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男人的脸，一张破碎的脸，仿佛被撕扯成了几部分又马马虎虎拼对在一起的面具。四分五裂的结果使眉眼错位，裂缝周边的血迹已变得紫黑，丑陋而又恐怖。
死者僵直地躺在火葬场的一个房间里。确切地说，是躺在一张铁板床上。等待着火葬场的化妆师为他修复他破碎了的脸。这对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因为无论修复得好或不好，他都不会再坐起来了。之后他只有一个去向——被推入火化炉，化作一缕青烟，少许焦骨。再之后就是他的灵魂该升天堂还是该下地狱的问题了。假如果有天堂或地狱，人也果有灵魂的话。
死者生前是个很没耐心的人。无论什么事，一旦等待了十几分钟，就会生气地说：“这不是浪费老子的宝贵生命吗？唵？唵？……”
好像他的生命比一切人的生命都宝贵，好像他的生命的分分秒秒都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事情的进行联系着似的。他活着的时候是那种连理发都不愿排队的男人。而且，许多事情他真的可以不等。因为他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最充分地调动职业能量的人。而他的职业也不过就是一名记者。他已印过三次名片了。每次印百张。现在，他只剩下三张名片了。在他的上衣内兜里。在一个精美的名片盒里。那些发出去的名片为他在这座城市里织成了一张网。那张网似乎使他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男人。但是现在，他的手再也不会伸入他的上衣内兜里去了。现在他僵直地躺在铁板床上，颏以下罩着白单子，具有一切活人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等待的耐心……
火葬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引导着火葬场的一名化妆师匆匆朝这个房间走来了。后者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姑娘。
姑娘一边走一边嘟哝：“为什么偏偏找我？”
前者庆幸地说：“张师傅和李师傅不是今天都请假没来吗？你干的就是这行，我不找你找谁？”
姑娘看一眼手表，站住了：“可现在已经下班了。”
“哎，你别跟我来这套呀！躺在化妆间里的那是我一哥们儿的哥们儿，哥们儿打电话求到我头上了，家属刚才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能不管吗？”
姑娘的手被扯住了，身不由己地跟着走。
她无奈地又嘟哝：“等到明天就不行？”
“明天要行我还着急吗？”
“明天怎么不行？”
“大夏天的，那今天晚上不得冻起来吗？一冻，明天再一化，也许就没法儿处理了呀！”“难活儿吧？”“你看见就知道了。”她的同事紧攥着她的手腕不松开。“不行。难活儿我不做。我上午处理了四个，下午处理了三个，没耐心了。再说我也没处理过难活儿，只怕做不成。”她企图挣脱他的手，但没达到目的。一群神情悲哀的人簇拥着一位泪流满面的女士迎过来了。不消说，那女士是死者的妻。她在距离姑娘几步远处双膝一软，似乎要瘫倒，也似乎要向姑娘跪下……姑娘抢前一步扶住她，赶紧说：“放心，我处理，我处理……”“处理”“难活儿”“寻常活儿”“做”或“不做”这样一些简明话语，在火葬场这种特殊其实又没什么特殊的地方，说来听来照例地简明，但简明之中，似乎又那么荒唐，使人对人生也不禁会产生近乎荒唐的思想——仿佛人生被抛在了修鞋摊儿上。
被簇拥着的不是死者的妻子了，而是火葬场那负责为死人整容化妆的姑娘了……
当她看到那张破碎的脸的时候，立刻转过了身。而且，几乎立刻呕吐了。她说的是实话，她才到火葬场一年多，从没修复过那么难以修复的一张脸。那已经不仅是一件“难活儿”了，明摆着的，更是一件相当复杂的“活儿”。修复它不仅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显然，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如果没有死者的妻在门外仍哭哭啼啼，她早已冲出门去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这样的一张脸不经修复能让家属看吗？那也太不人道了呀！……”
她的同事将头扭向一旁，目光尽量不落在那张丑陋又恐怖的脸上，却将手伸入了白单子下边……
“不，我不行……”
她觉得头有些晕。
“这会儿又说不行，你叫我怎么向死者家属去解释？你呀，什么都别说了，要发扬知难而上的精神嘛。这种脸你都能修复好它，以后你就是这一行中的‘大拿’啦！哎，还真在……”
她的同事的手，从白单子下抽出来了，手中是死者那个精致的名片盒……
“给你一张，他的名片。怎么着他也算是个名人。你看看也清楚自己是在处理谁的脸。他活着的时候，名片可只给予对他有用的人。现在他最用得着的人就是你，所以我想我替他给你，他不会怪我……”
她没接名片。她不认为做这么难做的“活儿”是自己的什么荣幸。但是她的同事将名片举近在她眼前，使她不愿看也看了个一清二楚……
“不！……”
她推开他的手，夺门而去。
接下来的事是这样的——同事追了出去，扯住了她。有人往她衣兜里塞了一叠钱钞。她将钱钞掏出来扔在了地上。钱钞被人捡起来又要往她兜里塞。她双手按住衣兜不容塞。周围是一片低声下气的央求声。死者的妻还有死者的妹妹，双双真的给她跪下了。而当时整个火葬场除了值班室里的人，除了他们这些纠缠作一团的人，再没别的人了。而她当时心里非常明白，那张破碎了的脸如果再被冰冻一夜，待化开后也就没法儿修复了。
最终，她又被几双手推入了那个房间。
她要求她的同事和她一道留下，陪她做那件难做的“活儿”。
而他答应了……
天黑了。
城市的郊区很静谧。远处的马路上，偶尔传来汽车喇叭声。蝉们已经不躁鸣了。蟋蟀们却开始轻轻地“弹琴”了。在聚光灯下，这姑娘已开始“运针走线”，“缝补”那张由自己的双手洗尽了血污的破碎的脸。洗尽了血污以后，那张死人的四分五裂的脸，像肉案上被随心所欲剔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没人陪着她，她是断无勇气在天黑以后单独做这一件相当复杂的“活儿”的……
“他是为了调查一位画家的风流韵事才死得这么惨的。你说如今的报刊抢着要这类烂事儿干什么呢？再说他自己也够风流的呀！自己喝酒了自己不知道吗？明明喝酒了还把车开到高速公路上去，车上还捎了两个不三不四的贱女孩儿……”
她的同事坐在门旁一把椅子上，眼望着对面的墙角，一边吸烟，一边自说自话。
“两个不三不四的贱女孩儿倒没事儿。他呢，两车相撞之际，从自己那辆车的前车窗一头扎出去了，又从相撞那辆车的前车窗一头扎到人家的车里去了……两道窗被他的头撞得粉碎，他的脸能不这样吗？……哎，我说，你那干什么呢？绣花呐？都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你抓紧点儿行不行？我今天晚上还得看完一盘碟呢，明天必须还了。大概齐就行了啊，有些地方就甭动针线了，干脆用透明胶条吧。多敷点儿粉盖盖就是了……”
她既需要他陪着壮胆，又很烦他不停地絮絮叨叨。其实，她比他更了解这个死了的而且破碎了脸的男人是一个什么德行的男人。“我出汗了。”她的同事很难得地将目光转向了她一次，耸耸肩说：“怎么着？自己擦呀！”他对她说话已经不那么低声下气的了。因为她已经在做着她本不情愿做的“活儿”了。而这就意味着她不会做了一半不再做下去。“双手已经脏了。”话一出口，她的心猛烈地收缩了一下。她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罪过了。自己的手在修复的毕竟是人脸啊，怎么可以说“脏了”呢？为了将那张破碎的脸修复得好些，她已将一开始戴着的超薄橡胶手套摘去了。她又说：“我兜里有手绢儿，求你掏出来替我擦擦汗。”岂止她前额上已聚满了细密的汗珠，岂止她脸上已在淌着一道道汗水，连她贴身的衣衫，也早已湿透，粘在背上了……
她的同事仰脸望着屋顶，走过去，掏出她的手绢，胡乱替她在脸上擦了几下。
“我出去透透气儿。”
不待她吭声，他已走出去了……
三年前她是一名从外省闯荡到北京的女孩儿。不久她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成了一名“个体化妆师”。在北京这座形形色色的人云集而来又争相表演人生比赛作秀的城市里，每天都有一拨儿又一拨儿的男人和女人的脸需要化妆。她很快就在北京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她的工作很自由，每天按照BP机的传唤，“打的”去到各处为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的脸化妆。最多的时候是为准备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做嘉宾的男士女士的脸化妆。各电视台的专职化妆师为数不多，这一点给了她这样的“个体化妆师”存在的前提。她学过化妆。她很热爱她的工作。她所到之处，人们也很欢迎她，对她很友好。自然地，她逐渐了解了京城文化界和文娱圈某些男女的隐私。那原本是一些不需要别有用心地刺探的隐私。在她所到之处，只要长着耳朵就不难了解到。她对别人的隐私并不感兴趣。她从没想到过，一个人一旦了解了别人的隐私，能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但是有人了解这一特殊“商品”的行情。躺在铁板床上这个破碎了脸的死掉了的男人，便是一个谙熟如何兜售别人隐私获利最多的人。他早已是一个引起别人提防和鄙视的人了。事实上，他的名字在许多人心里和“贼”是差不多的。但是当他怀着阴暗的心理接近她时，她对他恶劣的品质一无所知。有一天他向她保证，他会替她办下来北京户口。她一高兴，陪他喝了许多酒，喝醉了。他们谈了几个小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她酒醒后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她只记得她从自己的身体上闻到了男人的气味儿。再后来她怀孕了。她找到他问他，而他耸耸肩故作不解地反问：“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问我？”——她一气之下扇了他一耳光，而他很绅士地笑笑。接着他的名字一再出现在不少内容芜杂甚而无聊的报刊上。她所认识的，曾对她很友好的一些男人女人感到自己被影射攻击了，被出卖了——于是，她的事业也就完结了。她也成了被提防和鄙视的人了。她没了工作，钱花光了，走投无路了。他自鸣得意的日子里，她几乎流落街头。正是在那种绝望的日子里，火葬场登报公开招聘员工，而且承诺给解决居京户口，工资也不低。她的大学学历和她“个体化妆师”的经历使她绝境逢生。她被通告正式录取时的心情就像一个削发入庵的女人的心情一样……
现在，她却为几乎彻底摧毁了她人生的男人那张破碎了的丑陋又可怖的脸做细致的修复工作，就像补鞋匠因为顾及自己手艺的声誉而耐心又细心地对付一只不成形状的鞋子。是的，是这样的。她不能不在乎自己的北京户口，不能不在乎自己的新工作。按合同规定，她的试用期还没满，她还没转正……
尽管化妆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面对那一张男人的破碎的脸了，但是她却不像起初那么怕它了。她渐渐地想明白了这样一点——此张脸所代表的男人，活着的时候，其实比这会儿还可怕。因为他拥有一张完好的活人的脸的时候，一向所干的只不过是往别人的脸上泼墨，就像“文革”中某些红卫兵专爱干的那样。
她忽而又想到了上帝。难道上帝真的是存在的吗？倘不，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一个活着的时候惯往别人的脸上泼墨的男人自己的脸，死了的同时破碎得如此一塌糊涂？倘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一切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又为什么偏偏安排她来为这个男人的脸“服务”？这种修复的过程对于她难道不同样是惩罚吗？她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仍需遭此惩罚？……
她不懂。她困惑。她额上脸上又有汗珠滴落了，而且她眼中也有泪珠滴落了……
当她的同事回到房间里，她缓缓地站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两点半了。她为修复那张破碎的脸，在那张铁板床边坐了八个多小时！她的双腿麻了，她的十指僵了，她觉得眼前发黑，扶着墙一小步一小步走到了外边……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仰望夜空，月亮好大好圆，仿佛正俯视着她……
她疲惫地低下了头，但见地上月光如银……
“上帝啊，你把这次活儿做得太……太漂亮了……”
她听到了她的同事如此赞叹。
“你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吗？”
“你是认真地问的吗？”
她肯定地回答：“是的。”
而她的同事这么回答她：“今天夜里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上帝的化身……”
她却贴着墙滑倒下去……
三天后，那个破碎了脸的男人的追悼会在火葬场举行了。他的家属和他的亲朋好友绕着他的遗体与他告别时，所见的是他那张与以往没什么两样的脸。甚至可以说，由于细心的化妆，他的脸反而比以往显得气色更好了似的。这个活着的时候惯往别人的脸上啐痰和泼墨的男人，死后被修复的不但是脸，也是生命起码应获得的一种尊严……
他的家属对她千恩万谢，又一次硬塞给她更多的钱。她庄重地拒绝了。她也在自己胸前戴了一朵白纸花，加入了追悼者的行列。她也对他的遗像鞠了躬。并且，在心里说——愿你的灵魂安息，你这个男人……
倏忽间她内心里充满了宽恕。她不禁地想——但愿上帝是存在的。但愿充满自己内心的宽容，是上帝在她修复那张破碎的脸的夜晚播撒在自己心里的。否则，自己内心里这份宽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