参观对人和事所得出的印象，往往是从听报告式的情况介绍中得出的。即使主动提问，也是象征性的。双方都没从容的时间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家常式的交谈，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也就都非常概念。
那一次我是单独去广东的，陪我的只有一位报社的朋友。他正巧要去那一个县采访，我说我也想接触接触南方的县城生活，于是我们不谋而合地同行了。
那家鞋厂的老板的朋友，认识我的报社的朋友，于是我们到那家鞋厂去看看，成了一件虽不在原计划内却自然而然之事。老板长我两岁，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人。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已四十岁了，其貌不扬，半秃顶。我问他家中几口人，他说目前就两口。我说：“夫妻俩只顾了创业，连孩子都顾不上要了？”他脸红了。他的朋友替他回答：“他现在连老婆还没有呢！”
见我困惑，他说：“你可别以为我是成了老板，因而弃了前妻，打算另娶一个年轻漂亮的，我压根儿就没结过婚。”
见我仍困惑着，他朋友替他回答：“以前他家成分高，所以村里没姑娘肯嫁给他。”
我不明白“成分高”是什么意思。
他说“成分高”就是成分不好，他是地主的儿子。摘掉“地主狗崽子”的帽子后，成分对于嫁娶之事不那么严重了，他也成了大龄青年，成了在村里难娶上媳妇的“尴尬人”。
有一个时期他进城打短工，拜一个修鞋老头儿为师。离开那老头儿自己单干后，由修鞋而做鞋。当年市场上鞋的样式还太有限，他手工做的鞋不但质量好，且样式新颖，买主颇多。有些人甚至预先交钱请他定做。渐渐他做鞋有了名气，有了信誉，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于是租了一个门面儿，招了两个徒弟，办起了一家个体的鞋作坊。再后来徒弟由两个而四个而六个而八个、十个，他就正式办起了一家小鞋厂，并且购进了几台设备。
再后来的再后来，也就是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拥有了一千余平方米的厂房，招了百余名合同工，积累了一千余万元的流动资金。
我问他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国外的华侨亲戚投资或解囊相助。
他摇头说，想有那样的华侨亲戚，可惜没有。
我问他是否贷过款。
他说也没有，说当初把房子卖了。
他说他办厂后生产的第一批鞋，是和从前的“解放鞋”类似的胶鞋。南方雨季多，一逢雨季，乡村四处泥泞，那一万多双胶鞋竟销得极好，在乡村大受欢迎。因为当年“解放鞋”似乎已经绝迹了。
他说他每年仍生产一批类似“解放鞋”，但比“解放鞋”看去样式秀气的胶鞋。因为有些乡村仍很需要。生产胶鞋主要是为圆一种对乡村人的情怀，牟利已在其次。只要还受欢迎，他说即使赔点儿自己也愿继续生产下去。说这句话时他笑了，又补充道：“如今赔得起了嘛！”
他如今主要生产皮鞋、布鞋和旅游鞋了。
他说他厂里生产的各种鞋，一部分销往国内各市场，一部分销往东南亚。由一位华侨亲戚代销。在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销路一直不错。
我不禁奇怪地问：“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什么华侨亲戚么？”
他说：“是啊，我认为是没有啊。即使真有，我父亲‘文革’中自杀了，我老母亲头脑糊涂了，记不清楚了，从前又一直没有过书信联系，我怎么会知道究竟谁真是亲戚谁其实不是呢？可有一天突然打上门来一个香港人，偏说是我远房亲戚，我也不好将人家拒之门外非不认啊！这事儿他了解。你说，不是我去攀的人家吧？”
于是他的朋友从旁证明道：“对对，不是他去攀的人家，是人家突然来认的。”
他又说：“亲戚不亲戚的倒无所谓。做生意嘛，贵在一个诚字。我见对方人挺忠厚的，信得过他，就索性连代销关系和亲戚关系一并认可了。我们的合作至今很好。”
他从成品架上拿起一双旅游鞋说：“现在，中国人也开始讲名牌了。可一双名牌旅游鞋，最便宜也得二百多元吧？而我的出厂价才八十几元。样式不比名牌差。名牌穿两年不破，我也保证穿两年不破就是了嘛！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经常穿不起名牌的。便宜并非肯定没好货。所以我厂里出的鞋几年来没积压过。”
他放下那双旅游鞋后又说：“八十几元，合十几美金。我厂里出的鞋还销到了美国呢！十几美金，对美国人来说未免太便宜了，那就无人问津了。所以同是这样一双鞋，到了美国得标五十几美金。五十几美金对美国人来说，仍算得上物美价廉，所以我一年挣美国人二十几万美金。”
我说：“那你就全销往美国呀！”
他说：“我也想多挣美元啊！可代销的那亲戚，使出浑身解数，每年也就能销完五六千双。”
我问他以后有什么发展打算。
他说也没太具体的打算。只有一个目标是较为明确的：争取在五年内将个人资金积累翻一倍，达到两千万元以上。
我问他有信心么。
他淡淡一笑，以轻松的姿态说：“这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啊！”
我问他想没想过怎样发展他的厂的规模，比如扩建厂房，再招聘一批工人等等。
他沉吟片刻，很坦率地说：“那得投入不少资金。投入自己的积累，不敢。因为对市场前景的预测实在没把握。去年好，今年好，估计明年也行。但后年怎么样，就看不大准了。哪儿敢将辛辛苦苦的积累过多地卷进去呀？”
我说：“那就贷款呗。你已经有了抵押，不至于愁贷不出款来吧？”
他说：“对。凭我目前的情况，贷款的确不是件愁事。只要我开口，从县里的几家银行都贷得出来。他们甚至主动向我表示过诚意。可贷款不是白给，得付利息，到期得还的呀！咱是私营的，逾期还不上，没人从中担保的话，人家可能真来封厂抵债的呀！那太有压力了。我觉得，就我目前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是挺好的了。咱一个从前连媳妇都娶不上的人，还想咋样呢？船小好调头嘛，是不是？”
他的朋友这时朝他使眼色，他连说：“明白，明白！”转而又笑着对我和我的朋友说：“他让我送你们二位一人一双鞋。当然是要送二位的，不过不是旅游鞋，应该送你们一人一双皮鞋。”
他的厂仍保留着一个小车间。一个继续以手工做皮鞋的小车间。十来名青年男女，是他从一百多人中挑选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的人。
他引我们到了那小车间后，从架上拿起一双皮鞋，以权威的挑剔的眼光细细看了一会儿，满意地点点头后对我们说：“不瞒二位，对外说是手工车间，其实不完全是。无非皮子选得更好些，做工更考究些，能用手工的地方，尽量用手工罢了。手工的效果，也不见得就真的高过机床啊！但现如今的消费潮流不是反过来了嘛！什么东西一讲是手工的，似乎就与众不同了。我这个车间一年做的鞋不多。做些特大号或特小号的，样式别出心裁的。一部分当我厂的礼品赠送朋友，一部分满足某些有特殊消费心理需求的人。你们二位随便挑吧！也替你们各自的夫人挑上一双！”
对他的好意，我和我的朋友都说心领了，哪儿好意思动手就挑呢！
他却不高兴了，说：“二位既然光临我这个小厂了，那就是看得起我。既然看得起我这个人，那就不可以拒绝我送你们一双鞋。”
我们盛情难却，各自挑了两双。
他又说：“我这个小鞋厂出的鞋还是不错的。真的！讲款式有款式，讲质量有质量。我是一心一意要办好我这个小鞋厂，不敢以‘假冒伪劣’骗人。一旦毁了信誉，弄黄了厂，我以后几十年干什么？再办起一个别的什么厂可不容易。尤其我这个车间出的鞋，当一份儿礼品送人，那是绝对拿得出手的。”
我们离开那车间，回到他那装修得像三星级宾馆套房的会客室时，他在楼梯上又自言自语：“唉，我这个小鞋厂出的鞋，在国内主市场是很难打开销售局面了。但在第二销售渠道，还是信誉很高的。”
我说：“那你对主市场也别放弃啊！替自己多做广告，大力宣传宣传嘛！”
他说：“要想在主市场打开销售局面，就非得频频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不可！一般的广告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得请明星帮着吆喝。我可没那个经济实力，也没那份儿雄心壮志了。就这样行了。能在守业中通过苦心经营求点儿小发展，我这辈子就心满意足，此外别无他想了。”
他执意请我们吃饭。
二楼不但有他的办公室、会客室，还是他的家。我们没到外边去吃，他吩咐人去饭店里叫的菜，就在他家的餐厅里吃的。
我提议见见他老母亲，他高兴地带我和我的朋友去见了。老太太看去很慈祥，身板儿也还算硬朗。我们对她请安后，她双手分别拉着我和我朋友的一只手，亲热地说：“我儿子这些年来多亏各路朋友扶助，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压低声音接着又问，“是不是又为了给他介绍对象？”
他的那位朋友赶紧从旁说：“对对，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老太太抖着我们的手说：“拜托了！拜托两位贵客了！这次有点儿成的指望？”
我和我的朋友相看一眼，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他的那位朋友赶紧又从旁说：“您老放心吧！咱们有产有业的人家，还愁找不到个儿媳妇？前几次没成，不是人家姑娘们挑剔你儿子，是你儿子太挑剔人家姑娘们！您老不信问他！”
老太太就将目光望向儿子，教诲地说：“儿呀，你都老大不小的了，可千万别挑花了眼。我还盼着抱孙子呢！再拖几年你就把自己拖成老头儿了。到那时候，多少钱也没法儿使你变年轻啊！”
他则挠头苦笑。
饭桌上，他的朋友喋喋不休地夸他多么多么孝心，终于夸得他不自在起来，打断他朋友的话说：“世上孝心的儿女还是多的，不孝心的毕竟是少数。我不过属于大多数，有什么值得夸的啊！”
他在经营管理上自有他的一套办法和经验。
据他说，每年初他都拿出几万元存在银行里，存期为一年，并且对雇工们讲明——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当年的利润指标，那笔存款就作为奖金，人人有份。如果没完成，那笔存款就只能补进利润缺额了。
他说这方法很受他的雇工们欢迎。每年的利润指标基本上都能完成。如果超额较多，他还从超额部分中提取几成，加到那笔存款里。功劳显著的雇工，最多时年底获得过五千元奖金，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工资。
他说他内心里很清楚——他和他们的关系，自己愿意承认也罢，不愿意承认也罢，事实上是一种劳资关系。而劳资关系，事实上又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统一中有矛盾，矛盾中有统一的微妙关系。一旦处理不好，矛盾性质就上升了，变得有点儿像阶级矛盾了。一旦惹起众怒，自己就会落个众叛亲离，成为敌视目标的下场。所以他对雇工们一向是比较体恤的，轻易不炒谁的鱿鱼。对有过失的人，一般也不扣工资、扣奖金，批评几句就是了。而且，批评了，事情也就算过去了，绝不暗记心中秋后算账。所以，他的雇工们对他也都很拥戴，一向将他当一位开明的家长似的尊敬着。
他说，雇工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都是要靠那一份儿辛苦钱补贴生活过小日子的。几十元钱几百元钱对他无所谓，但对雇工们就不同了。他们很在乎，也不可能不在乎。不管扣得多么对，他们的切身感受还是一种委屈的感受。所以他很排斥动辄扣工资、扣奖金的做法。他说，他自己从前也有过被扣工资、扣奖金的感受，那种感受使他记忆深刻，故能理解和体恤他的雇工们。
当我们举杯对他的经营之道表示赞赏时，他谦虚地说：“‘螳螂误入琴工手，鹦鹉虚传鼓吏名’，当年我何曾想到，我竟会成了现在中国的一位小资本家啊！正应了老百姓们的一句玩笑话——‘不会干，瞎干！’……”
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立刻都说：“别谦虚别谦虚，你很会干，干得很出色嘛！”
他随口引用的那两句诗，使我不禁地“友邦惊诧”。因为我依稀记得，那是《雪桥诗话》中清人阎古古的名句。喜欢古律诗的人，大抵于唐诗的绚丽多彩中吟哦复吟哦，一般而言，对清人的律诗不见得多么关注。何况《雪桥诗话》是一部发行量极有限的书。阎古古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能诗清人，留传至今的完整律诗更是少而又少。我是在北影资料室中偶然翻到过《雪桥诗话》的，曾从中抄录了几行佳句，故有些抹不掉的印象。可这位南方县城里的私营鞋厂小老板，何以竟会信口引来，如出己腹呢？
我问：“你读过《雪桥诗话》？”他一笑，淡淡地说：“小时候读过。”我不但惊诧，而且对他刮目相看了。他的朋友说：“他祖父是清末的最后一批举人之一。他父亲当年在县里办过私塾。他自己当年是县里的小诗童。‘文革’彻底断送了他的大学梦。”他脸一红，摆手道：“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在我和我的朋友以研究意味儿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沉吟片刻，自己忍不住又说：“其实，在律诗和绝句方面，清人对唐人的继承，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只不过罹于战乱，失于疏理，使我们后人能读到的太少罢了，比如‘一截云藏峰顶塔，两来船断雨中桥’，比如‘不知山寺近，渐觉远村低’‘绝壁垂樵径，春泥陷虎踪。石桥今夜月，应为照长松’，谁能不承认是含蓄凄澹的好诗佳句呢？”
我和我的朋友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我的朋友暗中碰了我一下，我有所领悟，满了一盅酒，站起来，双手擎向他说：“遍中国寻访儒商，不期然就在眼前，敬你一杯！”他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也满了自己的酒，站起来双手擎向我，轻碰一下后，我们各自一饮而尽。他落座后，吸着一支烟，盯着袅袅的烟缕，即兴吟道：“少时爱诗不爱钱，而今理财不理诗，人生从来无长物，尚存几分诗心痴？”吟罢，大摇其头道，“见笑见笑，太俗太俗，没了诗心，哪儿还有诗趣啊！”
谈到他的婚姻，他慢条斯理地、推心置腹地说：“替我操心的人不少，真是不少。主动自荐上门的也很多，真是很多。但那些女子，都太年轻了，太漂亮了，也太现代了。有一个还不满十八岁，就死活非要嫁给我不行！沙奶奶的话说——‘那哪成啊！’我总觉得，她们都不是冲我这个人来的，是冲我的钱来的。所以我和她们接触，总免不了存着几分惕心。不拿你们当外人，帮我分析分析自己，我这种心理是不是也有点儿成问题呢？”
我的朋友说：“我要是你，大概也会像你那么想。”
他的朋友说：“你们都不对。你们都大错特错了。金钱美女，自古如此。一个男人拥有大宗的金钱，金钱就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了。即使冲着他的钱才爱他的女子，归根结底也还是爱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反正晚上陪你上床睡觉的是一个物质的实体就成呗！干吗非认真纠缠于她到底是冲你的钱还是冲你这个人才嫁给你的呀？结果于你不都是一样的么？”
他将目光望向我，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我从没深思过这个问题，暂且容我想一想再回答。
他的朋友反问他：“那么给你介绍一个不年轻的、不漂亮的、不现代的，你倒容易接受了？你又不是英俊绅士，不现代的，受传统观念拘束的，怕人们说三道四的，左思右虑的，兴许还不愿嫁给你呢！我今天实话告诉你吧，不爱钱的女人，就你这小个子，这秃顶，这副没多大看头的容貌，才看不上你呢！”
一番话数落得他苦笑了。
我插言道：“这么考虑也对。”
他的朋友显然是那种贪杯又没多大酒量的人，几盅酒后，已有些醉意，仗着醉意，放肆地说：“对个屁！纯粹是钱多烧得，庸人自扰。我要是你，才不考虑那么多呢！真只是怕雇工们心里嫉妒，在县里选个好地方，另建处别墅式的家不也行么？”
他说：“这么小地盘儿一个县城，我在哪儿建，别人都会知道那是我的家。建得一般，又何必多此一举？建得太高级了，不是招人指着议论——‘看，地主的狗崽子，现在又成地主阶级了，住上地主庄园了！’再说，我每天怎么上班？步行？骑自行车？那还不如现在就住我的厂二楼方便呢。坐小车？巴掌大个县城，车轮没转几圈儿就刹住，不是太招摇了么？别忘了我是县人大常委。我必须得注意点儿形象……”
他的朋友就用双手捂住耳朵，连连叫道：“不听不听，又来了又来了！”
他轻轻拍了下桌子，目光盯向他的朋友，以较为严厉的语气说：“不许再喝了！从现在起，暂时剥夺你二十分钟的发言权。”
直至此时，他这位似乎太没脾气的中国当代“小资本家”或曰“小业主”，在我眼里才稍稍显示了一点儿威严。但是这一点儿威严显示得非常含蓄。我注意到，他拍桌子时，不是用手掌的全部，而仅仅是用并拢的五指的指梢。
即使如此，他那有些醉意的朋友，也还是表现得仿佛受到了警告似的，识趣地用一支烟堵住了自己的嘴，不再开口，只默默地听他和我们交谈了。
他告诉我们，本县的诸位领导对他非常关怀。能给予他的荣誉，基本上都给予他了。谈到这一点，他的口吻不无感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知恩图报的意味儿。
他说：“如果让我散尽家私，将自己十几年来苦心积攒的钱都分给县里的穷人，那我做不到。给我再多再大的荣誉，我也不甘心情愿那么做。如今我差不多是一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了。一旦丧失了我的钱，我会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就像一个小孩子死了娘似的。不是有那么两句歌么——‘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一旦失去了我全部的钱，我就会觉得我又会变成一个连根草都不如的人了。我曾是穷光蛋，我害怕再成为穷光蛋。有时做噩梦又变成穷光蛋了，醒来吓出一身冷汗。说了真实感想不怕你们笑话，与钱比起来，我的老母亲倒像是我的奶娘，对我有奶哺之恩，此恩是我必报的。但钱却好比是一位有思想的、真正教导我如何做人的、在关键时刻又能挺身而出庇护于我的母亲。我感激第一位母亲，真正能依赖一下的，却往往是钱这第二位母亲。不是号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扶贫么？我前边已经说了，让我奉献出我的钱我是不干的。何况也没谁这么强迫过我。但我，我一心一意将这个小鞋厂办好，解决县里一百多人的就业问题。每月给他们开五六百元工资，比国营单位还高些，这不也就等于扶贫了么？再经常捐点儿钱，做点儿积德行善的好事，不也就等于是识抬举、以恩报恩了么？县里的父母官对我不错，县里的老百姓提起我的名字都挺有好感，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有利因素，我这个小厂在我们的县境内都占着了，我自己又已经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人物了，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时常约束自己一点儿，做人谨慎一些，是不是也是对的，也是明智的呢？”
我的朋友肯定地说：“对，当然对。”我也肯定地说：“是明智的，当然是明智的。”他一指他的朋友，控诉似的说：“可他总讽刺我活得不洒脱，活得太累，有钱也白有钱了。”他的朋友憨憨地笑了。他自己也笑了。我和我的朋友不禁随之一笑。他忽然问：“你们二位认识浙江省那个当年因卖‘傻子瓜子’而名噪一时的杨某么？”我说不认识，但是关于那人的经历了解一些。“他后来离婚了是不是？”我说这我就不清楚了。我的朋友说：“对，此事确凿。”“对他离婚，他们当地人都怎么议论的呢？”他的朋友这时又忍不住插嘴道：“你还没结婚呢，打听这么详细干什么？”他看看手表，笑了，对他的朋友说：“刚到二十分钟。”我的朋友说：“议论总归是要被议论一阵的。何止他们当地人，些个小报上也议论过，也算名人了么，不能不允许议论的。”“听说他离婚后又结婚了？”“对。”“女方不但年轻漂亮，还挺有文化？”“对，我记得是一位大学毕业生。”“那，他们现在呢？”“不太清楚……”他沉默了，陷入了个人心事的独想。过了几分钟，又自言自语地说：“我总之还是要结婚的，也应该早点儿有孩子。否则我算怎么一回事儿呢？不是白有一千多万了么？最好是个儿子。其实我真想有个亲生儿子啊！”
他的自言自语，也使我们一时都沉默起来。
“不瞒你们说，我想有一个亲生儿子的心情，比想有一个好老婆的心情都急迫。我今年已经四十四了啊！即使娶了一个好老婆，也未必能一准为我生一个儿子……”
我们都明白，他是想到了他的财产和钱将来的继承问题。
我们都很理解这一位用他的朋友的话说，“活得不洒脱”“活得太累”的中国县城里的“小资本家”或曰“小业主”的忧郁。
那一天我们聊到很晚才散。
似乎，在那个县城里，值得他推心置腹、相与深谈的人并不多。我怀疑他的内心里其实是相当寂寞的，所以将我们两个远道来客当成了无需设防的倾吐对象。我们告辞时，他竟显出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此前，我没接触过一位像他那样的已拥有一千多万，年收入二百来万的富人。
他使我又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像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印象当然是好的。
此前给我留下好印象的中国当代大小“资本家”，实在是寥寥无几。
我在另外一个省份某县，也结识过一位“小资本家”或曰“小企业主”。与上边提到的那一位一样，同属不靠权势背景，不靠“灰色潜能”，没有多么幸运的机遇命中也无贵人相助，而完全是靠人一心想要富起来的激情和生财有道的精明的盘算，加上一往无前的实干才拥有千万以上资产的。
他所在那个县很穷。他初中结业后就卷入了民工潮流落大城市。洗过抽油烟机，冒险擦过高层住户的阳台玻璃，当过杂市上的垃圾清扫工，挨过饿，露宿过街头，受过歧视和欺辱。总之一句话，饱尝过人生的酸涩苦辣。后来他终于混到了较为固定的“职业”——在邮电局门前看自行车。哪儿有一个修自行车的外地人，人家修，他就留心从旁看，看得差不多了，就常常动手帮人家修，不要人家钱。人家觉得他这青年挺好，也肯于指点他。不久，他有把握自己也能修了，就暗中溜须讨好负责那一片儿“治保”的一个街道委员会的老头儿。结果在一次市容大检查前夕，他的“恩师”被驱赶走了。对方竟还与他依依惜别，不知就是他这个“徒弟”捣的鬼。后来他不但在那儿看自行车，而且修起自行车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有些大城市里，摩托车很是时髦过一阵子。他挺钻研，在那几年里又学会了修摩托车，积攒下了两万多元钱。他有一个老乡在一家大宾馆当杂役，他常去那儿沾老乡的光洗澡。有一天洗完了澡，在宾馆商场闲逛，东瞧瞧西望望，发现一位外国女人在买一种薄被，标价一百五十美元。他当时还不晓得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只知道折合成人民币是不少的一笔钱。他问薄被为什么那么贵，人家说被面是几十块碎花布用手工拼缝在一起的。他问那就那么贵么，人家横他一眼，不爱搭理他了。过几天他印了一沓名片，身份变成了某某省“床上手工缝制品厂推销科副科长”，买了一身便宜西服换得上下簇新，还扎了条同样是在地摊儿买的领带，拎了个借的拷克箱，又到那一家大宾馆，找到商场负责人问：“我们厂专做你们卖的那一种薄被，一百美元你们进货不进货？”
人家说进啊，当然进货，那种薄被销得不错。于是他与人家签订合同。人家要进一百床。他却说别进那么多，先进几十床，看看我们厂的质量再说嘛！人家见他“实在”，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其实他是心里没底，怕自己一下子变不出一百床那么多。双方签订了合同后，他保证一个月后先交十床样品，并当场主动给了人家一万元“信誉押金”。人家也很实在，忙说按常规不该是这样的啊！应该是我们买方向你交“信誉押金”才对呀！似乎有点儿怀疑他究竟搞没搞过推销了。
他笑了，说是他们厂新实行的推销“举措”。那一年“举措”这个词刚刚在中国人的语汇中被应用。人家当然对那一“举措”欣然接受。
而他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谋略。如俗话说的——“舍不得兔子套不住狼”，他第二天立刻起程回家乡。他那个县的农村养蚕户很多，因而有个小蚕丝厂，因而也有个小丝绸厂。但机械老旧，工艺流程落后，效益非常不好。
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些丝，买了些丝绸边角料，动员起了一切亲朋关系为他赶制样品。亲朋们不信他，他就拿出合同给大家看。合同是较有说服力的，亲朋们见他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也就都愿起早贪黑地帮他了。唯他母亲不太愿帮他。“知儿莫过母”，他母亲认为他异想天开，不如一心喂好几口猪。因此他还跟他母亲大发脾气。最后连他母亲也不得不承担了“定额”。那些日子，他对他的“产品”质量检验得非常严格。丝绸颜色的搭配，绸块形状的大小剪法，针角的疏密，一一监督，事必躬亲。谁该返工，面孔一板，六亲不认。闹得他亲姐将他预付的二十元手工钱扔在他脸上，哭哭啼啼，而他姐夫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一个月后，他带着两个大包袱，又出现在那家大宾馆里。人家一见货，大出所料地问：“原来是丝绸的呀？”仅这一问，问得他暗自心惊肉跳，惴惴地反问：“丝绸的……不比布的强么？色泽鲜艳，手感也光滑呀？”人家皱眉道：“好当然还是丝绸的好，也怪咱们当时彼此都没谈清楚，现在可怎么论价呢？”他说：“合同上写着啊，原价呗。”“原价？……没问题，太没问题了！”人家喜笑颜开了。他虚惊一场，也喜笑颜开了。但刚才吓出的一身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淌。人家又问：“怎么这么柔？这么轻？”他说内里是丝绵的。“还是丝绵的？”人家似乎有点儿不信。“真是丝绵的！我怎么会骗您呢？”他就要动手拆条缝，扯出来让人家检验。“不必不必！这么细的针脚你可别给我拆。我信就是了！”人家不但当场还了他一万元“信誉押金”，还欲再与他签一份进货合同。他说：“别急别急，咱们清一把，续一把。向我们厂订货的多，我先将剩下的四十床被按期给您送来。再签下一份合同也不迟。”
当场还给他的一万元，加上第二天付给他的一千美元，再加上预付给他的两万元，使他觉得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富人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