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的企业，应该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之中。垄断当然能够产生效益，就好象集权能够带来效率一样，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一种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让人遗憾的正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偏执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归集，它算不上是一个伟大者的诞生。世界级的企业，应该经历过伟大的冒险和征服。当今被我们冠之以世界级企业的那些名字，从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到索尼、三星，没有一家不经历了全球化的洗礼，没有一个不是在激情的竞争中征服万千，冲杀而出。在这份名单中也有过失败者，如韩国的大宇、美国的ATT，但是，它们的倒下也是一次值得尊敬而富有价值的体验。世界级的企业，还应该有伟大的管理思想和伟大的企业家。一个让人惭愧的事实也许是，中国已经诞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而且将诞生越来越多的“市值第一”和“最赚钱的公司”，但是它们却可能贡献的是让人乏味甚至反感的管理思想，在它们的背后有一群称职的经理人和一只巨大的垄断手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让人担忧的事实。
在相关观察中，另一种反应则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讨伐：譬如海尔、联想，已经成长二十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德尔、思科甚至台湾宏碁，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为什么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这种谴责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是却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它们也许真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丧失了巨大的机遇。在90年代的后期，它们曾有机会通过核心技术能力的提高来获得稳固的市场地位，结果却十分不争气地陷入了价格战的纠缠。在至今的中国制造业，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几乎都没有完整的核心技术，这成为阻碍它们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困难，也是它们最终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这些企业的成长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致命限制：在产权所有上，它们天然地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的智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所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于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在规模扩张上，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合适的时候完成那伟大的跨越。由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刺激，中国最终放弃发展财团式企业的设想，这让那些通过制造业而成功的企业无法获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试图突围的民间企业，如德隆、格林柯尔、华晨等则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险而倾辙。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所有在完全竞争领域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型企业无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扰。在这个意义上，产权制度的畸形和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
已经故去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用以下四个特征来描述他心目中的“企业家经济”：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中型公司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在德鲁克提出“企业家经济”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正走出零增长的衰退困境，而在这次复兴中，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企业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为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国青年。
德鲁克的这种描述是那么生动，以致于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们都会将之类比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确，我们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动机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带来的制度设计，似乎使我们已经离“企业家经济”渐行渐远。如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观察到的，“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简言之，是从等级特权转向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这是困难程度极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样批评，中国的经验是史无先例的成功效果。”今后，我们需要观察的是，等级特权是否在已经界定清楚的资产竞争中依然发酵，或者说，某种身份的资产是否拥有优先获得资源和发展机会的特权。
垄断的大量存在是国家之耻。世界百年商业文明的历程证明，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演进过程，就是国有资本日渐自我瓦解的过程。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公司，都在实行着一系列美国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话，到2010年之前，中国将出现亚洲地区最具美国公司特征的公司群体。而在另一方面，与美国自由经济制度并不相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公司治理结构上逐渐完成了改造的国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强悍姿态重新掌控了经济发展的节奏，这中间的矛盾冲突将以何种方式爆发及化解，实在是一个很让人好奇的课题。
2007年5月，已经78岁的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在序言中，他充满忧患地写道，“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从非国有部门入手、由易而难的策略，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得以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得以四处蔓延”他进而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
在我看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在于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沿着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二，设租和寻租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这些，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这位当代史上最具人文气质和道德勇气的经济学家写道，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我们这里的季节，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1991年前后，吴敬琏率先提出“制度大于技术”，到2003年杨小凯警告“后发劣势”，再到2007年吴敬琏、江平等人对法治市场经济的再度呼唤，在三十年中国改革的后半程，中国的学者一直保持着对制度滞后的警惕与批判。如何建设一个健康、和谐、公平的商业国家，这将是2008年之后中国商业变革的最大命题，我们已经找到迷宫的出口了吗？
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我自己。”这对成长中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有特别的意义。
从宏观经济和企业发展角度来看，2008年奥运会是展示国力和刺激内需的一个绝好机会，国民消费的信心和冲动将得到极大的提升，而在之后的两年里，中国还将迎来建国60周年的大庆、以及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是一条充满了无尽想象空间的繁华路径。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可能被打断。
不过，在这样的商业隆起中，我们做好了承受巨大财富爆炸的心理和道德准备了吗？我们会不会陷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学者奈保尔所描述过的“自我崇拜的热焰”呢？我们学会了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吗？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地球公民、企业和国家吗？世界性的光荣与同样庞大的危机，似乎一对孪生兄弟般地潜伏在中国企业家前行的远方。对一个辽阔而充满莫测的未来世界，临事而惧，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种怯弱，而恰恰是一种成熟的修养。
时光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而言，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昨日的叛逆，会渐渐演出成今日的正统，继而又“供养”成明日经典。所不同的是，点燃的光芒将渐渐地烧成了灰烬，而人们则越来越少追究光芒之被点燃的起源。R·G·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写到：“时间把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他又说，“我们可能走太远了，以致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在30年的门槛上重温当年出发的目的：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权利。
所谓的沧海桑田，仅仅三十年，就让这一代中国人都看到了。
青春已经大江东去。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乡愁，在这里深埋着很多人的过去，当我们一步步地远离一个时代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我们其实所知无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层面上抽丝剥茧，有些则仍在剧烈的衍变当中。商业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事实与结论之间并非是唯一对应的关系，也许今天我们陈述的细节，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出现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诠释，而过了若干年后，再度发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三十年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堪，很多企业家前途叵测。
不过，更多的人也许会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正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份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血水，有蜜汁苦水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养了世故、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茫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考问，这是三十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不敢想象。”，这是三十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的大历史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的诗意。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个正在生成中的、崭新的世界，一定还藏着我们未尚知晓的答案，也许最好的未尚来临，也许在繁荣生成的时候，腐烂已经开始。
尽管有着种种的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