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作为《回忆录》与《日记》进行内部论战的典型例证，与安·格·陀在其中埋怨丈夫不关心她的需要有关。“已经有两三天了，费佳不停地对我唠叨，说我穿得太差，穿得像个厨娘，”她在第三本日记中写道，“〈……〉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难道我有什么办法吗：要是他每月给我哪怕二十法郎买衣服的钱也好啊〈……〉，可是，自我们出国以来他没有给我做过一件衣服，这时候竟然还责骂我……”见本书页357。在另一个地方——还是谈这件事：“我想，或许他自己能想到，或许他自己会说：该给你买几件夏天穿的衣服了，它们这里卖得并不贵嘛。他可知道想着自己呐，在柏林买衣服，在德累斯顿订衣服，可他那时候就是想不到，我也应该给自己做点什么……”见本书页281。与这些抱怨相反，在回忆录最初几页里谈到在国外的生活时，她安排了下面的记述，让她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后来的两三天里，我和丈夫一起给我买了夏天穿的上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让我感到惊讶，他怎么能不觉得厌烦，又是察看面料是否结实，又是挑选衣服的花纹与式样。他给我选中的东西质地全都那么好，朴实，雅致，我后来就完全信赖他的鉴赏力了。”安·格·陀，《回忆录》，页149。与日记比较，对另外一些细节也进行了类似的修改：为将来的婴儿取名（从日记中得知，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欢安娜这个名字，而想取名索菲娅，以表示对自己侄女的喜爱；在《回忆录》中：“丈夫希望取名安娜，可是我拒绝了”），关于对丈夫去参与轮盘赌的态度问题（日记中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是反对的，但下不了反对的决心——有时候则是无力阻止丈夫；在《回忆录》中她却处处成了他去参与轮盘赌的倡议者），还有其他许多例子。与此同时，在《回忆录》中还经常引用速记的日记作为所述事实的可靠佐证。譬如，在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遗失的文章《我与别林斯基的相识》时，安·格·陀最后说：“我个人对此深表遗憾，根据我当时的印象，根据我在速记本上的记载，这是一篇很有才气非常有趣的文章。”安·格·陀，《回忆录》，页161。然而，在那些速记本中，可以充分相信，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意见。
在另一些情况下，《日记》中记录的一些事实以原样出现在《回忆录》中，可是却被安排在了另外的位置上。乍一看，这种位移是无法解释的，但只要一考究其目的，就会得出结论，它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服务于消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透露出来的某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缺点的。在5月26日/6月7日的日记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过路的德国人进行的有趣的对话。他向这位德国人打听如何去德累斯顿美术馆。见本书页91。《回忆录》中重现了这次对话，然而却安排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到达德累斯顿后的第一天。安·格·陀，《回忆录》，页148。似乎，有这个必要吗？有：为的是不暴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能，在德累斯顿生活一个半月以后，并每天去参观美术馆，却仍找不到去那儿的路。看得出来，安·格·陀不允许在伟人的面孔上甚至存在些许的毛病，如不善于在陌生的地方辨别方位。
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安·格·陀当之无愧地做到了把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力求如此讲述他和自己，即，在她看来，必须让他的形象是毫无瑕疵、无可模拟的，在子孙后代眼里永放光芒；把他们的生命历程讲述得真实可信，有据可依，摆脱一切可能的攻击与责骂，主要使用（甚至有些过分）温馨愉快的色调。结果创作了一部美好的，由亲密的、忠实而又聪明的朋友写成的书。但是，对于克服种种困难，力争进入伟大艺术家的复杂而令同时代人与后人难以把握的精神世界的学术界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评价这部著作的真实与偏差的客观标准。
幸运的机遇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无比珍贵的资料，它为我们开辟了通向这个标准之路，——即安·格·陀用速记写成的日记。它的意义，当然，是这个检验作用所远远不能涵盖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这部日记，对于他的生平与创作史，为什么如此珍贵呢？它开拓了哪些疆界呢？
日记的前两部，其中叙述跨越国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德累斯顿和巴登的生活，他们去瑞士途中顺路访问巴塞尔，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已经进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文献。作家生平的任何阶段都没有如此内容详尽、时间确凿的资料。所以，毫不奇怪，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四个月的生平“年表”Л。П。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页166—176。在准确与充实方面远远有别于其余所有的年份。安·格·陀德累斯顿与巴登时期的日记，毫无例外地吸引着撰写作家这一时期生活的专著的研究者，或研究其思想形成过程的专家。发表较晚的日内瓦时期的日记（缩写本）《文学遗产》，第86卷，莫斯科，1973年，页155—290。在本书中首次以其完整的形式面世。日记的德累斯顿部分的新译本，未改变其实质，但给它引进了一系列的新因素。所以，只有现在才有可能在现存全部日记的总和中分析安·格·陀速记日记的内容，分析它在1867年是如何写成的。
认真阅读日记可以发现，它的第一个，几乎也可以认为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有可能更清晰地把握在国外生活的第一年作家的思想立场与精神状态。
这部日记不仅仅是他生活的每一天的详细报告，还是由于私人原因在不经意间表达出来的言论的日志，然而却是以概括性的，几乎总是非常尖锐的戏剧性形式表达的，只有他的书信才具备这个特征。安·格·陀在日记中记录每天的感受，却经常无法分清自己的意见与丈夫对她讲述的意见。他的声音总是在对周围现实生活，对社会、艺术和文学现象的评价中显露出来，散布于日记的所有页面上。
在生活于国外的岁月里，尤其是最初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都处于不间断的内心斗争之中，他坚决地不断地重新评价曾经无限珍视过的东西，现在甚至要果断地否定并摒弃它们。在这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最钟爱的创作思想得以实现——在《白痴》中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因此可以理解，学术界何以那么专注地研究这个思想过程，对于它来说，作家的欧洲印象与他在四年期间长期离开祖国成了强大的催化剂。同时，这个时期有别于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这是他的传记资料相对贫乏的时期。
其中主要的，除了日记之外，便是他的书信。然而，这些书信很少，在德累斯顿与巴登生活期间，如果不将从洪堡的轮盘赌场寄给妻子的信计算在内，实际上并没有（仅有的信件是写给继子和哥哥的遗孀的）；在日内瓦生活期间保存下来三封给А。Н。迈科夫的信，就内容之丰富来说这是绝妙的信。还有与这几封信近似的是写给侄女С。А。伊万诺娃的一封信。关于在这几个月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生活，信中讲得惊人地坦率。然而，这是概括——浸透着愤怒的概括，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期对周围现实总的理解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国外时正值他对其最缺少好感的时刻。作为他以“根基派”的政论家与杂志出版活动参与1860年代社会思想斗争的结果，首先是不仅与民主派决裂，而且还有同自由主义的“西欧派”的决裂。早已形成的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立场，现在成了作家世界观的稳定特点之一，它又为杂志论战中的论据体系所巩固与加强。（例如，我们提醒注意他于1863年写的《冬天里的关于夏天的印象》中关于法国的几行文字，它们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于1860年代末写的信，以及与安·格·陀日记中相应的地方，在文字上几乎非常接近：“这算什么制度！这是多么明智，多么明确而稳定的关系，一切都有保障，都标注在了方格子上，人们都那么满意，人人都竭力要自己相信，他心满意足，他幸福无比，最后，大家都做到了使自己确实相信他心满意足，他幸福无比，并且……停在了这一点上。前面已无路可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5卷，页68。）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现实的态度是复杂的、多元的。他无疑受到了1860年代改革给俄国开辟的新思想新道路的吸引，他贪婪而同情地注视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以为这是俄罗斯人民已经走上了业已为它开辟出来的广阔道路的标志。不过，这些幻觉并未遮住俄国社会中好像已触及到他自身的那些丑陋现象，他那艺术家的准确而犀利的目光在每一步都能痛苦地捕捉到它们。这些思想感情的相互搏斗进行得越深入，他同自己青年时期的信仰决裂得越彻底，横亘在他与西欧自由派以及俄国社会思想中的民主潮流之间的鸿沟就越深。他在眼前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统一的，按他的观点是，危害俄罗斯幸福的“自由派分子和进步派分子”的阵营，从其始祖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其视为某种统一体，而故意不想把屠格涅夫的社会立场与赫尔岑的社会立场区别开来。他被迫一连数月长期生活在德国和瑞士，在1860年代他无法接受的欧洲世界的中心，处于这种内心冲动的状态下，同思想上的对手有一笔恼人的无法解脱的精神账。对手们依旧企图把俄罗斯引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已经破产的西方资产阶级发展道路，这条在他听来是骂人用语的臭名昭著的“进步”道路。一切都使他恼火，扑入其视野的首先就是最表象因而也就最刺激人的特征——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尤其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灾难性的、几乎是赤贫状态的强烈对比，以及养尊处优的纯粹小市民的精神空虚。
然而，人民中的这一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已经人格化了，他被迫生活在他们当中，——刚开始是在德国人中间，后来是在瑞士人中间。虽然在安·格·陀的日记中——这是作家意见的回声——像他本人在国外的书信一样，我们每时每刻都能遇到关于“德国佬”的激烈言辞，这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反应，不如说是对对于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世界的否定。这个世界有可能要将作家珍重的独特的俄罗斯世界与俄罗斯人民吞没在自己可恶的“进步”之中，迫使其遵从它的规范。
安·格·陀德累斯顿和巴登时期的日记里充满了对周围人们的麻木迟钝、市侩习气、沾沾自喜的记载，是它们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腔愤懑；甚至大自然与古文物在他内心也引不起来反响，而他的妻子对此则赞赏不已。在她的日记中明显地透露出作家阴郁的嘲讽与反驳：“愚蠢啊，德国式的愚蠢！”，“这便是德国人的诚实！”等等。下面是一个例子：在巴登游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席勒纪念碑旁边经过，——一块巨大的漂砾，上面用金字镌刻着：“献给不朽的席勒巴登市”。日记中用下面的言辞表达了对纪念碑的态度，这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多么狡猾的德国人啊！哼，他们怎么能落后于所有其他文明城市呢，怎么能不显示一下他们也对天才感兴趣，也尊重天才呢，于是他们便想起来，也为席勒树纪念碑。为了避免多余的开销，他们决定节俭行事〈……〉这是非常狡猾的主意，只有德国人才想得出来。既美观，又经济，石头还不碍眼……”见本书页282—283。
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这立场在他身上与对西方绘画、音乐和建筑的成就的赞叹，与对欧洲文学，其中也包括现代文学的密切关注同时并存。这一点特别清晰地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在巴登的著名的争吵之中。这次争吵在安·格·陀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思想与感情，我们在其妻子日记现在的翻译本中也找到了反响，即在记述他们1867年9月—12月在日内瓦生活的日记中。总的情绪依然未变，但日记在许多方面大大丰富了这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作家拟订长篇小说《白痴》的最初提纲时期的创作史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内瓦的生活比春季和夏季在德累斯顿与巴登的生活更单调。这里没有像德累斯顿那么多的使安·格·陀感兴趣的名胜古迹；也没有像在巴登时那样每天神经紧张，因为轮盘赌而飞升与坠落。交往原本就很有限，现在则仅限于一个奥加辽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的紧张工作需要每天严格遵守作息制度，而无休无止的囊中羞涩限制了对任何新印象新娱乐的追求。也许，正因如此，一些生活琐事便凸显了出来，让我们在这几个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许多新的发现。
日内瓦时期的主题与在德国时一样，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卑鄙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厌恶。它不仅是上面提到过的思想斗争的反映，而且还是对脱离俄国现实的恐惧，这迫使他每天从头到尾阅读两份俄文报纸。这个恐惧感因为显然不能很快返回俄国而更加强烈了——没有钱，也没有得到钱的希望，处于债务监狱的威胁之下，预计婴儿很快就要降生。安·格·陀朴实而幼稚的日记在诸多地方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立场：在同生活在日内瓦的俄国女孩儿的结识中，这个女孩儿痛骂自己的膳食公寓，因为在那里不许她讲俄语；在一个俄国农民—英国水手斯佩欣的故事里；在对日内瓦酗酒现象的反应中，共和国的全部自由似乎都归结在这一点上了。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在涉及侨居国外的俄国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加辽夫——的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论和思想更为清晰；关于奥加辽夫，安·格·陀有这样的记载，似乎发现他尚未听说过长篇小说《罪与罚》：“……俄罗斯人，却完全不了解俄罗斯文学……真是可笑的人啊，还出版俄文书，却不了解俄罗斯文学和俄国的现实。”见本书页441。
这几个月当中的最大社会事件是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是它的见证人。
拿破仑三世觊觎卢森堡，挑动新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共和主义与和平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起召开和平自由同盟代表大会，它应当开成有力展示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军国主义的大会。然而，它的不彻底不明确的纲领推开了一大部分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出自各种原因，马克思（原本打算通过第一国际总理事会对大会的纲领施加影响）与赫尔岑都未参加。赫尔岑不屑地称大会为“和平小会”。路易·布朗和雨果也都没有参加。诚然，奥加辽夫认为应该参加代表大会与它的领导机关。正是按照他的建议，如日记中看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去参加了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