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字当头的人，有一点小本事，就到处摆谱儿，本可做些小卒的事，就误以为自己有了将帅的身份，还想指挥千军万马。更有甚者，一旦得一点势，就开始腾云驾雾蔑视群雄。这些人最终都会毁在“傲”字上，让自己浑身散架的。
曾国藩以戒傲为一生追求的事项，对自己总是千叮咛万嘱托，一定要从心底深处除去“傲”字，以谦和待人，不可张扬自己的派头，更不可张扬自己手上的权势，防止到处露脸被晒黑，所以他始终给自己亮黄牌，生怕有犯规行为，绝不越雷池半步。这种戒傲的性格，尽管是一种长久的磨砺过程，但却是完全值得的，它可以让你避开“骄奢”、“贪婪”等，而不至于毁掉一生。
（一）律己性格：
要求严一点，绝无害处得到一点利益，会失去更多的利益
就自律的内容来说，在曾国藩的自律中，力戒名利和俗见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他在1870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更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来说，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名心切、俗心重者，可能会得到一点利益，但会失去许多利益。这是曾国藩基本的人生观。
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有章有法。他对打败强敌，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如规定矛杆用竹必须“老而坚者”，“木周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生铁为原料，改为熟铁，结果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进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320尊。以后陆续采购，大大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湘勇至长沙之三营也同样如此，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庙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这样，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达了六万串。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璋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卫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布置建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使满汉统治者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联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生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地位与厚禄化为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各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曾国藩竭力维护自己这一地位，他对王錱的处理，正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例证。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抚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
说得实际一些，做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不做好小事，怎么能做大事？一个获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在必须处理的小事上多下功夫，不能让它们成为做大事的障碍。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继承了“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儒家观念，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须慎独，须守己
注意自己、了解自己——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看起来更简单，而做起来却更困难的事。
没有比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人，同时没有人比自己更不认识自己。
苏格拉底曾说“认识你自己”。从此以后，有志者均体验过认识自己是件如何困难之事。但也有人批判过这句话，法国作家西特说：“这一句格言是有害的，同时也非常丑恶。注视了自己乃阻止了自己的发展。力求认识自己的毛虫，永久无法变成蝴蝶。”他的批评也有道理。有时自我意识的过剩会使人以异常的洁癖分析自己，无法算出的尽力去算出来，慢慢地引发了热情，然而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虚无的深渊。但凝视自己不一定会产生自我意识的过剩。自己由性格、能力方面看来，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如果能“诚实”地带着勇气反省一下，事情便能解决了。
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每个人都不喜欢碰到自己本身的弱点，因此，这个观念便会与克服和阻止性格弱点的行为发生抵抗。
曾国藩是一个追求慎独的人，他认为真正能慎独的人才能成大事。
曾国藩言曰：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惟恐有错，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评论的。
《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为达“慎独”的最佳境界，曾国藩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列于此，资以证验：
1.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身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2.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3.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4.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5.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
6.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省的最重要的功夫。
7.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8.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去病的准则。
9.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10.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11.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12.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好家风带来好习性
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的形成、功德的成就是与其“耕读之家”的家风熏染密不可分的。
曾家世代务农，自祖父曾玉屏向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未曾出现过秀才。
曾玉屏年轻的时候，对读书以求取功名不感兴趣，日常喜欢到湘潭同富家子弟鬼混，或酒食征逐，或日高酣睡，整日游手好闲。后来父亲死了，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他才备感责任的重大。乡里的长辈，见其整日游惰，不务正业，讥讽他将来必为败家之子。这倒激起他痛改前非的决心，卖掉马匹，徒步回家，决心脚踏实地，开创祖业。从此以后，每天天未亮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开沟辟地，耕田种菜，省吃俭用，养鱼喂猪，精耕细作，无一不亲自动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不仅守住了基业，家境还逐渐走向兴旺。
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颇受到乡里人士的尊崇。邻里间如若发生纠纷，他常居间进行排解、说和，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厉辞诘责，势若霆摧”，往往使那些“悍夫”神气沮丧，就此作罢，甚至有人慑于他的威望，置酒登门道歉，方可了结。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长他7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曾玉屏对于麟书、骥云兄弟，管教极严，尤其对长子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诘责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则事亲至孝，面对父亲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踌躇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还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诸中国农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人。
读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教育，督促子孙读书，同要求发展农业一样，被称为教子的两条正路。
种菜，要求尽量精耕细作，做到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勤俭持家，自给自足。
饲鱼，湖南省是鱼米之乡，池塘密布，无不产鱼。养鱼既可增加副食，又可以增加生气，体现一种家业兴旺的气氛。
养猪，猪是湖南的主要副业，猪食米糠及丰富的水边植物，长得都很好，提倡养猪，可以满足家庭的食用。
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农民的一种美德。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
洒扫，就是搞清洁工作。妇女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年末，还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我国自古就重视小子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将洒扫之事与应对进退之礼相提并论，可见，重视洒扫是一项优良的传统。
祭祀，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体现了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敬。
敦亲睦邻，人处于社会中，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善待亲戚邻里，是居家至宝。
过去乡村医药不发达，不信医药，也是一种惯例，可是对于僧巫、地仙，民间信者很多，而独曾玉屏教家人不信，反映了他的个性所在。
曾国藩沐其家风，传其家风。后来，曾国藩将祖父的家规总结为：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惧恼。
早：就是早起。早起三朝，可当一工。
扫：就是扫除。清洁卫生，不可忽略。
考：就是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宝：就是睦邻。患难相顾，惟善为宝。
书：就是教育。读书明理，普及知识。
蔬：就是种蔬。园有蔬菜，四季常新。
鱼：就是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
猪：就是喂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
良好的家风，在于适时教诲和勉励。1838年秋，曾国藩在参加朝考被点了翰林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家里时，其祖父曾玉屏就有一番谆谆教诲。
年底新翰林荣耀还乡，亲友都来道贺，自然煞是热闹。这时曾国藩的祖父玉屏先生已六十五岁，多年辛苦的愿望，虽是儿子没有成就，究竟在长孙身上实现了，自觉欢喜异常，就告诉麟书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要忘本呵！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累赘他！”所以曾国藩从此进京做官，家中还靠耕种过活。有时寄些俸银回来，大都赈济戚族。
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生产能力，充满了孝友精神，这便是一种模范家庭。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朴素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讲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风、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国藩这样的人物。曾国藩的耕读之家风，可说是源远流长。今人观其女儿曾纪芬——崇德老人民国时所写追忆其父的回忆录，字体极为端庄秀美，一个女人家八十多岁尚能写得那样一手好字，足见其耕读之家风范的泽流。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统帅的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也类乎于一场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痛绝的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济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口诀，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总督等，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私毫逾闲。曾国藩一生的品性实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
曾国藩一生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注重修养，不为外人所伤。在此，我们必须看一看他的严谨家规和自己的行为准则。
一个“淡”字值万金
曾国藩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万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
私欲过重之人都是“猎犬”。曾国藩力戒名心太切，防止自己真正获取成功性格出现不利的因素。
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则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最大耻辱。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格外谨慎，就不会如履薄冰
曾国藩特别爱讲“谨慎”两字，所以一再告诫自己左右的人，要戒傲，要慎独，这样才能不越雷池半步，从这个道理说开去，人生失败就在于不谨慎也，常常把脚跨在另一个地方。
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善于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得以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做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谋臣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智力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特别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能不同程度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谋臣的意见。谋略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权力为准则。为谋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听取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谋臣的帮助，甚至认为谋臣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他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处世，不要贸然行事。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多在谨慎上下功夫，不要给自己增添麻烦。曾国藩的一生唯谨慎而已，谨慎使他不易出错，最终获取成功性格。
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别人认可他的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先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放大性格：
心胸大一点，世界就会更宽做一个恪守责任心的人
做人要有责任感，特别是那些能够担当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责任感。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做人的责任感。
生命只有一次，要想活得积极而有意义，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责任。没有人能领你走一辈子，只要不辜负每一个日子，每天有新的收获，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创造。
对自己负责，是一项艰难又费时的挑战。要能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的优缺点，再不断调整及修正。还得注意不受主观成见的影响，逐一吸收于己有益的经验。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养成一种性格：逃避责任，无法作出决定。结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么，也无法办得到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篮，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靡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主要是读书，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才开始涉足政治。时年三十七岁，官运不可谓不亨通，然而他却精神苦闷，感到自己是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华无法施展。在写给弟弟信中甚至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祀，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厉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祀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祀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祀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礼仪，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声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迫于危局，也下诏求言，摆摆样子。曾国藩却鼓起勇气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国大计倾吐出来。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则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或者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当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孙指出的是专制皇帝的通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现在，曾国藩仿照《三习一弊疏》，上书咸丰，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窠，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丝毫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中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砺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不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答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后，不能只为自己，而要为大家，做人之大忌是心中只有一个“己”字。曾国藩从不忘这一点，因为他始终相信你对别人负责，别人也会对你负责。
守住“平实”两字
平实乐观的性格是成功者关键性的品质之一，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谈吐引导为振奋鼓劲的念头和看法，他们把过去当成借鉴参考的资料库，把未来看做充满无限希望、欢乐和诱人的境界。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看重他们所具备的愉快而有价值的条件，想出有创造性的办法去争取达到已确立的目标；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把处境当中的消极方面缩小到最小程度，并且找出积极的因素来，他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发现求得发展和学习的机会。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喜欢同别人交往，不论自己有所收获还是对别人有所帮助，都喜形于色。他们对参与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加以评价谈论，同别人相处时也很热情。即使处于严峻的环境与灾祸之中，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也会发掘出积极因素，鼓起勇气向前，使情况有所改善。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感到烦恼的时候，会着手去扭转所处的局面。他们知道，要过得顺心愉快，责任在自己。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善于用“情绪吸尘器”清除掉自己的烦恼念头和悲观情绪，在不利环境中他们也设法发掘出积极因素来。他们在头脑里储存的是“好、妙极了、亲切、重要、喜欢、高兴、了不起”一类的词语。
黑暗的心情，会在心底播下不良的种子，所以只有不良的作用反复地传达下来，因此，还是要尽量以平实的心情来努力比较好。
曾国藩一生中虽然遭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而他内心一直保持平静和顺，从不灰心丧气，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烦恼，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事的妙方。做到谦恭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怨仇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在仕途发展的前半段，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迁，连跃10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为清朝200年来汉人第一家。人们认为他一定喜爱大风大浪吧！但实际上曾国藩在养生处世中的哲学与众不同，认识特别深刻。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荡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向平实处用功”和“波平浪静”这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两点重要原则。
曾国藩写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的意思是：四弟收复两省，功绩之大是根本不会磨灭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只是担心做事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脚跟；只怕不能平安舒适，不怕英名不突出。从此以后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不要总想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我也并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来我的阅历变化特别大，一味向着平安实在的方面下功夫。并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大，不这样做，都会有灾祸临头的危险。其实，曾国藩的平静养生方法是被逼出来的。曾国藩多年到处征战，军事政务繁忙，从35岁起遍身生了一种蛇皮癣，搞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以致于精神萎靡不振，困顿到了极点，还不到50岁，却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认为这都是因为天赋的资质不厚，并且又百般忧愁摧残动摇，加上历年来抑郁寡欢，为不平之事愤懑而致的折损。后来，曾国藩的好友冯树堂来访，与他讨论修养心志、调理身体的方法。他说：静心安坐，舍此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能静坐，那么天下能干的事情，都可以干好。心理意志和意气感情总是拆不开的。心志稍有浮躁，那么感情就会浮躁，意气感情涣散，那么心志也就涣散了。思想意志专注于某一方面，意气感情自必为之转移。如此，曾国藩才一直坚持下来了。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强悍着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坚韧不拔，具有实干精神。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事救世为事业。
由此看来，曾国藩待人平实通达，自己绝少烦恼，这给后人留下做人的一些启示。对于有太多烦恼性格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把周围环境中每件美中不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对周围事情的指责和消极的念头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很难再去体验欢乐。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要糟下去，而且不自觉地促使自己造成不愉快的局面，使他们的预言实现。
有烦恼性格的人往往被“情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总想着过去没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一讲话便是从前的灾祸、现在的艰难和未来的倒霉。
对于失败者来说，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满意的。当他们终于得到了所向往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又不再想要了；如果失去了的话，他们又一定要找回来。他们不断重复老一套消极泄气的想法，把不幸和烦恼作为生活的主题。即便在平安无事、一切顺利的时候，也习惯于只琢磨生活当中消极泄气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幸和气愤的时间太多。他们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发表消极泄气的言论，他们说泄气话，令人难堪，使别人同他们疏远起来。
有烦恼性格的人常常由于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而挫伤情绪，失去活力，陷于失望，无所作为。在遇到麻烦和苦恼的时候，他们往往把精力用在责怪、牢骚和抱怨上。
有烦恼性格的人说许多带“不”字的话，例如不能如何、不要如何、不应该如何等等。他们最常用的形容词是糟糕、讨厌、可怕和自私。他们没完没了地指责别人为什么不如何、怎么没有如何。
心胸不广大，怎能容天下
要靠一种常效药根治心病，你知道世上哪里有这种“灵丹妙药”吗？在曾国藩的秘笈中就有这样一副药，上面写着“广大”两字。何以见得呢？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它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说：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这里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他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率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愤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得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地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愤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一次，隋观察来见，因该人办事能力弱，曾国藩勃然大怒，“词色大厉”。训斥完后，当天夜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自责，“退而悔之”。说自己“近来事有不如意，方寸郁塞殊甚”，常发脾气，足见“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守制期间，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
（三）养身性格：
明白与糊涂之间仅一线之隔治口，不议人短长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则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与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和旷达。
看到别人获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决心，超过他，才是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会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气自己。曾国藩之所以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豁达坦荡，蓄养生机。超过一个能力超过自己的人，等于超过十个与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这才是获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诀。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得过且过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废。世上伟大的事业，绝非那些做事“得过且过、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只有那些意志坚决、不辞辛苦、十分热心的人才能完成这些事业。一个有生气、有计划、有远大目光的人，一定会不辞任何劳苦，聚精会神地向前迈进，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得过且过、缺乏耐心”这些话。
曾国藩的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为政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政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为政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国藩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
曾国藩说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谁都要养心，因为必须要有心计，才能活得舒服。曾国藩认为：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出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曾国藩以身养心，是大家风范，因为他不得不那样做，世事混浊，不得不行。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外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的人物，恐怕非曾国藩莫属了。镇压太平天国、倡办洋务，使曾国藩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桂冠；处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声名扫地，几成过街老鼠，“国人皆骂”。曾国藩说自己晚年仕途，“皆画蛇添足之笔”。有一代“儒宗”之称的纵横家王运批评曾国藩一生“为谨守所误，令万民涂炭，仍然问心无愧，是儒家之罪，与张浚差不多”。
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曾国藩的评价当然会有很大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但也有众口一词之处，那就是肯定他意志坚卓、治心养性的修身术。
江苏巡抚何上给清廷的奏文说：曾国藩经历“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雷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李鸿章评价他老师所以成功是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也是讲曾国藩以意志、品格而取胜。
对曾国藩意志品格解剖得较彻底的是梁启超。他说：“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曾国藩“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早年跟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研究性理之学，又深受王夫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升到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就是说曾国藩十分注重品格修养和自我完善，他能够有外王之效，成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不能不说得自内圣之法。
曾国藩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办法，如《养生之法五事》、《八本说》、《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东坡五字诀》、《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规》、《达生编六字诀解》等。这些精神品格修养的箴言，有的得自祖父辈及他个人的经验积累，如《养生之法五事》中的“眠（睡觉）、食（吃饭）有恒”及“每夜临睡洗脚”，是他的父亲行之40年，他自己学习后坚持7年，认为大有效果后告诉弟弟们如法遵行，并写进曾门家规中去的。“饭后3000步”他试行一年，认为很有效果，决心“自矢永不间断”，他还肯定地说，如果身体弱的人行之三个月，“必有奇效”。
内圣可去功名
功名成败往往是评价人的主要甚或唯一尺度。曾国藩身处名利场，善处功名。认为“个人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毁誉皆不足忧”，而忧贤不登高位，有才者不得施其能，天下愈乱而无治之日。这无疑是他精神境界比较高尚的体现。享有功名后，又以拙诚为天下倡，明知“中兴”无望，但却殚心竭力，生死赴之。他还说，“骤享大名为不祥”，偶然得来的也会偶然失去，这是没有根基、无学养的原因。他还认为古往今来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裕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但暇心弃置何处，可见日后成败。他举西门庆和苏轼为例，说明“暇心乃是补心”，不是“放（放纵）心”。与“暇心乃补”相关，“学养乃是正心”。人不是生而知之，但可教而知之，这个教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曾国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对治心也不是仅仅阐发理论，而是归于实践。他说：“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曾国藩以内圣之功，收外王之效，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奥旨。这一点引起了早年毛泽东的注意。在毛泽东早期的笔记式日记《讲堂录》中，有许多曾国藩治心方面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治心修身的成功，也同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蒋研读曾国藩的各种文集、遗集后，有感于“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准备围绕“治心”的内容，“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已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并由梁启超做序，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蒋介石对蔡锷所编的书表示满意，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国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在他看来，这等于没挖掘源头，于是“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认为这样就“可为后世法”。
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品格陶铸、意志磨炼，这对“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补药。当然，曾国藩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双手染满农民起义者的鲜血，他用血腥维护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趋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运说他“令万民涂炭，仍问心无愧”，是有道理的。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牟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种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的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菜都不超过四种。他家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心修养，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闲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在大千世界，唯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唯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内圣”二字而成功。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性格，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的“诚拙”的态度，不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其才气被曾国藩所赏识，并且自以为所不及，但他那种江南人的虚伪性，远非质朴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便拿出他的“内圣”之法，磨砺起学生来。
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内圣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做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此——“内圣拙诚”。
△曾氏戒傲性格之现代释用：
戒傲之法——乐于接受他人批评曾国藩力戒做人有傲性，认为“傲”字能让人处于一种盲目自大、拒人批评的状态之中。他在自己的家书中谈到这样一个道理：做人应当戒傲，其有效方法是接受别人的批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有些人极不情愿接受被批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气不打一处来，因此，能否接受被批评成为许多人的是否能够除傲的一大障碍，从中可见其心胸是否敞亮。
有人说，每个人一天起码有五分钟不够聪明，智慧似乎也有无力感。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评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想办法从中学习。与其等待对手来攻击我们，倒不如自己主动接受批评。对手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的现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里告诉你一个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豪威尔他深谙做人艺术。
1944年7月31日，豪威尔在纽约大使酒店突然身亡的消息震惊了全美。华尔街更是骚动，因为他是美国财经界的领袖，曾担任美国商业信托银行董事长，兼任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受的正式教育很有限，在一个乡下小店当过店员，后来当过美国钢铁公司信用部经理，并一直朝更大的权力地位迈进。
豪威尔先生在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说：“几年来，我一直有个记事本，登记一天中有哪些约会。家人从不指望我周末晚上会在家，因为他们知道，我常把周末晚上留做自我省察，评估我在这一周中的工作表现。晚餐后，我独自一人打开记事本，回顾一周来所有的面谈、讨论及会议过程。我自问：‘我当时做错了什么？’‘有什么是正确的？我还能干什么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表现？’‘我能从这次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这种每周检讨有时弄得我很不开心。有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莽撞。当然，年事渐长，这种情况倒是越来越少，我一直保持这种自我分析的习惯，它对我的做人艺术帮助非常巨大。”
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评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想办法从中学习。诗人惠特曼曾说：“你以为只能向喜欢你、仰慕你、赞同你的人学习吗？从反对你的人、批评你的人那儿，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训吗？”
在别人抓到我们的弱点之前，我们应该自己认清并处理这些弱点。达尔文就是这样做的。当达尔文完成其不朽的着作——《物种起源》时，他已意识到这一革命性的学说一定会震撼整个宗教界及学术界。因此，他主动开始自我评论，并耗时15年，不断查证资料，向自己的理论挑战，批评自己所下的结论。
如果有人骂你愚蠢不堪，你会生气吗？愤愤不平吗？我们来看看林肯是如何处理的。
林肯的军务部长爱德华·史丹顿就曾经这样骂过总统。史丹顿是因为林肯的干扰而生气。为了取悦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林肯签署了一项调动兵团的命令。史丹顿不但拒绝执行林肯的命令，而且还指责林肯签署这项命令是愚蠢到了极点。有人告诉林肯这件事，林肯平静地回答：“史丹顿如果骂我愚蠢，我多半是真的笨，因为他几乎总是对的。我会亲自去跟他谈一谈。”
林肯真的去看史丹顿。史丹顿指出他这项命令是错误的，林肯就此收回成命。林肯很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只要他相信对方是真诚的、是有意帮忙的。
你我也应该欢迎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正确的。连罗斯福总统也只敢期望自己能在四次里面，有三次是正确的。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坦承他的结论99%都是错误的。
法国作家拉劳士·福古曾说：“敌人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句话非常正确，可是被人批评的时候，如果不提醒自己还是会不假思索地采取防卫姿态。不管正确与否，人总是讨厌被批评，喜欢被赞赏的。我们并非逻辑的动物，而是情绪的动物。我们的理性就像在狂风暴雨的情绪汪洋中的一叶扁舟。
听到别人谈论我们的缺点时，想办法不要急于辩护。因为每个没头脑的人都是这样的。让我们放聪明点，也更谦虚一点，我们可以气度恢宏地说：“如果让他知道我其他的缺点，只怕他还要批评得更厉害呢！”
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想法：当你因恶意的攻击而怒火中烧时，何不先告诉自己：“等一下……我本来就不完美。连爱因斯坦都承认自己99%都是错误的，也许我起码也有80%的时候是不正确的。这个批评可能来得正是时候，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它，并想法子从中获得益处。”
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卢克曼曾经用100万美元请鲍伯·霍伯上广播节目。鲍伯从不看赞赏他的信，只看批评的信，因为他知道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了解管理与作业上有何缺失，特地邀请员工对公司提出批评。
有一位香皂推销员，常主动要求人家给他批评。当他开始为高露洁推销香皂时，订单接得很少。他担心会失业，他确信产品或价格都没有问题，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他自己身上。每当他推销失败，他会在街上走一走，想想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是表达得不够有说服力？还是热忱不足？有时他会折回去，问那位商家：“我不是回来卖给你香皂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意见与指正。请你告诉我，我刚才什么地方做错了？你的经验比我丰富，事业又成功。请给我一点指正，直言无妨，请不必保留。”
他这个态度为他赢得许多友谊以及珍贵的忠告。想知道他的发展吗？他后来升任高露洁公司总裁，高露洁公司是当代最大的香皂公司。他就是立特先生。
只有心胸宽大的智者，才能向豪威尔、林肯、立特等看齐。四下无人时，你何不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人？记下自己做过的错事，提出自我批评。既然我们并非完美之人，何不欢迎那些建设性的批评？不明白这些，你就难以戒掉身上的傲气，不可能成为受人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