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廖二人正想就此事发表看法，陈练升站起来说话了。陈练升是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溧阳社头张村人，其父陈相浦是地方上远近闻名的绅士，有意思的是，陈练升也做过小学老师。新四军来之前，喜赌博抽大烟，抗战后和孙爱之、吴福泽、钱震宇一道组建自卫团，后为新四军收编，其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到新四军教导大队学习，现在和陆平东一道担负起溧阳抗日民主的工作，十六旅在地方上的一些统战活动，得仰仗陈练升、陆平东牵线搭桥，十六旅进入溧阳北部，取得黄金山三战三捷后，他一直随旅部居住在塘马。
“罗司令、廖司令，这地方武装之事，大家都说得头头是道，我也都赞成。不过什么事还得先做起来再说，民兵组织发展起来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有几万、几十万，我们不去深究他，我们先试试吧。这民兵组织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武装，说他是民，可以是民，平时即为民，说他是兵，则为兵，战时则为兵。是不是要脱产呢，‘要’也‘不要’，‘要’，民兵没有军事素质不行，必须脱产训练，遇到敌情就可打仗！说‘不要’，因为他不是正规部队，没有这么多武器给养，可以为民，自己自养。不用耗费钱财，这样民众发展的余地就大了，平时也可以起到警戒、通风、报信、联防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我家在张村，陆平东书记在梓村，离塘马、后周都不远，这地方上面的有头有脸的人，我们都熟悉。塘马一带的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已经着手组建民兵组织，我们以区为单位，建立起武装工作队，让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镇压汉奸、特务，会有出色的效果，组织民兵也可以区为单位，先组成游击小组，塘马小分队是成功的典例，而后发展为区大队，用滚雪球的方式去发展，这样可以减轻部队经费不足的困难。”
李钊站了起来，他闷了许久，有许多话要说，刚开始有意谦让，现在他见议题议到地方武装的具体方案时，他有点儿按捺不住，况且他下午要赶回戴巷，那儿驻扎着湖西保安司令部的三四个连，罗、廖已同意他上午开完会就可以先行离开。
“罗司令、廖司令，我来补充一点。”李钊与陈练升是老搭档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他在连云港地政局当测绘员，因办公楼被炸塌一角，只得转回金坛，受蒋铁如的影响，他参加了吴甲演的自卫团，后吴、蒋闹翻，李钊只身回到家乡西岗，和其他几个搞地方武装的一样，做起教师来，因日寇滥杀平民，他筹款筹粮，买枪搞起地方武装，后到宝堰找到陈毅，又回到社头，与钱震宇等人成立“金坛西南区抗敌自卫委员会”，被推选为副主任。他看中了陈练升在地方上的影响，鼓动他出来抗日，要他搞经费，陈终于受鼓动，走上抗日之路。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金坛的西面从事地方武装工作，现在他担任四十七团政治处副主任、三营教导员，又是湖西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在开会前，他和陈练升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现在陈练升的一席话，使罗、廖的神色显出赞许之色，他按捺不住了，“罗司令、廖司令，各位同仁，刚才陈县长的话很有道理，在座的几乎都搞过地方武装，说起地方武装，都有一套自己的经验，我们搞了几年，确实感到要让它成规模，成气候，光靠以前的办法，是不行的，这确实需要大家提出新办法来，而且要从多方面努力，经过长期的工作，才会有效。但我想可以从一点上加以突破，然而加以推广，比方说，民兵组织，我觉得应大力推广，这一方面容易发动最基本的群众。
昔日的自卫团并没有表明人民群众已经起来了，那不过是部分民众出于自卫而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保生命保财产保家庭，还不是自觉的抗战。一方面作为军队，存在给养问题，地方部队不能像主力部队那样，否则我们的财政承担不起，即使组建了，难以持久，昔日我们自卫团主要靠借钱，地方捐助，民政支持，难以养大。有人说靠税收，现在百姓困难，我们的税收供部队都有困难，怎能再分配地方部队。但民众可以自己脱产半脱产，亦民亦兵，而且可以最广泛地利用。当然这是一种设想，真正做起来会有许多困难，但我们搞小一点，让工作的责任下落到地方的政府上，现在塘马一带搞起来了，我看可以推广。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定期训练，否则民成不了兵，那就没有意义。”李钊滔滔不绝地讲着，“先搞起来，财经问题由民兵自己解决，至于武器，可以多造些手榴弹、地雷，有人说要多配一些枪，现在难以做到，我看民兵有少量的枪，多配一些手榴弹也行，现在兵工厂转移到塘马一带，应当加大力度，多生产些手榴弹。”
他见大家听得十分认真，而且有许多同志作着记录，连廖海涛也在日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他便笑着说，“我主要谈这几条，欢迎首长与同志们批评指示。”
罗忠毅与廖海涛相视一笑，两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看来这次会议收获颇丰。这些地方工作者个个都是从武装斗争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对地方武装都有着自己富有成效的独到的看法。昨日的财经工作会议已经制定出解决财经困难的方法，今天对于地方武装斗争又有了这么多宝贵的建议，如果再归纳再提炼一下，就可以制定出切合苏南地方武装斗争的总方案来。倘若如此，那么一九四一年年底，大致可以完成扩军、整训、财政、地武的任务，一九四二年就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付日顽的进攻……但廖海涛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在座的没有人提到文化宣传问题。朱春苑发言了，李广发言了，都很好，很宝贵，但同样没有提到政治文化宣传。
他微皱了一下眉头，关于此事他曾有过思考，在二支队担任副司令后，他兼任政治部主任，曾狠抓过战地服务团的宣传工作，这一点，许彧青功劳不小。十六旅成立后，为了加强宣传，办《火线报》，成立“火线剧社”，王直、乐时鸣忙里忙外，王直在后周小学演讲，乐时鸣导演《前路》，但部队流动性大，要真正扭转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不利于参加武装反抗的习惯思维，有点儿勉为其难。也许这些长期的工作需要地方政府去做，华北抗日战场有这方面的经验，苏南华中新四军这方面的经验不多，他多么希望有人来谈谈这个问题，因此他在众人发表意见后，简单作了总结，然后用期待的眼光看着与会代表，那眼光似乎在说“各位，有没有关于地方文化宣传方面的建议”。
刘一鸿很少发言，他见众人讲得差不多了，便推了推眼镜框架，“同志们，我讲几句，刚才大家讲了许多关于发展地方武装的建议，我深有感触，不过大家只重视军事斗争，对，军事斗争是核心，是最主要的，但我想提一提另一点即文化斗争，该和武装斗争紧密配合起来。比方说苏南人，民风偏弱，信仰‘好男不当兵’，这对我们发展地方武装不利。显然靠军事斗争是不能解决的，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又直接影响地方武装斗争，所以许多事是有联系的，不能偏废……”刘一鸿此言一出，廖海涛眼睛一亮，他正担心没人提及此事，还好，刘一鸿提出来了，刘一鸿受过良好教育，他提出了这一点，肯定有他的独到处。
“当然我讲的文化斗争是指地方文化斗争，不是部队的，我们正规部队文化宣传已开展得轰轰烈烈，比方说我在家乡马鞍山坝头村搞自卫队，许多人响应，主要是保自己，许多民众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其实这也很简单，因为农民多半是文盲，加之我们宣传不够，许多人还不能全面认识抗战的性质。反之，现在塘马、后周一带的老百姓抗战热情之高，与我们十六旅政治部在此地文化宣传不无关系。可见旧的观念消失，新的观念产生是可以靠宣传解决的。但这个任务靠正规部队去解决是不够的，如果要长期地不懈地深入基层还需要地方政府……”他清了一下嗓子，“我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抓武装，抓财政，采取各种办法，但切莫忘了抓文化宣传，当然这个工作的艰难丝毫不亚于军事斗争，因为文化宣传需要耐心的、长期的、细致的工作，在我们的根据地好办，在敌占区、游击区就难办，所以苏南在许多方面比苏北、皖北要难。我们只能迎头而上，至于地方县、区的政府怎么搞，我只能提一下。我现在没有成熟的方案，请首长和与会同志提出方案……”他站起来，“我只是抛砖引玉，想听听同志们的看法。”
廖海涛见刘一鸿的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心中一阵高兴。罗忠毅一直听得很认真，见刘一鸿提到地方文化斗争，大有触动，关于这个问题，昔日也有过思考，繁重、艰苦的军事斗争，使他没有时间充分拓宽这一问题。现在刘一鸿提出这一问题，脑中原先保留的信息一下子迸发出来，他转过身对着廖海涛说道；“廖司令呀，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有专门提过，现在刘大队长提出来，倒使我想起苏区和闽西的地方政府的红色宣传来。我眼前好像浮现起红色的标语，身边响起嘹亮的歌声来，你做过上杭县委书记，你可以谈谈这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一提到上杭县委书记，廖海涛即刻想起了家乡，上杭县城、大洋坝、庐丰、大岭下，进入江南，戎马倥偬，难得有余暇回味昔日生活，现在提到文化斗争，提到地方文化宣传，提到上杭县委书记，那往日的一幕幕又在眼前浮现，豪性、激情，拼杀、抗争，血雨腥风，一切的一切在眼前旋转。
是呀，地方工作者的宣传何等重要。一九三零年，自己被调到上杭东二区苏维埃政府工作，那时在扩红，还要组织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自己带头深入到各家各户，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讲清当红军的意义，指明当红军的光荣，自己天生有一个好歌喉，与百姓聊天时，放开喉咙，用山歌的形式进行政治宣传，“前方炮火响连天，扩大红军莫迟延，快快扩大我红军，巩固红色我政权……”
山歌的宣传形式真好，百姓备受鼓舞，很快掀起扩红热潮，欢送新战士入伍，自己召开红军家属座谈会或茶话会，募钱买了各种物品送给新战士，每个新战士有干粮袋、草鞋、口杯、牙刷、牙粉……逢年过节，组织党政干部、少先队、儿童团上门慰问，挂光荣灯、贴红对联、送慰劳品……正是由于自己带领干部工作深入扎实，有声有色，东二区的扩红工作走在全县前列，报名当红军的人数，仅次于北区才溪，其他各项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闽西形势空前严峻，代英地区大部分沦入敌手，有相当部分的区、乡苏维埃政权名存实亡，有的工作人员放弃了工作，带着家属躲进了山里，在等待观察，代英县委、县苏也同其他县委、县苏一样同上级和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我丝毫没有动摇，白天晚上去走村串户，一个个地找人，联络大家，鼓励大家，“不要怕挫折，国民党终究要失败，共产党和红军总是要胜利的，大家要鼓足勇气干”，不久，分散人员绝大多数都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起来了，为了充实武装力量，自己不辞辛劳，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做好说服动员工作，将代英县的赤卫大队和县、区、乡干部收拢起来，组成了一支七八十人的游击队，驻守在双髻山一带坚持工作和斗争。
在严峻的形势下，有部分指战员表现出悲观情绪，个别不坚定分子逃跑了，有的还充当了可耻的叛徒，自己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经常以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和启发指战员，真理在我们手里，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现在谈到地方文化宣传工作，往昔的那种激情又在心中激荡。
“同志们，刚才罗司令要我谈谈闽西的文化宣传，我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火红的年代，我和罗司令都经历过苏区斗争生活和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生活，感受特别深，”廖海涛说到这，眼圈也有些红了，“那时候，我在搞地方工作，说句老实话，那时候的文化宣传比现在还要艰难。三年游击战争时，虽然闽西的群众基础较好，但处在白色恐怖时期，一切都是秘密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国民党政府打着合法的旗号，诬我们为匪，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我们顽强坚持，宣传的作用是巨大的，多数群众站到了我们这边。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斗争是绝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现在处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地方文化宣传应该说比闽西是容易些，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民族生存解放的宣传，老百姓会支持我们，另外无论是游击区还是敌占区，日寇汪伪主要占领的是城市，根据地自然不成问题，国统区进行文化、抗战宣传即使皖南事变后，也不会有太大障碍，当然危险是有的，那就是汉奸与日寇的破坏，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有适当的武装保护（如县大队区大队人员），或有较为严密的通风网络、情报网络，应该说安全有了保障，关键我们要去做……抗战后，我主要从事部队的军事政治工作，我们部队的文化教育宣传应该很到位，很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