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梁晓声文集·散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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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清名

倘非子诚的缘故,我断不会识得徐阿婆的。

子诚是我的学生,然细说么,也不过算是罢。有段时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开“写作与欣赏”课,别的大学的学子,也有来听的,子诚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爱写散文,偶作诗,每请我看。而我,也每在课上点评之。由是,关系近好。

子诚的家,在西南某山区的茶村,小。他已于去年本科毕业,当了京郊一名“村官”。今年清明后,他有几天假,约我去他的老家玩。我总听他说那里风光旖旎,禁不住动员,成行。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绚丽多姿。树、竹、茶垄,浑然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大叶茶装在竹篓,一元一斤;芽茶装在塑料袋里,二十元一斤。一路皆五六十岁男女,络绎不绝。七十岁以上长者约半数,中年男子或妇女,委实不多。尽管勤劳地采茶,好手一年是可以挣下五六千元的,但年轻人还是更愿到大城市去打工。

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一米六七八的个子,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老妪离后,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八十三了。”

“八十三还采茶?!”我不禁向那老妪背影望去,敬意油然而生。

子诚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及嫁龄,镇上乃至县里的富户争娶,或为儿子,或欲纳妾。皆拒,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然知识化了的男人,比不上普通农民那么能耐得住山村的寂寞生活,每年清明前,换长衫游走于各村“说春”。

当年当地,农村人都是文盲,连黄历也看不懂的。她丈夫有超强记忆,一部黄历倒背如流。“说春”就是按照黄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但一般告诉,则不能算是“说春”。“说春人”之“说春”,基本上是以唱代说。不仅要记忆好,还要嗓子好。她的丈夫嗓子也好。还有另一本事,便是脱口成章。“说”得兴浓,别人随意指点什么,竟能就什么唱出一套套合辙押韵的掌故来,百指而难不倒,像是现今的“RAP”歌手。

于是,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在人们,那是享受了娱乐的回报。在他自己,是一种个人价值体现的满足。所谓与人乐,其乐无穷。

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原本皆大开心之事,遂成罪过。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一袋袋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

乡亲们过意不去,都批评她未免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我们,清名重要。若失清名,家便也没什么要紧了。理解我的,就请都将小米收回了吧!……

工作组组长了解到那一情况,愕然,继而肃然。对其丈夫谆谆教诲了几句,亲自送回家,并对当年的阿婆好言安抚……

我问:“现在她家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八十三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

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三十几岁的独生儿子病故了。媳妇改嫁,带着孙子远走高飞,早已断了音讯。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七八年前,将名下分的一亩多茶地也退给村里了……”

“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连地都没了,可怎么活呢?”

“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老村的鳏寡孤独老人,保障后者们的一般生活需求,同时两级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

不料子诚却说:“办法是很好,多数干部也算做得比较负责任。只是,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承担保障她生活责任的县里的一副县长,明面是爱民的典范,背地里贪污受贿,酒色财赌黑,五毒俱全,原来不是个东西,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我一时失语,良久才问出一句话是:“黑指什么?”

“就是黑恶势力呀。”

我又失语,不想再问什么,只默默听子诚在说:“阿婆知道后,竟连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她开始替茶地多的人家采茶,一天采了多少斤,按当日茶价的五五分成。老人家眼力不济了,手指也没了准头,根本采不了芽茶了,只能采大叶茶了,早出晚归,平均下来,一天也就只能挣到五六元钱而已。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给退还清了……”

“可……这……难道就没有人认为应该告诉老人家,她完全不必那样做吗?……”方才仿佛被割掉了舌的我,终于又能说出话来。而且,说得激动。

“许多人都这么劝过的,可老人家她听不进去啊。”子诚的话,却说得异常平静。不待我再说什么,问什么,子诚的一句话,使我顿时又失语了。

他说:“今年年初,老人家患了癌症。”

我,极愕。

“几乎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了。她自己也知道了。不过,她装作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样子,就靠自己腌的咸菜,每日喝三四碗糙米粥,仍然早出晚归地采大叶茶。有人说,那是因为她岁数大脏器都老化了,所以不觉得多么疼了……他们的说法有道理么?……”

“我……不太清楚……”我的确不太清楚。我心愀然。进而,怆然。那天晚上,我要求子诚转告老人家,有人愿意替她退还尚未“还”清的一千二三百元钱。子诚说:“转告也是白转告……”我恼了,训道:“明天,你必须那么对她说!”

第二天,还是傍晚时,我站在村道旁,望着子诚和老人家说话。才一两分钟后,他二人的谈话便结束了。老人背着竹篓,尽量,不,是竭力挺直身板,从我眼前默默走过。

子诚也沮丧地走到了我跟前,嗫嚅道:“我就料到根本没用的嘛……”

“我要听的是她的原话!”

“她说,谢了。还说,人的一生,好比流水。可以干,不可以浊……”

我不仅失语,竟至于,羞愧了。

以后几日的傍晚,我一再看见徐阿婆往返于送茶路上,背着编补过的竹篓,竭力挺直单薄的身板。然而其步态,是那么蹒跚,使我联想到衰老又顽强的朝圣者,去向我所不晓的什么圣地。有一天傍晚下雨,她戴顶破了边沿的草帽,用塑料罩住竹篓,却任雨淋湿衣服……

那曾经的草根族群中的美女;那八十三岁的,身患癌症的,竭力挺直身板的茶村老妪,又使我联想到古代的,镇定地赴往生命末端的独行侠……

似乎,我倾听到了那老妪的心音:清名、清名……反反复复,二字而已。不久前,子诚从他当“村官”的那个村子打来电话,告诉我徐阿婆死了。

“她,那个……我的意思是……明白我在问什么吗?……”我这个一向要求学生对人说话起码表意明白的教师,那一时刻语无伦次。

“听家里人说,她死前几天才还清那笔钱……老人家认真到极点,还央求村支书为她从县里请去了一名公证员……现在,有关方面都因为那一笔钱而尴尬……”

我不复能说出话来,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放下电话的。想到我和子诚口中,都分明地说过“还”这个字,顿觉对那看重自己清名的老人家,无疑已构成了人格的侮辱。

清名、清名……这不实惠反而累人自讨苦吃的“东西”呀,难怪今人都避得远远的,唯恐沾上了它!我之羞惭,因我亦如此……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