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严歌岑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
我想，我是无可奈何地爱上了一个叫王葡萄的女人。
她是一个农村寡妇。
她已经三十六岁的时候，依然具有使大多数男人几乎没法不爱上她的可爱之点。
她是那样一个女人——不管一个男人已经爱过（包括暗恋）多少个女人了，他一旦认识了她，那也还是会立刻喜欢起她来。用歌苓小说中的话说——“接着就开始了”——爱她。而且，无怨无悔。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老朴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爱上了王葡萄，如果说我爱她爱得无可奈何，那么老朴爱她简直爱得不可救药。在农村搞“四清”的年代和全国搞“文革”的年代，老朴两次成为史屯的新闻人物。第一次是以作家的身份到史屯去体验生活，住在王葡萄家里。他发现了王葡萄的一个重大“罪行”——她居然将她的公公孙怀清隐藏在自家地窖里已经十几年了。孙怀清不仅是王葡萄的公公，将她从小收养了的义父（否则她也许像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一样死于饥寒交迫之境了，或被迫成为幼娼），还是史屯的头号地主分子。他虽然并没做过什么恶事坏事，但因为是头号地主分子，在当年也难逃被镇压的厄运。他和诸类镇压对象被集体枪毙在河滩上。王葡萄夜晚去收尸，发现他虽中了枪，却一息尚存。
此时的王葡萄该怎么办呢？她已经是一个小寡妇了。她的夫兄亦即孙怀清的另一个儿子因为成了革命军队中人，已坚决地和地主家庭地主父亲划清界限了。事实上，那一年孙家已只剩了王葡萄这一个曾是童养媳的女人了。若连她也不去收尸掩埋，那么孙怀清就只有暴尸滩头了。
王葡萄当时面临三种选择——掉头回家，任由野狗们将一息尚存的孙怀清啃成几根骨头，倒也省却了掩埋那一件怪麻烦的事；或者管他还有一口气没一口气的，只当他已经死得挺挺的了，就地挖个坑一埋拉倒。作为儿媳妇，那也算相当对得起一个被新政府镇压了的、是地主分子的公公了。就剩那么一丝丝气息，不是也和死差不多了吗；再不然，去告诉民兵之类的人，让他们来把是自己公公和义父的孙怀清再彻底地了结。弄成那么样了的一个人，委实也费不了别的男人们多大的事了。还不跟弄死一条虫似的？子弹，是绝不消再浪费一颗的了。而且呢，肯定地，小寡妇王葡萄必将受到表扬。某些人是会大为夸奖这一种政治觉悟的……
就没有第四种选择了吗？
仿佛，对于一个明智的人，真的是没有的了。
但王葡萄天生就不是一个明智的人。
用歌苓小说中的话说——她天生是一个“死心眼”的小女子。
她的言行，基本上是由一个“死心眼”的小女子天生的性情所促使的。
她是一个一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也还是不明白也根本不曾想弄明白“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小女子。
所以，在那些非常清楚“政治”是怎么一档子事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的眼里，王葡萄之作为一个女人的绝对的“非政治”人格，反而成了她特别可爱的一点。我们都得承认，不，男人们都知道的，假使一个小女子本身从模样到性情是可爱的，那么再加上头脑简单这一点，则就更可爱了。
死心眼的、头脑简单的、完全没有什么明智尤其是明智的政治思想意识的王葡萄，她当时做出了最不明智的，在我们明智之人看来愚蠢透顶的事——她将她的公公孙怀清偷偷背回到家里，安顿于地窖……
在她看来，孙怀清只不过是一个兴许还有几分救的男人。一个从前无害以后更不可能有害于别的任何人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曾是包括她在内的一家之长；曾是对她有收养之恩教诲之德的人；曾是她的关于人情事理方面的启蒙老师……
进言之，她认为她只不过是在救一个人。
对于这一个人，见死不救，于情于理，在她那儿都是通不过的。
“在她那儿”又究竟是在哪儿呢？
在一个死心眼的、头脑简单的、不清政治之利害的农村小女子的心里。在她的人性之天生的质地里。
小说中的作家老朴，觉察到的正是王葡萄的这一秘密。是的，那只不过是一种觉察，并非发现。然而他试探地一问，她竟实话实说了。朴同志哑下嗓子说：“这事可不得了，你懂不懂？”“懂。”她马上回答，抬头看他。他一看就知道她说的“懂”是六七岁孩子的“懂”，不能作数。“你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我非得报告上级不可。我不报告，我也是死罪。”“报告呗，”她把针尖在头发上磨磨，继续做手上的针线活，“打着手电去报告，别又踩沟里了。”她下巴指指他的鞋，笑笑。
就像林语堂所说的——她是那种具有天生的感性能力的人，而这一点弥补了她的头脑简单。当朴同志由村里的干部领到她家时，她仅仅跟他说了几句短话，便已断定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好男人。于是她愿意在平时给予他一些照顾。看着他连洗一件衣服的样子都是那么笨拙，如同一个从没洗过衣服的大孩子，于是她自然而然地心疼起他来了。这小寡妇的眼，从没将一个男人的好坏看错过。而对于好男人，她每怀有一种天然的母性的心怀。如果他们有和她发生亲密关系的欲念，那她不但是理解他们的，自己也是喜欢的。在饥荒年代里，她将和自己所心疼的男人做爱当成精神上的副食。依她想来——再没有那一份快乐，人生也就太惨了。
她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并本能地用她的乐观影响乐观不起来的人，甚而可以说她还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不管在多么艰难的岁月里，只要有爱，即使厨间绝炊她也还是乐观着。有爱，那就总可以满世界去发现一点儿可以吃的东西。闹蝗灾的年头，她会用心地干炒一锅大蚂蚱，还不忘应该撒入点儿辣椒末儿。吃过那美食以后，倘有男人陪在身边彼此温存，接着做爱，那么她甚至会对人生心怀感恩，咂出几分幸福的滋味……
这么样的一个小女子，男人还有法子不爱她吗？
朴同志朴作家，自然没有向任何方面告发她的罪行。非但没有，回到城市里以后，还在一本书中不吝笔墨写到了王葡萄一章；在他笔下，她是一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妇女——另一个李双双似的女人……
掩卷沉思，作家梁晓声问自己，如果自己是当年那朴同志该怎样？
告发吗？
告发个鬼啊！
那就是“知情不报”，罪当同论呀！
同论就同论呗。
姓朴的作家都能豁得出去，姓梁的作家何以不能？
男人岂可被男人在德性方面比矮了！
……
但是切莫以为歌岺这一部小说只不过写了一个农村里的风流小寡妇。否。事实上王葡萄这一文学人物与“风流”二字毫不相干。她只不过头脑简单，是以每显出女孩儿般的天真。天真若蒲松龄笔下的那个经典的文学形象“婴宁”。故她的天真，便时常给人，尤其给男人们以“烂漫”的印象。那么，美了。倘若以为歌岺这一部小说只不过写了些农村里的蜂使蝶媒、男欢女爱，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歌岺在写到男女情欲之事时，文字极为节制。这也是歌岺小说一贯的品相——她是一位从不以情色描写吸引读者的作家。这也是我一向敬她的原因之一。而且，依我看来，在这一部小说中，她的节制甚至未免到了吝啬的程度。
比如，上句写的是——“她已经在他怀里了。”
下句笔锋一转，竟另起一行写出了五个大煞风景的字是——“这就开始了。”于是，也就结束了。作家的笔又写别的事情去了。细想想，那风景，煞得也极好。“这就开始了”五个字，仅从文化看，无须细述的意思。语境含妙也。令我联想到老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句话——不高兴的事从不直说，而曰“令人难以愉快”。
这是一部极好看的小说。然而看过的人，大抵是复述不出什么故事来的。这是一部反故事性的小说。这是一部以写人物为创作宗旨的小说。进言之，这一部小说的文学特征乃是——亦庄亦谐、生动俏皮的文字，氲氤成片、绵绵不断的生活气息，大量的随手拈来、落笔成趣的细节……
我认为这一部小说的无法漠视的文学价值乃是——为近二十年的农村小说之人物画廊，增加了王葡萄这一极其可爱的女性形象。而此前，她是绝无仅有的。一经有了这一人物形象，整个人物画廊于是生机盎然。这一部小说具有令人无法不陷入思考的人文主义主题。用王葡萄劝朴同志的话说那就是——“谁斗争你，就让他们斗吧。这世界，人和人，总难免斗来斗去的。斗过去就完了。完了就完了。”死心眼的王葡萄的心眼，却原来大得能装下世界的真相去！……头脑简单的王葡萄，却原来也具有哲学家般的对世事的深刻禅悟。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完不了的事？可不，“完了就完了”嘛！此言解大惑也。而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一部小说，对于中国人，委实相当于一部人文主义的启示录。
读者，如果你是王葡萄，在从前的、政治罪名满天飞的年代里，你敢将你虽中了镇压的子弹但却没死的家长背回家去，隐藏于地窖二十余年不？
敢也还是不敢？人道主义乃人之根本道德。避谈人道主义的“人文”二字还算是什么主义？正是在这个底线上，这个一度在中国曾被彻底摧毁的底线上，小寡妇王葡萄宛如中流砥柱，处乱不惊，担险不怵。这个弱小女子之形象，高且大矣！这一部小说，品相令我刮目相看也！真有点儿嫉妒严歌苓了……
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