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梁晓声文集·散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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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变迁:言时过境迁

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过去了,像新的墙漆覆盖旧的墙漆;一批风云人物融入历史了,又一批风云人物也融入历史了,像挂在墙上的相框换了又换。

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沐浴水,通过统一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

人类社会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一千年以前的蜜蜂构筑的巢绝不比今天的蜂巢差劲儿多少。一千年以后的蜜蜂大概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蜜蜂世界竟是那么一个恒久有序的世界。细想一想,真替我们人类沮丧,几万年来人类在追求着自身的理想王国,可至今人类世界依然乱糟糟的。

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

一个因不服从时代的安排被单位开除的人,意味着被时代抛弃了。意味着连废品回收站这样的单位都难以再接收他了。

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

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

“名利”二字,在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

“文革”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一个处在大转折关头的时代,无论是进步式地转折,还是后退式地转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有时所以惨重,乃因付出的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哪一代人哪几代人的命运被作为代价付出了,也就只有俯身承受,别无他法。

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然而,“哲”倒是“哲”了,却少了“理”;“哲”而不“理”……

无论广告怎样怂恿和诱惑,普遍的他们(返城知青),都是不太敢超前消费赊贷消费的,仿佛视此等消费方式是诓人自杀的陷阱。

收入决定个人喜忧,金钱决定家庭祥愁,经济决定国家强弱,所谓“硬道理”,盖硬于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某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第四点,极端地自我崇拜……

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男人们的文化投女人所好的结果。

我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试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在从前的年代,无论普遍的中国人,还是普遍的中国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仅仅是生存权。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时代正在向使一切事物皆朝纯粹简单和肤浅的方面发展。正如电脑研制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乃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简单。而且,连写了几千年的汉字也写不好了。

在时代与人的互应关系中,时代与人各得其所。时代以它宽容的姿态获得了它本身的丰富多彩和积极豁达,而人以胸中有数的自控尺度获得到了张扬天性的权利和益处。

时代不但变得明智,而且反省力强了。

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兽的关系来比。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应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