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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2)

从整首诗歌的结构上看,全诗共80行,介于短小的抒情诗和长篇的叙事诗或史诗之间。这样的篇幅只算是中等,一般用于颂诗,留下空间,有叙有议。如《秋颂》33行、《希腊古瓮颂》50行、《夜莺颂》80行。

全诗共四节,长度分别是16、24、16、24行,具有对称之美,形成四重奏,其中第一、二、四诗节都以“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作结。重复的旋律构成诗歌的主调。第三节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构成的是副歌部分,相当于喜剧中的插曲,更多地表明诗人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

全诗以抑扬格为主;押韵方式是abab(如第1—4行结尾词分别是: day, faces, grey, houses),唯一出现“破”韵的地方是第13行结尾的I和第15行结尾的utterly不一致(Being certain that they and I/But lived where motley is worn: /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从而强调了“我”的“完全不同”,用“破韵”的方式巧妙地传达出主题: 作者并不认同烈士所选择的革命形式。

荷马在史诗中曾提到一个吐火的怪物凯米拉,具有“狮头、羊身、蛇尾”。如果把这首诗的前两节视为一部分(主角是他们)、第三节为一部分(主角是自然)、第四节为尾巴(主角为我),那么,这首诗兼具了民谣、颂赋和铭箴的特色。具体而言,《1916年的复活节》具有民谣体的节奏,具有颂赋体对自然的沉思和由此产生的洞见,具有铭箴体的简洁和警戒。显然,居于核心的是中间的“颂”。

民谣体格调轻快,使得整首诗便于传唱。借助颂赋,诗人能够“发乎情,止乎礼义……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同样,糅合进铭箴的特色也大有讲究。“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是用于褒赞伟业,昭示德性,箴是用来责人过失,防止祸患;两者都是为了垂鉴后世。这正好与《1916年的复活节》的写作意图十分契合。总之,从轻松的民歌,到悲剧性的颂歌,再到碑铭,符合全诗的氛围。

钱锺书说“易”一名而三“义”,变易、简易、不易。《1916年的复活节》其实也包含了“易”一字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关于生死的辩证。比较第一诗节和第四诗节,的确是“一切都变了,完全变了”。“灰色”的爱尔兰变成了“绿色”的爱尔兰;“鲜活的面孔”已经变成了石碑上凝固的人像;“黄昏”变成了“黑夜”(虽然没有见到“光明”,但走在“黑夜”后的“光明”迟早要到来);“我”与“他们”之间遥远的距离,变成了世界上最亲近的“母子”血肉相连的关系;“我”说出的“无意义的话语”,现在变成了永恒的“哀歌”和“不朽的碑铭”;“穿着花衣的小丑”变成了“民族的英雄”;而“喜剧”也变成了“悲剧”……世界为他们而改变,“彻底改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但是,诗歌在结尾的时候,留下了反讽的韵味。不是他们改变了世界,而是他们被这个世界改变(“They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他们被改变,表明了他们在自然面前的无力,表明他们不过是自然操纵的玩偶。正如他们成为“英雄”、“流芳百世”,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诗人的手笔。他们沐浴着“圣光”,进入了“殿堂”,但本质上是凡人。自然,并不因为他们革命的折腾,而改变自己的运行轨迹。而这恰是第二诗节和第三诗节形成的鲜明对照: 人事的纷扰,不过是自然中最卑微的一块石头,干扰不了生命的流泉。

叶芝在这些烈士的墓志铭上,只是喃喃念出他们的名字。至于他们的功德,他却一笔无所记。倒是他们的无知、鲁莽、空言留在这篇“颂歌”之中。他列举的四位革命领袖人物,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四人的排列顺序(“麦克多纳和康诺利,/皮尔斯和麦克布莱”),正好印证了“无知的空言于前,鲁莽的行动于后”,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给爱尔兰独立革命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不是真正的“悲剧”。

在诗歌前两节,叶芝多次暗示了这是一出“喜剧”。为什么是“喜剧”,而不是“悲剧”?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定义,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差的人,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好的人,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的人物,只是由于性格上的缺陷才导致了命运不可避免的逆转,让人看到人的命运;而喜剧产生于人自己的弱点,如说大话等。因此,《1916年的复活节》中所悼念的烈士,他们轻率的行动,是为了虚荣;他们为了行动的光荣,而不计较政治的后果;这恰是短视、缺乏政治远见的不审慎行为。在叶芝眼中,他们并非高贵的人物,因此只是对悲剧的戏仿。政治是一出戏剧。他们只是这出戏剧中的角色,与生活中的形象可以分裂。他们表演的成分多于责任的成分。他们注重的是表演的辉煌,而非政治后果的考量。

1916年的复活节是4月23日,而4月23日正是莎士比亚的诞辰日和忌日,也是华兹华斯的忌日。叶芝以隐晦的方式指出了他与这两位前辈的关联: 在他们身后,他是他们的“灵魂转世”?!完全有理由相信,叶芝在写作此诗的时候想到了这两个伟大的诗人。我们在诗歌第四节可以看到其中的印记。但叶芝不是以显白的方式,而是以隐微的方式进行书写。

我们首先来看叶芝如何影射莎士比亚。这中间的联结点就是“诗歌的力量”。英雄行动中的光荣,无论怎么推向极致,并不引起造化的注意,得到造化的赞美;无论平淡还是轰烈,造化同样漠不关心。那些受光荣驱策采取政治行动之人,光荣早就离他们而去。他们的光荣需要诗人来确认。因此,如果没有诗人铸造的言辞,英雄的业绩和帝王的丰碑,迟早将在岁月的长河中湮没无闻。西塞罗说,“我的诗歌将与青铜一样久远”;帝王将相,红粉佳人,都成白骨青山,但诗作永恒。

强调诗歌具有战胜时间的力量,是莎士比亚的拿手戏,比如: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枯萎,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不能夸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Sonnet 18)

白石,或者帝王们镀金的纪念碑

都不能比这强有力的诗句更长寿;

你留在诗句里将放出永恒的光辉,

你留在碑石上就不免尘封而腐朽。

毁灭的战争是会把铜像推倒,

也会把巍峨的大厦连根烧光,

但战神的利剑或烈火毁不掉

你刻在人们心头的鲜明印象。

对抗着消灭一切的无常和死,

你将前进;人类将永远歌颂你,

连那坚持到世界末日的人之子

也将用眼睛来称赞你不朽的美丽。

到最后审判你复活之前,你——

活在我诗中,住在恋人们眼睛里。

(Sonnet 55)

呵,但愿我无声的诗卷能够

滔滔不绝地说出我满腔的语言,

来为爱辩护,并且期待报酬,

比那能言的舌头更为雄辩。

试读缄默的爱所写下的作品吧;

用眼睛来倾听爱的睿智的声音吧。

(Sonnet 23)

当叶芝以自信的笔调为《1916年的复活节》作结的时候(“我用诗把它们写出来——/麦克多纳和康诺利,/皮尔斯和麦克布莱,/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佩带绿色的地方,/他们就被改变,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莎士比亚的精神支持。在那一刻,他融入了伟大诗人的信仰之海: 相信诗歌征服一切的力量,“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

叶芝对莎士比亚的隐射,还暗示于诗歌最后一节对哈姆雷特“生死问题”的回应。伟大的忧郁王子有过以下著名的独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去死,去睡,去睡,也许会做梦!唉,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侮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但他自己只要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土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投奔向另一种苦难。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朱生豪译)

如果我们将以上独白与《1916年的复活节》中这几句诗行(“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好像母亲念叨她的孩子/当睡眠终于笼罩着/野跑了一天的四肢。/那还是不是夜的降临?/不,不,不是夜而是死;/这死亡是否不必要呢?/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不管已说了和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梦想过和已死去/就够了;何必管过多的爱/在死以前使他们迷乱?”)加以对照,很容易看见其中的相似性,最突出的当然是“梦”与“死”的主题。这里,其实相当于诗人自己的独白。表面上,他用了一连串的疑问句,传达出了他的疑虑。但实际上,叶芝的口气透露出他对答案的自信,正如他在回答“那还是不是夜的降临?”时,他的口气斩钉截铁:“不,不,不是夜而是死。”表面上看,这些革命烈士没有受到哈姆雷特“生死问题”的困扰,他们选择了行动的人生,是值得敬佩的。但叶芝并不赞同他们的选择,他认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死”路,而不是“生”路。同时,他也否定了哈姆雷特独白中将顾虑视为行动负面因子——“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的看法,认为,顾虑,并不是懦夫行为,而是审慎的表现。

在最后一个诗节中,我们还看到敬畏与僭越、儿童与成人的主题。在此,可以看到华兹华斯的影子。华兹华斯在其著名的《永生颂》中有个短小的题词,其中有这样三句:“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我可以指望: 我一世光阴/自始至终贯穿着天然的孝敬。”然后在正文中,华兹华斯进行了如下的演绎:

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入睡,是忘却……我们身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年幼时,天国的明辉闪耀在眼前;当儿童渐渐长大,牢笼的阴影便向他渐渐逼近……明辉便泯灭,消融于暗淡流光,平凡日月。……你的外在身形远远比不上内在灵魂的宏广;卓越的哲人!保全了异禀英才,你是盲人中间明眸慧眼,不听也不说,凝视着永恒之海,永恒的灵智时时在眼前闪现。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真理就在你心头栖息。……孩子啊!如今你位于生命的高峰,因保有天赋的自由而享有尊严,为什么你竟懵然与天恩作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吁请年岁早早把命定的重轭加在你身上?快了!你的灵魂要熬受尘世的苦难,你的身心要承载习俗的重负,像冰霜一样凌厉,像生活一样深广!

(杨德豫译)

在《1916年的复活节》中,叶芝的儿童观与华兹华斯截然不同。这些儿童在“野跑”,他们因为得到“过多的爱”而“迷乱”。他们不是“卓越的哲人”,而是“幼稚”的“无知”之徒。因此,不应该对他们保持“天然的孝敬”,而是需要管束和教养。他把复活节的烈士比喻成孩子,对于他们的死亡,他是既哀痛,又为他们无知造成的牺牲而惋惜。这样的儿童观,我们在叶芝的其他诗歌中可以得到印证:

长时间沉默以后讲话了;对,另一些情侣疏远了或者作古,灯罩掩藏了并不友好的光辉,窗帘挡住了并不友好的夜幕,我们正好议论了又重新议论艺术和诗歌这个至高的题旨: 身体的衰老是智慧,年纪轻轻,我们当时相爱而实在无知。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卞之琳译)

虽然叶子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说谎岁月在阳光下摇曳我的叶子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成真理。

(《随时间而来的真理》,沈睿译)

我欣悦于眼睛的充实或耳朵的聪敏,欣悦于变得智慧,因为人随着岁月长进。

(《人随岁月长进》,沈睿译)

“真理”与“智慧”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岁月中历练而得。时间是最好的温床,“人随着岁月长进”。叶芝将自己置于民族“母亲”的地位,将这些起义的烈士看成“儿童”,曲折地传达出“真理”和“智慧”在他这一边。

还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叶芝写作的时候心目中想到了华兹华斯。《1916年的复活节》写于同年9月;而在1802年9月,华兹华斯也写了一首诗,题名就是“1802年的伦敦”。

比较一下标题,即可见出二者的相似性。在《1802年的伦敦》中,华兹华斯指出当时英国社会弊端百出,“成了死水污池”,“世风日下”,他希望重新出现“弥尔顿”那样的革命诗人和战士来力挽颓风,涤荡污秽。他隐隐以当代的“弥尔顿”自许,“把最为低下的职责引为己任”。在那里,华兹华斯呼唤的是革命。而在《1916年的复活节》中,叶芝呼吁的是要冷静,谨防革命的暴力美学,要谨慎节制。要保持自然之流,不能因为一心想着革命,将心变成石头,不懂得权变,而权变正是政治的智慧之所系。一心想着的是政治行动之美、光荣和荣耀,而忘记了政治行动的后果,可能为革命事业带来灭顶之灾,从而非常可怕。

当然,审慎,说白了是哲人的天性。在另一首诗中叶芝也写下了审慎丧失的后果,这恰是“一种可怕的美”的“诞生”,那就是在“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的《第二次降临》。

有人也许会说,叶芝是不是被流血牺牲吓破了胆,才故意贬低英雄行为,才故作审慎、节制。这可能不无道理!但我更愿意相信,叶芝诗歌中体现出的审慎,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来自于他心智的平衡。他力图透过历史的雾霭,寻求诗歌的真实。他的人生既是诗意的,也是勇敢的。最为知己之言,还是毛德·冈。叶芝写完这首诗给她看了之后,她说:“我们从此分手,我的生活道路通向了监狱,而叶芝的生活道路却是外表恬静而内心矛盾的道路,这条路更加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