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22日，陈独秀在上海度过了旧历除夕。
就要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喜子去北京生活，高君曼高兴极了。北京是她的母校所在地，重回北京，不仅是故地重游，丈夫的北大文科学长的地位也给她在老同学面前增添了光彩。但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了。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饿了吃大烧饼，渴了喝冷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
高君曼和潘赞化的话，多少对陈独秀发生了影响。北上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到北大后，文科学长月薪三百元，加上《新青年》每期二百元编辑费，陈独秀和高君曼商量，补贴一点给延年、乔年兄弟。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邻居岳相如是安徽凤台人，1908年参加过安庆马炮营起义，他听说陈独秀、高君曼要搬到北京去，过来贺喜。陈独秀说：“教授没有干过，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三个月后还回来。”这是陈独秀和蔡元培达成的默契。他不知道京城水的深浅，总觉得自己的个性，并不讨人喜欢，尤其容易得罪当官的和守旧派。
父亲离开上海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不久，两人搬出去住了。
一天，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来亚东图书馆取父亲给的生活费。此时，延年兄弟已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他们年龄、身材、性格不一样，但穿着同样的蓝粗布长衫，颜色已洗得发白。这衣服，还是母亲高晓岚在他们到上海前做的，已经穿了许多日子了。汪原放说：“仲叔现在好了，是京城大学的院长了。”不料陈乔年极不为然，说：“父亲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则去做旧官僚耳。”这话叫汪原放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十几岁的乔年能说出这样的话。
汪孟邹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每月从他的在亚东的稿费中拿十元钱（平均每人五元）给他们，补贴其生活。他给一次钱，就在记账簿子上写上一笔。每月到亚东来拿零用钱的，总是乔年来得多。乔年来时，并不拿了钱就走，似乎不好意思拿了好处就跑似的，总要帮助店员打包、送书、站柜台、开发票，不管什么活他都干。日子久了，汪原放和店里的伙友们都喜欢乔年。
乔年帮助伙友们打包，用劲太大，一次把裤带崩断了。“啊，真可惜！”一位伙计惋惜道。乔年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上一束，代替断了的裤带。他一边束裤子，一边笑着说：“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一句话，逗得汪原放和伙计们哈哈大笑。汪孟邹在一旁看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汪原放问陈乔年在学校吃些什么？陈乔年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乔年话说得很随便，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可汪原放听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仲叔两个儿子，心肠这么好，过的日子却比自己店里的伙计还差。看着乔年离去的背影，汪孟邹说：“孩子可怜得很，仲叔心太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