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人让自己的生活透露出大境界，不与一般人计较功名、利禄，想得开，放得开，心中始终存有一个自我，那么他必然是一个圆通之人。何谓圆通？即该舍则舍，该忘则忘，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想做什么。不给别人威胁感，而给别人留下安全感。此为二要义。
曾国藩的本领之一就在于训练自己的圆通性格，不与普通人一般见识，看透是非纠缠，明晰人生真谛。守住“清淡”二字，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滋养品性。故他总是高人一筹。这说明，不知圆通者，绝对成不了什么人生大气候。尽管圆通不能代表一切，但它是成大事者的人性优点。（一）收己性格：
做什么事都有度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
摸透人心的算计和想法，总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明摸，有的是暗摸，有的是旁摸，有的是侧摸，总之一句话，要摸到人的心坎上；反之就会做事不到位，说话不到点。
《菜根谭》说：“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谁标榜自己的个性是外露还是含蓄，也不可能随便给谁贴上标签。相反，大多数人却在追求外露型与隐忍型两种合一的为人规范。给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里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让人老觉着阴险的人，则可能张口就称自己是个直肠子。其实，这就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处世哲学。有些人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韬光养晦’，长线投资。这类人中不乏‘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徒，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常以圣人般的言行出现在人们面前。生活上，勤俭克己；工作上，推功揽过；处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变了，就会变本加厉地寻求补偿。”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守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是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
走直线虽最近，但也最难。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地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曲伸之道。为此，曾国藩始终主张不可表现欲过强：《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智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为自己的美丽，总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一样。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高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获取成功性格。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略胜一生筹。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事上、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因此，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曲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唯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主角于外，至要至要。”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探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不给人留下不驯的印象
曾国藩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分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绝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到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大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
要有躲避狂风暴雨的机智
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落一个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获取成功性格不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
求实际，不贪虚名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摩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绝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头一点是“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其弟曰：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师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不讲求实际，不认清自己到底是否到了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就会变得轻率，不知天高地厚。曾国藩处处讲实际，尤其在权势上，更是不把手伸进权力之外的地方去，故他终究能显得不急不躁，达到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目的。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
曾国藩通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败。他举和珅的例子说，和珅当年受高宗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财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他说，人无论贫富，都只能居住一间房子，睡一张床。他说的是人的消费是有限度的。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是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构置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一时乡人颇有浮议。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将其毁掉。曾国藩的女儿时年八岁，她后来回忆说：“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曾记有这样的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没能攻克。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仲连说：“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起就手持锹镬，做士卒的榜样，全军上下都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洒泪而跃跃欲试的，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缘故啊。现在，您东边有府邑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遨游淄上的快乐，身披黄金饰带而驰骋在淄渑大地，尽情享受活着的欢乐却没有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不能战胜狄人的原因啊！”曾国藩说，我曾对鲁仲连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是正确无比、不可更改的高论。1864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我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遣散原籍务农去了。到了1865年5月，我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匪，湘军跟随的极少，专门任用皖渡的淮军。我看到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也缺少忧患危机意识，暗暗担忧，恐怕他们不能平定流贼。《庄子》上有“两军相对哀者胜”的话，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后来，我因为生病而上疏请求退休，于是解除了兵权。然而李鸿章最终用淮军削平了捻军，这大概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的缘故吧。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善于运用罢了。我以往单单主张“忧勤”这一种说法，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姑且记载在这里，用来记住我的偏颇，同时也可知古人的精言妙论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有它所适应的情况。但是，我们做事总不能没有忧患的意识。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体勤快就强，安逸就病弱。家勤就兴，懒就衰败。国勤就治，惰怠就会发生动乱。军勤就胜，懒惰就败。懒惰是没有士气。常提军队的士气最为重要！
军事上骄气、惰气，都是败兵气象。孔子的“临事而惧”是断绝骄气的本源，“好谋而成”是断绝懒惰的本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然没有懒惰的时候。
曾国藩说，翻阅张懿敬先生所编辑的《课子随笔》，其中都是节抄古人的家训名言。大凡使家族兴盛的途径，无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等等。家族衰败的原因与此相反。夜里接到周中堂之子文翕感谢我资助他家办理丧事的信，信中别字很多，字迹又潦草不堪。大概是他的门客写的，而主人全然没有过目。听说周少君平时眼光很高，喜欢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而丧事又办得潦潦草草，真令人为他叹息啊！大概达官贵族的子弟，听惯了高谈阔论，见惯了奢侈排场，往往轻视怠慢长辈，无视为人之道，讥讽别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说的“骄”。由“骄”字进而奢侈、无节制、放荡以至于无恶不作，这些都是“骄”的恶果。而子弟的骄傲，又多出自于作为达官贵人的父兄，乘着时运，幸而得官职，就忘了他本领的低下，学识的浅陋，骄傲自满，以至于子弟们效仿而不觉察。我家的子侄们也有很多轻视怠慢长辈老师、指责别人缺点的恶习。要想有所建树，必须首先戒除这种恶习，戒除骄傲；要想戒除子侄们的骄傲恶习，必须先戒除我自身的骄傲惰性，我愿意终生自勉。因为周少君的荒谬不堪，我既以此当面教育儿子纪泽，又详细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明察什么？察为官一生不可贪婪、奢侈、骄横。（二）防守性格：
千万不可越过墙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
曾国藩尽管自己站在第一线，但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做到“藏心即藏身”的秘诀。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还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令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着。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为之周旋巧妙。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大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龙白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得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着成效，骆秉璋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问题的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10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12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11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7月17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7月20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8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9月17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让别人看出你要获取成功性格，你肯定会遭受各方压力，让你气喘吁吁。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藏身之术，这就要求首先做到“藏心”。
头脑清醒，一步一步登高望远
有人说宋朝的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阴谋推翻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发现太子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于是，立即在自己的牙笏上写了一个很大的“渐”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他皇帝已经病危了。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把王继恩骗到书房里锁了起来，皇后见到吕端后，说自己想立长子赵元佐，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佐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于是让赵恒当了皇帝。在太子登基这天，吕端又怕有诈，先不肯下拜，等到人卷起帘子，走近认明确是赵恒后，才退下，之后率领群臣朝拜。
皇位更迭，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同时也的确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吕端对于此事，处理得非常果断谨慎，足见他在大事上是不糊涂的。可见，在小事上糊涂的人，不但不妨碍他们成大事，而且有助于他们成大事。
历经数十年官场风雨的刘墉，晚年颇为豁达，也有其糊涂之道，并以为保险之法。这种想法无不写在纸上。他在《观棋九首·赠日者》中写道：小黠从来是大痴，纷纷六合又三奇。
人间富贵谁偏有，天上星辰尔讵知？
何事一身还做客，更怜入口亦长饥。
鸦鸣鹊噪原无过，载好其音且听伊。《弈棋》中说，用事寓意皆落窠臼，去之为善而未能也：未到忘机思已清，不妨探索寄纵横；
空山夜寂乍闻语，古观昼长时有声；
世外春秋从转换，眼中黑白自分明；
悠然茶熟香浓后，两意相关澹以成。不自觉的糊涂是真糊涂，刻意为之的糊涂是假糊涂，而假糊涂因是装出来的，极易露馅，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孙膑装疯就只好连臭粪也往口内塞，而且要表示不知其臭；阮、刘避世，不自禁与酒结下了缘分，常常大醉不醒，而其不醒处正是其醒处。装糊涂极不易，所以郑板桥感叹道：“难得糊涂。”
假糊涂之处世哲学是由乱世或皇权森怖时代之人总结出来的。乱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闯出天大事业来的；而当皇帝自恃聪明，由着自己的性子信口开河，即或说者无心，而听者自奉以为金口玉言，金口玉言也就是金科玉律，君叫臣死，于是臣不得不死。当此之时，也就人人自危了。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多少高官，鲜有不战战兢兢以自处者，不会装糊涂的人常常不得善终。所以很早以前老子就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汉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因而“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刘墉是经常装糊涂，但又不是一个彻底的真糊涂。这就使他屡屡露出马脚，被人抓住把柄，看来，他没有糊涂到家。
获取成功性格时必须头脑清醒，不能糊里糊涂，随意为之。一旦乱糊涂、瞎思考，就会失去获取成功性格的大好时机，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已有成果。曾国藩明白其中的奥妙，始终头脑清醒，一步一步登高望远。
早年的曾国藩是个很有性格、直言无忌的人，但历经多年的仕途坎坷后，他也有一个“浑”字诀，即不能要求所有的事都明明白白。
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有时需要糊涂，但有时也需要精明，关键在把握糊涂与精明的时机，如果把“难得糊涂”当做是一贯的信条，那他岂不成了一个真糊涂之人，未见有一个真糊涂之人还能有成大事者，如果对一个笨人、傻瓜，还跟他说“难得糊涂”，那么说此话之人必是一个十分阴险之人，企图通过使别人永远在糊涂中不能自醒而保持他那份精明的优势。古代像包公、狄仁杰等那些执法如山的断案清官，大多是十分精明之人，精明与正直才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崇敬。因此奉劝世人，“难得糊涂”切不可滥用。
曾国藩所说的“难得糊涂”是说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因精明而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则不要太精明和正直了。这在咸丰三年（1853）四月二十日给几位弟弟的信中可清楚得知。
王璞山因骄致败，贻误大局，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了。前日他在家招募乡勇数百，在石潭杀死残寇30人，便假报胜仗，说杀贼数百人。我非常讨厌他。我与中丞、提督三人联衔具奏的一道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过折子底稿，后来左又增添了几段，竟把王璞山打假胜仗也添了进去。发出折子后，左才送折稿来让我同意，事已无可奈何，我只得隐忍去做。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又战败，逃奔数次，前不久来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烦恼郁闷，许多事不顺手，只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前日当面把朱石樵责备一番，他也无辞以对。但官场中人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一事无成，辜负了皇上委任之心，只有自愧自恨而已，还能怨恨他人吗？埋怨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世道的混乱，一定先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开始，诸弟必定要一一勉强区别，就会越求明白，越至混淆，一定会怄气到底。希望诸弟学会心平气和，学会“难得糊涂”。璞山的事，从今以后，你们不但不要说，而且也不要信中说。由于是非颠倒，自己清正为人，使自己“许多事不顺手”，所以只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显然，曾国藩是以自己亲身经验告诉诸弟，整个环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独立，企图力挽狂澜于一隅，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涂能行吗？通过曾国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一个不喜欢谏诤的昏愦国王面前，大家都阿谀奉迎、奴颜谄媚，“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而唯有你刚直不阿、直言不讳，不遭来杀身之祸已是万幸了，所以当你面临无能为力改变风习时，或者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者以难得“糊涂”委曲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纯洁，以待时机，另图良策。否则只能像屈原那样志洁行芳地去毁灭自己。
那么，曾国藩是否真的总是使自己在糊涂中度日呢？看了下面的事自然就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当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把大权交与他的时候，曾国藩却能立即想到，苏、浙、皖、赣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财富宝地，现在朝廷竟全都交给自己，这无疑是对自己极大的倚重，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摆不脱肃顺的阴影，想到了肃顺近年来对自己和其他一些汉族官员的关照，以及他们之间虽非直接、但也不同寻常的联系，可千万别在什么地方将自己牵连进去。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很自然地将两件事联系起来，朝廷为什么一面给自己加官增权，又一面又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告诉自己朝政大局的变化呢？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权者必定是个能人，不可轻视，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赶紧找来李鸿章就此事交换意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素称能识大局，对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现在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觉得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对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国藩久久不能入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刚刚四更一过又醒了。躺在床上，他再次翻来覆去地进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制，两江总督例得兼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务，但浙江的军务向来归闽浙总督节制，现在让他兼管四省军务，的确有超越祖制的地方，会对地方政权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一时颇为沉重，感觉到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盛，而古之得虚名并值时艰者，往往不得善终。想到这里，不禁悚惶之至，于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军务。
为了上奏辞谢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整整准备了10天的时间。他与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进行讨论，总想计出万全，找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说服朝廷。经过反复议论，大家一致认为只好将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军一事上做文章。
1862年1月，清廷正式批复，曾国藩仍然兼辖四省军务，并谕令曾国藩不得再行奏辞。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设职两条理由拒绝了曾国藩的推辞。曾国藩在感到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之外，也知道这么大的权力的确有些烫手。于是，他在表示接受节制四省军务这一特殊差使的同时，又特地向朝廷奏明，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未攻克之前，希望朝廷不再给予他和他的诸位兄弟任何恩赏。
看了这些，能说曾国藩糊涂吗？
为人不可太精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的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此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洁、宁净、淡泊。这样的人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与他断交，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此人。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为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只有具备过人眼力，才能发现有哪些地方有获取成功性格的机会。曾国藩则有一双“千里眼”，常能及时看到可利用的东西。
让大家齐声拍巴掌
大家聚集一起，总有个头。但是谁为“头”呢？这就要看谁具备获取成功性格的智慧和才能。曾国藩在与下属打交道的过程中，做的就非常得体，让大家齐声拍巴掌！
一般而言，当局面狭小时，如果核心人物另立门户，会对事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曾国藩虽说心胸开阔，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为了维护手创的湘军的内部完整统一，对另立门户者他一开始坚决抵制。后来台面做大了，天下人才趋之若鹜，他倒对“另谋发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国藩事业之初，每遇挫折便寻死寻活，幸亏李元度形影不离，善加护驾，方使之化险为夷。兵败靖港时，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李元度冒死上奏，为曾国藩大帅申请了“专奏权”，从此接通了同最高层的联系，日子才好过起来。为此，曾国藩曾发誓“三不忘”。
可是，曾、李之间的“世代通好”还是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
1858年1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2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1860年4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6月，王有龄授予李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3000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王的拉拢工作已初见成效，但李元度犹浑然不觉。不过曾国藩已经敏锐地感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责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了。
1860年5月，曾国藩继何桂清任两江总督后，6月，从安徽宿松进驻皖南祁门，立即奏调李元度为皖南道道员，对王有龄做釜底抽薪之计，也含有将李重收归曾门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3000抵达祁门不到10日，曾国藩竟命他率领平江勇进驻湘军与太平军争夺的战略要地徽州。8月19日，太平军李世贤进攻绩溪的丛山关，李元度分兵防御被击败。不久，太平军进攻徽州，又大败李元度。25日，侍王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国藩祁门大营。曾国藩对此十分气愤，要上疏弹劾，幸亏有李鸿章、陈鼐两位同僚力谏，曾国藩才删改了措辞中严厉的话，但弹章还是上奏了。曾国藩在上疏中说：李元度“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李元度因此被革职。王有龄乘虚而入，派人跟踪李元度，又百般笼络，企图再次把李元度拉过去。
胡林翼是个有勇略的人，对王有龄的用意，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以好友的姿态致书李元度说：近来知你有愤激不满之言。老兄以仓卒召募之师，像个跛子一样连走路都困难，就疾入徽城，如果说锐于行义则可，谓精于治军则不可。涤生（指曾国藩）参劾你，太过分……但你也不是没有过错。林翼之敬兄，说你爱才如命，嫉恶如仇，基其诚心可以共谅，而知人之明，则尚未敢以相许，要不至于随人指嗾因失所亲。乃近闻右军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有计亦巧，而兄不加以拒绝，何耶？岂未免动心耶！我们这些文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如果投错了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死耶！处世无远虑，必陷危机，一朝失足，则将像蚁蝇那样同臭，而为正直的人所讥评。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吏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均扫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弟以与兄有素日之雅，故敢尽情倾吐之。
1861年1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并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军。胡林翼为了争取李元度，团结湘系，与官文合衔上奏李元度功绩，曾国藩奉命赏还按察使衔，加布政使衔，但李元度没有改变“安越军”的名称。9月，率领“安越军”到浙、赣边境。这时，李秀成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左宗棠奉命节制援浙诸军，李元度归左宗棠节制指挥。同年11月，太平军攻克杭州。1861年12月23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左宗棠以李元度为盐运使，兼署布政使，2月，擢按察使。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继续分裂湘系，越想越生气、越忌恨，便于2月22日，再次参劾李元度，清廷遂将李元度革职遣戍。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唯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等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也深表愧对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唯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唯愧对次青”。字里行间，尽情流露出曾国藩对李元度这位忘年至交的愧以怍之情。
其实，曾国藩的这种愧悔是对个人感情而言，对于他所成就的事业来说的，即场面狭小时，不允许属下自立门户。
单靠自己，太单薄
如果名位相当的人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暗使诡计。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本来，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晰，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负责协调。在两个省内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摩擦。加之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或者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的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凭他和官文的关系，凭他手下掌握的将帅、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人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虽然早就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
最可贵的是胡林翼的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曾国藩在和胡林翼探讨东征大计的时候曾经说：我湘人起兵前后已经四五年了，保湘取鄂，征赣战皖，所到之处皆有战功，但队伍也越来越散，东一支，西一群，不能成大势，且顾此失彼，其薄弱处往往为贼所乘。此后如果能合我湘人之力，并谋皖北、皖南，或许能开创一个新局面。古人说得好，兵聚而气易固，将聚而兴稍浓。这才是东征大局的一大关键。胡林翼深表赞同。
胡林翼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他说道：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敌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人围城必四面无敌，又兵法谓“十则围之”。如果我军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曾国藩对于胡林翼的意见，感到很有见地，认为非常高明。
于是二人对安庆会战的兵力又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终于使湘军所编制的一张巨网，投向了安庆这个重要的中心之地。尽管还将有许多波折，但大事趋成。
所以后来当湘军攻占安庆，而胡林翼在武昌病入膏肓时，曾国藩想得更周全，他除了送去珍贵的药材外，还想到要以其他的方式对胡林翼在自己落难时为维系湘军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报答。
湘军攻占安庆，为曾国藩报答胡林翼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特意将湘军取得此次会战胜利的功劳，加到了胡林翼的身上。他在奏折中说：湘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赞画决策，商议于臣及官文，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胡林翼自己在武昌得知湘军攻占安庆的消息，轻轻地张了张嘴唇，微微地笑了笑，接着便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他面如白纸，形如槁木，两个鼻孔日夜翕张，身体消瘦得只剩下一张皮和一把骨头，本来就不很高大的身躯变得越来越矮小。
9月29日，肃顺发下上谕，以湘军攻占安庆之功加赏胡林翼太子太保衔，并给骑都尉世职，这个赏赐比曾国藩所得的太子少保衔还要高一等！就在第二天，胡林翼在武昌度过了他五十岁生命的最后时刻，魂归西天。
当朝廷的封赏上谕传到武昌时，胡林翼的死讯又正好从武昌递到了北京，朝廷再次大加褒奖。
在得知胡林翼的死讯后，曾国藩几乎不能自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几句心中积之已久的话，对胡林翼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过了半个月，他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胡林翼的性格特征及其对湘军的重大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本领自负而不免嚣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巡抚麾下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救援，竭力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四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转推官文与臣两处。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自己的功劳却一点也不提及。平时总是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持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湘军内部之团结，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在其中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以自愧昔时之不如，而又忧此后之难继者也。此外，令曾国藩特别感激的，还有胡林翼在供给湘军粮饷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湖北曾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当1855年、1856年之时，其财政极为困难。胡林翼通过整顿吏治、减漕裁费、剔除中饱等办法，大力增加湖北的财政收入。结果能以瘠贫之区，养湘军六万人，每月耗费达四十万两白银。因而，曾国藩极赞胡林翼有经济之才，并担心由于他的去世会给湘军日后的粮饷供应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相友可知人”之说，观与曾国藩交往甚密的胡林翼等同僚之辈，多是一些有勇有谋且又谦谨有怀的开明之士。天下英才，联手做事，难怪湘军集团的事业总是否极泰来，不断有成。
“获取成功性格”是一种计谋，单靠自己，太单薄；光靠别人，太无能。聪明人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抓住机遇，靠别人助一臂之力。曾国藩并非与众人无关的圣人，他也要在人与人之间闯荡、周旋，因此，一个“助”字，非常重要，关系到获取成功性格的快与慢！
记住人生的四忌
说实话，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缺乏深厚的处世经验，才使得自己屡蹈覆辙。你看那些获取成功性格者，哪一个不是在处世上都有精到的方法，都有一套活灵活现的交际术呢？曾国藩给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立下了处世禁忌四缄，可见其用心！
在处世交往中，有许多禁忌，如果轻易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坏结果。曾国藩积一生处世之大法，有许多足以警示后人的地方，他的四个处世禁忌也发人深省。
1.夸夸其谈
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好夸夸其谈、有很强表现欲的人。
有一天，曾国藩到好友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于是也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让我们记住《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法、道理、合理）勿语。”
2.好为人师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言犹在耳。
翻开《曾国藩全集》，洋洋1500万言，该有多少箴言和警语，说不完的经验教训，道不尽的沧海桑田，曾国藩似乎把他的全部知识、智慧和才情记载了下来，其中不乏深刻处和警醒处，但也多有教训处。有对子侄的、兄弟的、部属的、同僚的，甚至也有对皇上的。曾国藩在1860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恭读朱（皇上御笔）批，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幸亏皇上疾病缠身，又内外交困，不然的话，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曾国藩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恐怕绝非仅有的冒犯，从他自身的处世方式来看，受到皇上警告，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曾国藩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得少，教训得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加之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更凭添倔强之气，于是乎养成了教训人、指导人的习惯，至于他“师心”上奏，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
3.轻言人短
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换句话说，凡事后议人过失，或者背后议人过失，都是涉世未深的表现。
“世”是什么？世就是人，是人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是人的警惕、防备和反抗。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腾着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一派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春光锁闭，一团漆黑。所以才有勾心斗角，阴谋诡计，针锋相对，巧取豪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掀起轩然大波。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恶。
4.斤斤计较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第一要在不贪财上下手。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自自然然，见识日进，正气日刚。否则的话，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定有被人看不起的那一天，不可不慎！
△曾氏圆通性格之现代释用（一）
调味心灵鸡汤曾国藩做人办事极为圆通，不露锋芒，不露痕迹。这一点告诉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之一是该圆通时一定要圆通。实际上，一个人是否圆通，与自己调制心灵鸡汤的艺术有直接关系。
自我调剂，才能获得简单和快乐的生命科学研究方式。例如，“心灵鸡汤”是一个时尚术语，指现代人们心灵存在的各种症状和要达到的理想程度。“心灵”是一个人的精神之屋，“鸡汤”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术语。不管怎样，“心灵鸡汤”告诉人们一个基本道理：心灵是一个丰富的、有营养的“鸡汤世界”。英国哲学家博克齐在《心灵创意与现代生活》一书中说：“心灵——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灵不会成为歌谣，因为他们总是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挑战。对现代人最切实的生活而言，成功地创意出心灵美好是一种夙愿。我们不能等待别人给予心灵什么东西，只能自己用智慧去创意心灵的美好成分。”的确，“心灵鸡汤”需要每个生活在各种感受中的人自己调剂，否则你的生活将会失去滋味。
调剂“心灵鸡汤”就是一种获得快乐心境的妙招。“心灵鸡汤”有哪些呢？快乐、痛苦、压抑、忧伤、愤怒等。说实话，任何一个人想要把“心灵鸡汤”变成“心灵之歌”都是困难的，这就需要获得快乐的创意。据美国耶鲁大学鲍特·亚当斯对现代人心理的抽样调查，共有10种心理现象是人们着重创意的范围：
1.我有无一个始终快乐的心情？
2.我的心情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打击？
3.我能否控制自己的心情？
4.别人是怎样破坏我的心情的？
5.别人给我的心情带来了什么美好的感觉？
6.我的心情受环境的影响大吗？
7.我的心情为什么难以述说？
8.我惯用的调剂心情的方法是什么？
9.媒体能影响我的心情变化吗？
10.我控制心情的策略是什么？
心态的好与坏给每个创意者带来不同的动力。有人说：“心情在每个人的脸上闪现。”这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的问题是：每个创意者如何消除郁积在心中的消极心态，以便给创意人生制造一种美好的感觉。
假若我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对付消极心态，它们就会变成一种挑战，自动引起我们内心自发的力量和能力。困难、压力、挫折等，使我们内心产生了更多的力量，假使我们以积极而非消极的态度去应付，对我们的工作只有益处而无害处。
每个人几乎都会认识一些因别人说他“办不到”而受打击并且遭到失败的人；同样，也有人在听到同一句话后，反而奋起应战，坚决地非办到不可。当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有消极暗示或建议时，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应付，这样做不但可能，而且也很实际。
我们的心态是不能用意志来控制的，它也不可能随我们的意思像水龙头一样，开闭自如。若不能以命令控制它时，我们可以用计谋来支配它；若不能用直接动作控制它时，可以间接的加以控制。
“坏”心态不能用有意的行为或意志力驱走，但是却可以用另一种心情来替代。用正面攻击无法将消极的心情赶走时，可以用积极心情取而代之，以达到驱逐它的目的。记住，心情是随着想像而变的，它与我们神经系统接受的所谓“真实”或“环境的真相”是互相吻合的，而且相等。当我们发现自己心态不好时，就不该再集中精神去想它，而应该竭力去驱走它；相反的，我们应该集中精神去构想一个积极的想象——使我们脑海中充满积极进取的想象及记忆。
一旦我们这样做时，消极的心情就会自讨没趣而烟消云散。我们就会生出与新想象的事物相称的心情了。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心情舒适，可是在“心灵鸡汤”中，这种美好的想法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心情都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事情的冲击，或好或坏，或喜或悲，这是一场心态考试。鲍特·亚当斯认为人生就是“心态的游戏”，难道不是这样吗？
善于调味心灵鸡汤，能赢得友谊与合作。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运用这项原则，把一个刻薄的敌人变成了他一辈子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富兰克林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资在一家小印刷厂里。他又想办法使自己获选为费城州议会的文书办事员。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获得为议会印文件的工作，那样可以获利很多，因此他当然不愿意失去文书办事员的职务。可是出现了一项不利的情形。议会中最有钱又最能干的议员之一，却非常不喜欢富兰克林。他不但不喜欢富兰克林，还公开斥骂他。
这种情形非常的危险，因此，富兰克林决心使对方喜欢他。
但是，怎样做呢？这是一个难题。给他的敌人一点点小恩惠？不可以，那样会引起他的疑心，甚至轻视。
富兰克林太聪明了，不会弄出那样的窘境。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相反的办法，他去请求敌人来帮他一个小忙。
富兰克林向他的敌人借10块钱？不是！他所请求的，令对方觉得非常的高兴——这个请求触动了他的虚荣心，使他觉得获得了尊重。这项请求，很巧妙地表示出富兰克林对对方的知识和成就的仰慕。
下面就是富兰克林自己叙述的经过：
听说他的图书室里藏有一本非常稀奇而特殊的书，我就给他写一封便笺，表示我极欲一睹为快，请求他把那本书借给我几天，好让我仔细地阅读一遍。
他马上叫人把那本书送来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把那本书还给他，还附上一封信，真诚地表示我的谢意。
“于是，下次当我们在议会里相遇的时候，他居然跟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就没有那样做过），并且极为有礼。自那以后，他随时乐意帮忙，于是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富兰克林去世已经150多年，而他所运用的心理办法，也就是请求别人帮你忙的心理办法，可以说对我们今生今世都有效。
记住，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和看重，都愿意尽一切的努力去得到，因此，你必须学会调味心灵鸡汤。
△曾氏圆通性格之现代释用（二）
必须学会自我控制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圆通的性格，往往与其情绪相当。不善于自控的人，容易爆发自己的不良情绪。其实，人生中没有那么多不满和矛盾，关键要看对待人和事的态度和心态，所以曾国藩一生圆通、心气平和。这是曾国藩给我们的启示。
自我控制是一种最难得的美德。拿破仑·希力对美国各监狱的16万名成年犯人作过一项调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不幸的男女犯人之所以沦落到监狱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自制，即未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积极有益的方面。
要想做个极为“圆通”的人，你身上的热忱和自制必须相等而平衡。
在芝加哥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拿破仑·希尔亲眼看到了一件事，说明了自制的重要性。在这家百货公司受理顾客提出抱怨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以及这家公司不对的地方。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柜台后的这位年轻小姐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未表现出任何憎恶。她脸上带着微笑，指导这些妇女们前往合适的部门，她的态度优雅而镇静，拿破仑·希尔对她的自制修养大感惊讶。
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个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们抱怨的内容，但省略了这些妇女原有的尖酸而愤怒的话语。
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是位聋子，她的助手通过纸条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她。
拿破仑·希尔对这种安排十分感兴趣，于是便去访问这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他告诉拿破仑·希尔，他之所以挑选一名耳聋的女郎担任公司中最艰难而又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一直找不到其他具有足够自制力的人来担任这项工作。
拿破仑·希尔站在那儿观看那群排成长队的妇女，并且发现，柜台后面那位年轻女郎脸上亲切的微笑，对这些愤怒的妇女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她们来到她面前时，个个像是咆哮怒吼的野狼，但当她们离开时，个个像是温顺柔和的绵羊。事实上，她们之中的某些人离开时，脸上甚至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已使她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惭愧。
自从拿破仑·希尔亲眼看到那一幕之后，每当对自己所不喜欢听到的评论感到不耐烦时，就立刻想起了柜台后面那名女郎的自制而镇静的神态，而且他经常这么想：每个人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拿破仑·希尔个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对于所不愿听到的那些无聊谈话，可以把两个耳朵“闭上”，以免在听到之后徒增厌恶与愤怒。生命十分短暂，有很多建设性的工作等待我们去进行，因此，我们不必对说出我们不喜欢听到的话语的每个人去进行“反击”。
在拿破仑·希尔事业生涯的初期，他发现，由于缺乏自制，对生活造成了极为可怕的破坏。这是他从一个十分普通的事件中发现的。这项发现使拿破仑·希尔获得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有一天，拿破仑·希尔和办公室大楼的管理员发生了一场误会。这场误会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彼此憎恨，甚至演变成激烈的敌对状态。这位管理员为了显示他对拿破仑·希尔的不悦，当他知道整栋大楼里只有拿破仑·希尔一个人在办公室中工作时，他立刻把大楼的电灯全部关掉。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几次，最后，拿破仑·希尔决定进行“反击”。某个星期天，机会来了，拿破仑·希尔到书房里准备一篇预备在第二天晚上发表的演讲稿，当他刚刚在书桌前坐好时，电灯熄灭了。
拿破仑·希尔立刻跳起来，奔向大楼地下室，他知道可以在那儿找到这位管理员。当拿破仑·希尔到那儿时，发现管理员正在忙着把煤炭一铲一铲地送进锅炉内，同时一面吹着口哨。仿佛什么事情都未发生似的。
拿破仑·希尔立刻破口大骂，一连5分钟之久，他都以比那个锅炉内的火更热辣辣的词句对管理员痛骂。
最后，拿破仑·希尔实在想不出什么骂人的词句，只好放慢了速度。这时候，管理员站直身体，转过头来，脸上露出开朗的微笑，并以一种充满镇静与自制的柔和声调说道：
“呀，你今天早上有点儿激动吧，不是吗？”
他的这段话就像一把锐利的短剑，一下子刺进拿破仑·希尔的身体。
想想看，拿破仑·希尔那时候会是什么感觉。站在拿破仑·希尔面前的是一位文盲，他既不会写也不会读，但虽然有这些缺点，他却在这场战斗中打败了自己，更何况这场战斗的场合，以及武器，都是自己所挑选的。
拿破仑·希尔知道，他不仅被打败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主动的，而且是错误的一方，这一切只会更增加他的羞辱。
拿破仑·希尔转过身子，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办公室，他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当拿破仑·希尔把这件事反省了一遍之后，他立即看出了自己错误。但是，坦率说来，他很不愿意采取行动来化解自己的错误。
拿破仑·希尔知道，必须向那个人道歉，内心才能平静。最后，他费了很久的时间才下定决心，决定到地下室去，忍受必须忍受的这个羞辱。
拿破仑·希尔来到地下室后，把那位管理员叫到门边，管理员以平静、温和的声调问道：
“你这一次想要干什么？”
拿破仑·希尔告诉他：“我是回来为我的行为道歉的——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管理员脸上又露出那种微笑，他说：
“凭着上帝的爱心，你用不着向我道歉。除了这四堵墙壁，以及你和我之外，并没有人听见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不会把它说出去的，我知道你也不会说出去的，因此，我们不如就把此事忘了吧。”
这段话对拿破仑·希尔所造成的伤害更甚于他第一次所说的话，因为他不仅表示愿意原谅拿破仑·希尔，实际上更表示愿意协助拿破仑·希尔隐瞒此事，不使它宣扬出去，以至对拿破仑·希尔造成伤害。
拿破仑·希尔向他走过去，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了握。拿破仑·希尔不仅是用手和他握手，更是用心和他握手。在走回办公室的途中，拿破仑·希尔感到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终于鼓起勇气，化解了自己做错的事。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拿破仑·希尔下定了决心，以后绝不再失去自制。因为一旦失去自制之后，另一个人——不管是一名目不识丁的管理员，还是有教养的绅士——都能轻易地将他打败。
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后，希尔身上逐渐产生了圆通的性格，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艺术把握得更为透彻。他的笔开始发挥出更大的能量，他所说的话更具分量。在希尔开始所认识的人当中，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敌人也相对减少了很多。这个事件成为拿破仑·希尔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拿破仑·希尔说：“这件事教导我，一个人除非先控制了自己，否则他将无法控制别人。它也使我明白了这两句话的真正意义，‘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他疯狂’。”
可见，学会控制自己是形成圆通性格一种很好的方式，有利于做成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