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多得铺天盖地，我似乎没必要再写了。画家的纪念碑是作品。事实上，我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我跟他最初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段艰难的岁月期间，我和他时常会碰面；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危险使我前往塔希提的话，我认为我不会把自己的回忆一一记录下来。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年声名狼藉的日子；也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些熟悉他的人。我发现自己可以揭示他那段悲剧生涯中仍然鲜为人知的部分。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卓越非凡的人是正确的话，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对他的叙述几乎不可能是多余的。如果有人和埃尔·格列柯的熟悉程度正如我和斯特里克兰那样，那么为了读到他所写的回忆录，还有什么代价我们不愿付出的呢？
但我绝不会为此找任何借口。我忘记是谁曾经建议，为了他们灵魂的安宁，人每天应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的人一定是一位智者，而我也严格遵循了这条准则；因为每天我都起床、都上床睡觉。然而我天生就有着一种苦行主义的性格，每个星期，我都让自己的肉体经受更加严苛的磨难。我一直坚持阅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出的书数量众多、作者怀揣着希望期待它们出版，以及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它们，光是想想这一切，就让人觉得受益匪浅。一本书想要从这么多的书中脱颖而出，这几率该会是多么的渺小呀！即使有些书获得了成功，也不过只是暂时的成功罢了。天知道作者写书的时候遭受了怎样的千辛万苦，忍受了怎样痛苦的磨难，绞尽脑汁，才给了读者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获得几个小时的消遣，或者打发旅途中的无聊。如果我能根据书评来判断的话，很多这样的书籍都是作者精心写出的；作者的很多想法诉诸笔端；有些作者甚至为了书籍付出了一生的辛劳。这一切让我明白，作者应该从写作的快乐和思想负担的释放之中寻找回报；而且，不关心任何其他的事情，不在乎任何事情，无论是赞扬还是指责，失败抑或成功。
如今战争爆发，随之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态度。年轻人转向那些我们老一辈并不熟知的神灵寻求帮助，我们的下一辈的前进方向也已经十分明显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了力量，闹闹腾腾，已经不再只是敲着大门；他们闯了进来，坐在了我们的位子上。空气里充满了他们的喊叫。老一辈中的一些人，模仿着年轻一代的滑稽动作，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还没结束；他们拼命地喊叫着，然而来自他们嘴里的作战时的呐喊听起来是那么空洞；他们好像可怜的荡妇一样，企图靠涂脂抹粉和寻欢作乐来重新得到青春的幻觉。聪明一些的人则摆出得体而优雅的姿态。他们压抑的笑容中有着一种宽容的讥讽。他们记得自己也曾经带着这样的喧闹和轻蔑，把饱享一切的一代踩在脚下，而他们也预见到，这些勇敢的执炬者不久也会让出自己的位子。根本没有最终定论。尼尼微城鼎盛之时，新福音书就已变得老旧了。有些人说了华丽的词句，觉得无比新颖，但实际上在他们之前，早有上百个人说过同样的话，连语调都几乎一模一样。钟摆来回摇摆，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有时，一个人活了很长时间，从一个自己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有些陌生的时期，这时，好奇的人就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奇特的一幕情景。比如，今天还有谁会想到乔治·克拉布呢？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位名诗人，全世界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个天才，而这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已经十分稀罕了。他在亚历山大·蒲柏的流派里学到了技巧，用押韵对句写了很多道德说教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开始吟唱新诗。克拉布先生依然使用押韵对句写着道德说教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这些轰动一时的年轻人作的诗，我也猜想他会觉得这些新诗很蹩脚。当然，大部分也确实如此。不过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写的一两首诗，雪莱写的更多的几首诗，探索了以前别人从未探索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拉布先生早已过气了，但他还继续使用押韵对句写着道德说教故事。我也随便翻阅过年轻一代写的一些诗。他们中也许有着一位更热情的济慈，一位更优雅的雪莱，已经发表了一些世人乐意铭记的诗作。我也无法确定。我钦佩他们的精美——他们年纪轻轻已经如此老到，如果说他们很有前途，反倒显得荒诞可笑了——我惊叹于他们巧妙的风格；但即使他们用词丰富（他们的词汇量显示，他们自幼就摆弄翻阅《罗热[33]词典》了），他们的诗作却没有告诉我什么实际内容：依我看来，他们知道得太多，感觉又太缺乏韵味。他们无比热诚地拍我的后背，或者饱含情感地冲进我的怀抱，这一切都是我无法忍受的；我觉得他们的激情缺少活力，他们的梦想也有些乏味。我并不喜欢他们。我已经年老无用。我会继续用押韵对句写道德说教故事，但如果我除了自娱自乐以外还有别的目的，那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