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样的书，觉得战争不再是与和平相对立的灾难，而是演绎艺术的舞台，人的意志力、创造力可以发挥到极限。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可以说深入我心了，在抗战中，此书有着许多闪光点，比方说克劳塞维茨指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通的制胜因素”，是呀，同毛泽东说过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如出一辙，我们与日军交战，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军事素养也处于下风，但我们之所以能和敌人相抗衡，除政治上我们处于优势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丰厚的国土资源，人力资源呀，所以敌军最怕近身作战，若兵力消耗相近，敌军必败，眼下打破汪伪和平建国的思想，发动民众进一步扩军整训，乃是求得兵众数量之优势的最重要的途径。
克劳塞维茨说：“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
“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刀刃。”
此话虽夸大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但同时说明精神力量的强大，敌军凶狠野蛮，作战勇敢，源于其武士道精神，他们疯狂得犹似半人半兽的怪物，我们为正义而战，但由于战争艰苦与相持时间长，很多人看不到胜利的曙光，精神上有所松懈，有“畏强”、“怯战”心理，我们十六旅有很多苏南的士兵，我们一方面要扭转长期以来苏南民众柔弱的尚文之精神面貌，又必须抓住爱国教育的纲，砺不怕苦不怕死的胆，方能真正显现我铁军精神，啊，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的精神面貌经整训大有改观，苏南局面的打开与之大有关系呀。
当然，数量上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区分为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这和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理论何其相似也。
…………
兵书呀兵书，每读一部兵书，都觉得其中有许多妙处，就说六韬吧，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太古老了，但有些理论还是有闪光点的，比方说阴谋权术，“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顾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真可谓“兵不厌诈”，但在苏南由于军事力量不对等，这样的战术实施并不多……不过六韬讲的战术颇多，灵活应用，还是可以翻陈出新，《六韬》以战术见长，《三略》以战略见长，这部书倒有些启示，虽然它的例子不及《战争论》贴近现实，但它对战争能进行本质性的分析，《三略》的战争观充满了理性，和《战争论》相似，这对于将帅而言极其重要。
“三略”、“三略”，贵在于略，能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提供给我们许多成功的法则，这一点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可以说是旷世杰作，整个中国有众多的军事家，可谁也没他看得深，“向北发展，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对于新四军而言何其高明呀。
作为我们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如何展开战争，谋略确实又是一个具体的新课题，我们的处境太难，没有战略纵深，没有战略空间，我们不能盲目作战，必须谋在先，我们痛苦的是没有战略后方和战略依托，即使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也极为困难，南有国民党，北有日寇，北面的茅山不似闽西的山区，无法作战略依托，而南面的郎、广山区为国民党所有，我们的队伍数量不多，从战略上讲，空间太小，眼下，我们的部队只能以分散为主，在敌人的梅花桩之间穿插，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在这平静的时期抓好部队的整训，如果时局有变，我们才能拥有更大的战略空间，不但能保存自己，而且能更好地消灭敌人。敌人清乡了，四十八团回来了，独立二团程维新摇摆不定，十八旅北上后，东路已没有战略牵制了……东路呀东路，总有点悬，如果东路能稳住，四十七团北面能牵制，四十六团西面能打开局面，溧阳北部作为枢纽调度，我们就不会像在宜兴时那样频繁地作战了……
《孙子兵法》，当然不用说了，长征中有人讥笑毛泽东只懂得《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其实，真正能懂得并掌握运用“孙子兵法”的人，整个中国又有几人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兵伐谋”、“不战而胜”这些原理在任何战争条件下都可适用，至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过正因为是原理，所以不似《战争论》那样，可以为一般人作为实用教材。人人能读，但未必人人会用，赵括就是那种只会读不会用的人，战争太复杂，不是一两种因素在起作用，兵书包含的内容远不及战争本身，还必须和实际战争结合，光拿一本《孙子兵法》是无法在苏南和敌人作战的，但它的原理是可以借用的。年少时在襄阳读《孙子兵法》，眼界顿开，但参加中原大战和江西围剿，全无作用。宁都起义后，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所学的古老兵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可见同样的兵书同样的人在不同条件下存在不同的作用，现在敌强我弱，战争是不对等的，更不能照搬兵书，应该向毛泽东学习，灵活应用其中的原理。
你与李明交谈着，脑海中的那些思绪与口中的话语云雾缭绕般地汇聚在一起。
谈兵法，论兵法，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宁都起义前，毛泽东的大名早有耳闻，后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终于看到了他的一系列著作，《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著作，是天才的杰作，这非有极高的军事素养和超人的天赋以及丰富的斗争实践才能谱写出这样的篇章，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听过他的课，他话语的深邃、思维的严密，无人能出其右，看他的书能直接解决现实中的大问题，荆楚大地确有英才。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熠熠生辉，更是眼下的兵学圣典，从他的著作看，他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中国的军事学原理和他实际的军事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显然可看出受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影响，受《战争论》影响的人在中国有的是，但能针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写出如此精妙文章的人，唯有他，胸有天地，神游八极。《战争论》，自己在襄阳军事学校读书时，曾读过此书，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中也再次翻阅过，有许多看法和毛泽东相同，但自己的看法还只是停留在经验总结上，还缺乏理论的高度。北上抗日后，也思考过许多问题，也听过叶挺、项英、袁国平等人的报告，但还是没有找到正确解决新四军抗战的正确思路。后来读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终于明确了新四军在抗战中如何展开武装斗争的具体方案。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了六个具体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进攻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太精妙了，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赶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这也大大解决了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战争，进行军事活动的大问题。
《论持久战》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指出的中日战争的性质极其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是精辟的论述和惊人的预言，现在抗战已处在相持阶段，虽然我们并不知晓相持多久，但是相持过去是战略反攻，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只不过是尽可能的缩短这个过程，而缩短这个过程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之中所述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把群众动员起来，才会大大缩短这个过程。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战争和战略问题》同样是一个纲领性的军事文件，在第五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上提出了十八个方法，这十八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广大指挥员如果好好领会它，对抗战来说是意义非凡呀！
事实上从新四军成立起，这些军事著作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对新四军具体指示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国民党方面划定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域是：长江以南，芜湖以东，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金公路以西，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项英不能接受，这显然是借刀杀人。但毛泽东接受了，他看中了茅山的战略地位，一来新四军可完全脱离国民党的控制，将来还可以从扬中一带北渡长江，深入到长江以北的苏中、苏北地区。
事实证明，茅山虽小，不及闽西，但终有依托，如果不牢牢以此为根据地，苏南的游击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给项英的电文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完全正确，如果老六团不进入东路开展游击战争，就不能牵制东路敌人，江南指挥部在茅山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陶勇、卢胜不组建苏皖支队，尔后陈、粟率军北上，苏北的局面就不可能迅速展开。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至于后来周恩来在云岭宣布的新四军发展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新四军在苏南抗战的实际情况。
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一日，我与陈毅、粟裕、邓振询联名向中央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建议皖南新四军部队东移苏南，若皖南部队来到苏南，那么向南取苏、浙、皖边区之广大根据地，皖南仍在我手中。毛泽东英明，五月四日发一电文：“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
可惜项英没有迅速东进，如果能迅速东进苏南，既可免八千官兵牺牲之灾，也可使苏南局面焕然一新。如果苏南部队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或者我们占领了郎、广山区加之有万余兵力，就不会出现六师在苏南如此艰难的局面。总之，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无比英明，只是我们没有很好体会并灵活运用……
你和李明交谈着，心中的那股潜流还在涌动。
所有的军事书都是理论，绝不能照搬，即使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还是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是纲领性的，毛泽东对新四军的指导也是纲领性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给项英的电文中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同时他又指出“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
是呀，平原能开展游击战争，粟裕同志的韦岗之战那是最典型的山地游击之战，以后新四军的许多战斗，如官陡门、东湾、博望、延陵、陈巷都是平原游击战的典型战例，但同时这些游击战斗有别于内战时，也有别于山地。初进茅山，我们许多指战员大失所望，山太小，没有纵深，开展游击战争，无战略依托，没有稳固的大后方，这样部队太疲劳，不像在闽西，我们在金丰大山，或在岩、宁、连山区可以隐蔽起来，突围转移容易，整休也方便，在苏、皖、浙，只有郎、广山区可以作为凭借，可惜这些山地为国民党军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