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刚来首都工作不久，住在三里河一带，单位却远在农展馆附近。每天上下班都要横穿北京，骑自行车单程就要一个小时左右。秋天一过，天气说变就变了，早晨出门我刚骑了五分钟就感到冻得不行，却又懒得回去取手套和围巾。遇到有红灯的十字路口停了一下，我趁机把夹克衫的拉链直拉到下巴，又把袖口的纽扣系紧。在单位门口锁上车，我发红的双手几近于麻木了。
我呵着双手踱进中国文联大楼，已经有十来个人在一层等电梯了。我首先看见的是人群里的一辆轮椅，更确切地说是轮椅上那个穿黑呢短大衣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焦急地等电梯的人群里，他显得尤为平静，像一块礁石，安详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包括对缩着脖子走进玻璃大门的我也看了一眼（事后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那时的形象很狼狈），那种目光笼罩着特殊的光泽，我知道那是叫做睿智的东西。一位老人仍然拥有如此明澈的眼神，真不简单。我低头想了一会，忽然从记忆中发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几乎要失口喊出他的名字。
身后走来的陈秘书证实了我精确极了的猜测。她和推轮椅的那位妇女打招呼：“你是推着他来的，高瑛？”我知道高瑛是诗人艾青的妻子，在好多书刊上我见过他俩的合影。
我所在的这幢文联大楼，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界一大中心，经常有知名人士来往，但我从来未曾预感过会在这个初冬的日子里，见到了自己最崇敬的中国诗人。我用如此虔诚的语气来描述，也许会使很多人笑话我的浅薄。对名人我并不是崇拜狂，但在那一瞬间，我头脑中确实闪耀过无数幅黑白片般遥远而真切的影像。我看见了一位少年在南方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最初阅读到艾青早期诗作时的惊喜。
可以说是艾青导致我迷恋上缪斯的。从他印在中学课本上的《黎明的消息》，到我那时反复咏诵的他写在大堰河上的其它诗篇，在我心目中，如同面前这位老人的眼神一样，始终笼罩着一层特殊的光泽。我难以忘怀那些做完数学题后的夜晚，把所能收集到的艾青的诗一首首抄录在日记本上的情景。透过15岁的窗口，我看见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自北方的道路辚辚驶过，一位诗人高举火把，向当时也向多少年之后蜂拥而来的人群传达着诗歌的力量。
啊，艾青，此刻我已说不出其它内容了。这么些年来，我一如既往地迷恋着诗和许多至善至美的东西，同时肺叶里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更多世俗的尘埃，已经不再是那位如今看来尚徜徉在童话阶段的少年，然而当心目中纤尘不染的偶像预料不到地如此真实出现在自己面前，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当一个人的感觉在世俗尘事中逐渐麻木之后，自以为早已淡忘了诗之后，为一种至圣至美且突如其来的力量所怦然唤醒，这个瞬间是多么好。
面前的铁门哐当一声开启，由于电梯地板比地面略高一点，高瑛连推两下轮椅也没推进去，我和陈秘书帮忙把它抬了进去，我感到了一种重量。抬起头来，看见艾青不易察觉地对我们微笑了一下，就像许多年前他以诗歌对我所表示的那样。电梯梦一样缓缓上升，诗人和他的轮椅就停留在我身旁，我拎着公文包的手甚至接触到金属的冰凉。然而站在温暖如春的电梯里，我几乎遗忘了来之前一路上的寒冷。
陈秘书还在和高瑛聊天，询问着诗人近来的身体状况，她甚至还半开玩笑地指了我一下：“这也是我们单位新来的诗人，写了不少呢。”然而我已忘了脸红，久久凝视着面前的艾青。诗人的额头是那么宽阔，虽然上面布满深刻的年轮。我联想起某一期《诗刊》发表过艾青头像的照片，那是一位著名女美术家的铜雕，下面空白的版面还登了艾青为之题的一首诗。那期《诗刊》是上高中时阅读的，而且早已遗失了，但我仍记得它们是登在封二的位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诗人在诗篇之外的面容，使我阅读作品时朦胧的印象和想象得以证实。面前这位老人额头的皱纹，和曾使少年时的我惊叹的诗人头像上的皱纹同样深刻，也同样清晰，雕塑家没有夸张。经历了悠悠岁月的精雕细刻，诗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终于知道大堰河是怎样从诗人的额头上流过的。
这两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见过不少文化老人，有一点曾使我很感叹。那就是和艾青一样，他们几乎都在自己的某一方面保持着某种不凡的风采，这种凝聚了一生的生命力，这种内在精神进发出来的光芒是许多事物难以比拟的，也是任何东西无法涂改的，何况时间呢。
以上这篇题为《面前的艾青》的散文，是我大学毕业不久所写，发表在1990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那段时间，接到不少位分配在各地的大学同窗的书信和长途电话，他们为在远方见到我的名字而感到亲切，并赞叹于我离开校园仍能保持对心目中偶像的虔敬，将之树立为精神上的支柱。“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力量”，他们说，“你不会觉得生活是苍白且空虚的，因为你还懂得去尊敬，懂得去爱；你甚至不会把现实等同于现实主义，因为置身现实之中，你也未曾放弃那块浪漫的花园！”
这一切，使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段文字，围绕艾青这一偶像在我心目中产生的原因及其效果，以分析青春的心灵是否有必要崇拜一些什么，或者怎样崇拜一些什么。
怎么说呢？大学四年，我一直努力保持理想主义者的身份，并以为它与不妥协于世俗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我景仰诗化的生活，相信哪怕貌似平庸的生活，亦有着挖掘不尽的诗意，只要你保持一颗不被世俗尘埃蒙蔽的心。社会的人无法避免涂抹上功利色彩，但在精神领域应积蓄某种与之相抗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诗”的东西，它不等同于作为文学样式的“诗”的概念，而是原始意义上的“诗”，诗意、诗化的意思。这是随着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以诗为人生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但诗永远不会从人类精神中消失的原因。总会有人（哪怕是最后一个，实则远远不止于此）执著于此的，他们把诗和所有美好的东西一样来相信。
同样，只要诗未被所有人唾弃（这是不可能的），诗人就永远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正如古代文明中以桂冠来修饰它。它形容那些超凡脱俗、以美作为人生手段的歌者，他们的声音是唱给自己的，又是属于其它人的，显示出一种温柔的力量。最初被艾青那些正直、热情的诗篇感染之后，继而了解其生平及人格：从他早期在黑夜所吟唱的大堰河上的歌声，直至后来经历误解和流放仍不改初衷的《归来的歌》。我感应到真正的诗人才具备的那颗赤子之心。那颗黄金般的心。艾青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理想中诗人的化身。我觉得能够和历史并肩的诗人，不仅仅拥有柔曼的竖琴，更应该高举热爱着的火把。除了火把这一意象之后，艾青的诗篇还衷情于黎明的吹号者，骑雪青马的力士乃至海岬上巍然不动的歌手，这些都是人类精神中必要的钙质。
我在武汉大学就读，每逢阳春，珞珈山麓，东湖岸边樱花烂漫，总要举办一届樱花诗会，我是很热衷于其中的。有一次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朗诵了一连串风花雪月之后，一位男中音走上台去，他严肃地清了清嗓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刚刚出现第一句，台下就响起被打动了的掌声。大家都知道，这是艾青的诗。我之所以回忆这一段，在于说明它区别于普通风花雪月之作的力量。这或许就是艾青与普通的人以及普通的诗人的本质区别。伟人永远是值得崇拜的，我向来不怀疑这一点。
如果说中学时代我受薰于艾青诗作的艺术魅力，那么进入大学之后，人生观逐渐成熟之后，更令我惊叹的倒是他的人格力量，我几乎明白了诗人的心灵是如何颤栗的。想到和我同龄时年轻的艾青，已经在为大堰河保姆，为中国土地上一位最平凡的农妇而流泪，然后在最粗糙的土纸上划下诗句，我不由得被引导着重新认识人民这个字眼，认识善良、勤劳、奉献等朴素的品质，认识生命中可以承受和不能承受的重和轻。联系艾青曾经把“真善美”比作“一辆黄金的三轮马车”，就能了解怎样在人生与艺术之路上印下坚实、深刻的辙痕。站在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上，才是成为大诗人的前提。我这里所说的大诗人，可以是属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但绝对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正如艾青那支“彩色的芦笛”，会永远陈列于中国新诗史中。
告别如诗如画的大学时代，我背着简陋的行囊来到北方，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安营扎寨，以一颗涉世未深的心迎接另一种生活，有过短暂的失落和困惑。我揣摸不清自己的理想与自己实现它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但又生怕它们获得不了一致，我毕竟尚未从做梦的年龄完全超脱出来，而面临的一切又是具体、现实的。我甚至下意识地放弃对诗的信仰，以避免自己陶醉于空中楼阁之中，避免在翅膀上拴着金块，而这时，我看见了真实的艾青，一个生活在语言之外、会呼吸的艾青。这平常而又奇妙的邂逅足以使我回味终生。
面前的艾青和我心中的偶像是极其吻合的，并未因为近在眼前而失去那一圈光环，我不再怀疑他们是同一个人，我欣慰于青春的崇拜没造成任何误差？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想象过艾青会出现在我面前，没想象过艾青就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既然自己最景仰的诗人都真实地显现，我还有什么理由认为生活中没有诗，而不敢继续信仰它？既然艾青这个名字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印在纸上的，是和一个真实的生命联系着的，那么就应该相信在我们的周围还生活着更多的诗人，还存在着更多的诗意，以及更多和诗一样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