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再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
……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岔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了力量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五年时删，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逐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水浒，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蹦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三十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油田呀？”
萤汲清一听这，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要得嘛！咱中国人就不比洋人差嘛！”
“这提出那个叫啥子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是了不起呀！”代表们越听越情绪高涨，有人站起来拉着嗓门问道：“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
黄拔清一听，心里“格登”了一下，额头顿时直冒虚汗。他知道由于自己太投A话题而说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大庆，明天还会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庆！”
“对对，为第二个、第三个大庆欢呼吧！”代表们完全沉浸在激情澎湃之中。
险乎！黄汲清躲过欢呼的浪潮，掏出手绢，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他无意间抬起眼神，一下愣了：他看到了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开山纪元的“十八罗汉”之一，与谢家荣是同学。解放前，黄汲清任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侯当过比自己小一截年龄的黄汲清的部下，不过他们彼此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方才黄汲清讲话时，并没有想到身边还有位认识他的大地质学家。否则恐怕连上面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那番含糊其词的话都不会讲的。
黄汲清偷偷抬起眼皮，又瞅了一眼对方，只见侯德封十分滑稽地朝他点蠃头，又摇摇头，之后是长叹一声。
怎么，我哪儿说错了？黄汲清顿时惊恐起来，他想上前问个究竟，可中间有几位代表的座位隔着不好动弹。七上八下的心．使黄汲清长叹了一声，他的心头涌起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说发现大庆油田的事了！
事实上，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别说想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就是晟基本的工作和搞科研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千篇一律的有关发现大庆油田的宣传，根本不容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出现。特别是黄汲清的声音。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后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非真实宣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黄汲清发誓闭嘴不谈时，全国人大会议内外哄起来的大庆热，使作为第一个在松辽平原插足，并第一个在那儿发现油砂和打出第一口油井的地质部领导越来越感到失落，原因是在“上面”以及公众印象中，大庆油田的功劳几乎“一边倒”地倾向石油部及“王铁人”为代表的石油工人。
对这样的“不公”，身为当时地质部的几位领导自然首先感到紧张，因为不把这件事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下面几十万地质大军是不会答应的。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一天哪位中央领导站出来冲着你地质部的部长们说，哎，石油部找了个大庆油田，你们地质部怎么回事，光向国家伸手要钱撑饱肚子，就不会“生崽子”呀！不行，决不能让举国上下的宣传“一边倒”。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应该数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何长工了。那天听黄汲清回来一汇报，他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当年毛泽东点名让他到地质部来后，就曾这样说过，地质部长虽然足李凹光，可他是搞技术的，你是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平时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主要靠你。是啊，地质部的好坏，别人或许眼瞪着李四光部长，可“老毛”却盯着我何长工呢！说不着急是假，可说为中国革命出生人死几十年，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何长工此时点不为名利也是假。
外人不知道，何长工心里清楚呀．，打1955年黄汲清等人提出松辽平原列入石油普查计划之后，于1959年开始“大庆会战”以来，地质部和石油部两家的台作是从不分彼此的，那时只要一逢重大问题，何长工就会下道“军令”，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的“小将们”马上就会像走亲戚似地往他家跑。
“喂，诸位部长小将们，最近在松辽有没有发现敌人的团长、师长呀？”每次，何长工不等客人坐下，就摆起“龙门阵”来。他爱把发现新的“油田”与矿山按其大小，称之为“班长”、“排长”，大的就叫“连长”、“营长”，等等。
“报告老将军，这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军长’！”余秋里“啪”的一个立正，庄严地抬起他的那只右手（战争使余秋里失去了左胳膊）。
“好样的，我就爱听抓大家伙的！”
何俩工听后，兴奋得一踱一拐地走过来，双手紧抱住余秋里，然后大声说道：“毛主席让我们两个断腿少胳膊的人追赶美帝国主义的火箭卫星，谁说不成！”
“成——！”这时，屋子里的人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只有一个人躲在一旁捧着一碗面条在狼吞虎咽着。
“好你个康世恩，每次来体都得消灭我一斤大白面。怎么样，又该罚你头个发言了！”何长工拎着大庆油田会战总指挥的耳朵，嚷着。康世恩则像顽童似的一手捂住耳朵，一边连声“抗议”：“这事你老可无权干涉，是尹大姐对我特殊关照！”
“是这样吗？”何长工转头问老伴。
“你这个死老头，先把手给我放下！”老伴尹清平站出来说话了，“人家世恩在冰天雪地里啃棒子面，难得回来一趟，总绘你抓来作‘舌头’坦白交待，还不兴许让人家吃饱一顿？”
康世恩听了这话，乐得像个大孩子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还足大姐好，大姐心疼我哟！”
此时，何长工的家里便会响起一阵欢快的朗朗笑声。
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呀！何长工想着过去左右上下为了大庆油田通盘合力的一幕幕情景，再看看眼下打出油后谁都想在毛主席老人家面前和全国人民面前摆功举旗的局面，心里真不是滋味。
老将军生来不为名利所动，可在大庆油田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等闲置之了，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也关系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地质部的看法问题。
何长工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一班人”的赞同，自然也得到部长李四光的肯定。于是，向中央写份关于发现大庆油田若干问题的报告的动议，便在地质部上层集体形成。
怎么写？写什么？这又是一个难题。
按照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发现大庆油田的每一个细节陈述一遍，那就得首先把黄设清、谢家荣他们在“普委”第一个制定出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普查的建议和计划的功劳写进去。或者更远此，那就得从黄汲清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算起。后者显然不能提及——因为那样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可前者似乎又缺乏新中国阳光F的共产党人光彩。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个“普委”（全称为地雁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执权的三位大员黄汲清、谢家荣、刘毅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右派或“漏划右派”。“普委”主任名誉上由李阴光兼任．实际工作则平时全由黄、谢、刘三位常委领导与决策。刘毅是“三人”领导组的行政长官，兼普委党委书记，打成右派后被押至东北一个农场。据说，这位党的九级高于死得很惨、“大庆油田”如此一个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巨大成就，怎么可以与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功劳联系在一起呢？
李奔（当时石油局副局长）他们代表业务部门为党组起草的初稿上因为列举了黄汲清、谢家荣等技术人员的名字，自然被删掉了。“报告”中的提法后来改成r李四光的名字，改成了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首先肯定松辽平原有油井后来得到了证实的文字。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地质部如此向党中央向毛泽东报告道。应该说，这～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地质部以及几十万地质工作者挽回了面子。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当事人这样对我说，这个提法是出于何长工的考虑：中央当时对余秋里和石油部十分赏识。如果泛泛地说地质部在大庆油田上也有功劳，不足以压住别人。而李四光是大地质学家，世界公认，说他用自己的理论指导了发现大庆油田，谁都没话反驳。承认这一点，地质部就是在大庆问题上立头功了，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长呀！后来果真引证了何长工的判断。在这之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起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时，不再只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一黄汲清靠到纳闷：为什么自己亲自布下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计划被无情地掉了？历史留下如此的玩笑：
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差点杖人一笔勾错。时间：1964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地址：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事四光拉开门踌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正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着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一下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太极拳打得还不好。毛主席温和地笑开了：“我说的是你的地质力学这个太极拳。李先生，你这一举，给我们新中国打出了一大油田，打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抖哟！”
这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情节，它不仅在黄钢的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有，电影《李四光》中有，许多中小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中也有。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和三届一次会议相距仅一年，从上面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对发现大庆油田者，可不是‘般的看待了，那绝对视为座上客。
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变化是否应当全部归功于地质部的那份“报告”。事实上，我至今一直未见到这份报告。地质部档案室的老同志都说“印象中足有的”，可他们赞了很大力也没能帮我找到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以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从此开始走向辩学与政治的神坛。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刚结束的1964年初，毛泽东奋然挥笔，向全国工业战线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于是，大庆作为杜会主义建设的一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上。地质部也得到了相应的嘉赏；当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正式首次肯定了地质工作与发现大庆油田的关系，原文这样说：“解放以来，地质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探明了大量矿产储量，发现和勘探了一批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地，如大庆油田……”
毛泽东的话更使地质部的人像掉进了蜜罐里似的那么甜滋滋的。老人家说：“地质部应是地下情况的侦察与情报部门，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告诫所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好好看看《徐霞客游记》，要学习地质部的人，踏踏实实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现宝藏。”
“跛子部长”何长工的腰杆在这当儿也硬了起来，他双手叉在腰际，当着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说：“我们（指地质部——笔者注）搞石油是从1955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有八年多的过程了。地质部是为石油部作‘情报员’的，是为石油工业部直接服务的。我们和石油部是有分工的，我们走第一步，他们走第二步……”这话外人听了不是很明白吗：喔，弄了半天，你们地质部的人，才是新中国找石油的第一人呀！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何长工立马板起了脸。明白人笑了：你这“踱子”是只老狐狸，装腔作势做得蛮是那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讨个公道，何长工觉樗自己算又为地质部做了件好事。可他并没有料想到另一层意思，即科学上的任何发现创造，就同科学本身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否则会铸成大错。
当毛泽东刚刚褒奖石油工人亲手树起大庆这面旗帜后，他没有忘记寄予厚望的老朋友李四光。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老朋友，你的地质力学能找到大庆油田那样的大油田，了不得哟。你能给我上一课吗？”一天，毛泽东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敢不敢。主席，您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我要好好学习您的著作才是。”李四光显得诚惶诚恐。
“我搞r几十年阶级斗争，打仗，搞土改还成。可讲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哟！”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指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对李四光说：“恩来已经在你的身上学不少了。”
李叫光很是诧异：“是吗？总理？”
周恩来站起来：“主席说得对。李先生，我知道你的地质力学不仅是门国际闻名的先进科学，而且又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在地质学界独树一帜嘛。恩格斯讲，英国的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但是批评不讲运动，不讲发展。李先生您的地质力学则第一次把运动，把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这是个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