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激荡三十年(下卷)
8125900000005

第5章 ·1993:扭转战局 (5)

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断定,“对私人企业的歧视增加了中国对外资的需求。”他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过程中,国有部门是在破产的边缘上运营的,而与此同时,私人企业尽管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却仍然受到严重的信用约束,无法获得金融上的扶持以及被限制进入很多行业。没有效率的国有资本需要寻找到有效率的合作资本,它面对的是两大资本集团,一是跨国资本集团,一是民间资本集团,正是在这种抉择中,外来的跨国资本成为了被选中的对象。因此,1992年以来,外资的大量涌入,与这种改革思路的确立是分不开的。黄亚生曾经在访问北京的房地产商潘石屹,潘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年,他设法通过一个中介与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当地支行的领导见面。这家支行领导说:“我们有政策,规定不能与私人企业家见面。我们支行在1954年时给私人农户借钱去买驴。他们没有还钱。”

总体而言,外资的进入让中国的产业格局和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也必须看到,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个十分顺畅和优化的过程。今年的《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怪哉,长期亏损还“合作愉快”》的评论,记者披露了广东省对1090家合资企业进行所得税的汇总统计,结果发现544家亏损,沿海各省的情况大体相同,约有一半左右的合资公司在财务报表上为亏损。评论认为,“一些合资企业亏损,是因为外方投资人通过价格转移利润或虚列开支等方式,侵蚀中方利益,逃避税收,形成帐面亏损。不少企业连续亏损7-8年,但生产规模却不断扩大。”

这种不无暧昧的景象还出现在开发区的泛滥上。为了吸引外资,各地纷纷建立开发区,在工业用地上推出优惠的政策,由于规划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热闹的“圈地运动”。1991年,全国有开发区117个,到1992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951个,而到今年的10月,各类开发区竟多达8700个。在全国已批准的1.5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里,如果这些开发区全部做到水、电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资约4.5万亿元人民币,远远超出国力负荷。

许多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制订的优惠政策一个比一个“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开发区的土地出让绝大多数是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到处充斥着灰色交易,《中华工商时报》称,“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国家收益,估计就有200亿元之巨。有些外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一下子包揽上百亩或数百亩甚至几平方公里,然后再稍做平整,以几倍的价格出售获利。”广东省出让88平方公里的土地,得94亿元的转让金,平均每平方米为107元,江苏一家开发区出让70年使用权的土地,转让价为每亩2000元,等于一年一平方米收0.04元。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费的优惠政策。台湾《联合报》的记者称,“现在若到大陆,无处不见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招牌,无处不谈土地买卖。”

国务院调查组的报告显示,到1993年4月为止,全国开发区开工面积307平方公里,约占规划总面积的2%,也就是说,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发”,全国因此减少耕地1000万亩。5月16日,国务院发文“限制盲目建立开发区”,到11月,沿海7省1区关闭了700个开而不发的开发区。在以后的十年里,开发区的过度开建现象其实一直没有被完全的遏制。

到今年初,全国的股民总数增长到了200万。

在上一年爆发了深圳抽签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后,中央决定加强对证券市场的掌控,当年10月,证监会匆匆成立,1993年4月颁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月宣布对国内法人开放A股交易。紧接着,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宝延风波,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购战。

延中实业是上海股市最早的股票之一,它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公司,其上市纯粹是一个偶然,在大型国营企业都不愿意吃螃蟹的情况下,这家只有50万元注册资本的小企业意外地成为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并成为第一批上市的公众企业。它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股本结构上的特殊:由于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中国股市在股权设计上采用了“身份划分”的制度,这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13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由此形成了资本市场的“股权多元结构”特征。】这使它在众多股票中显得非常的独特,也成为那些资本玩家们最乐意染指的企业。

这年春夏,与全国投资大热相映成趣的是,上海股市却要萧条得多,在南巡利好的催动下,沪市股指曾冲到过1558点,可是接下来就掉头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决定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股指更是应声大挫,跌破了1000点。证交所总裁尉文渊内心大急。8月,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北上拜访,他告诉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鲨鱼”的缘故。他举例说,日本渔民捕捞沙丁鱼,远洋归来往往会死掉一大半,后来他们就在捞上来的鱼里放一条鲨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会不停地游动躲避鲨鱼,结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渊听懂了,他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鲨鱼吗?”

一个月后,这条名叫宝安的“鲨鱼”果然就来了。宝安开始攻击延中,沪市果然被搅得骚动不已,延中股价连日拉阳线,股价从9月涨到了12元,9月30日,宝安发表声明,宣称已拥有延中实业5%的股份。公告一出,如油桶砸进火锅,延中一路狂涨,8日后竟达到42.2元,沪市随之大热。

宝安此次狙击,颇有技巧,按证监会的规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须要公告,宝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开盘,就大口咬进342万股,持股比例一下子达到16%,其时间刚好拿捏在公告发表的同时。延中认为,宝安的做法是一种恶意收购,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它还掌握了另一个很有利的事实,出手收购的宝安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000万元,而用在收购上的资金前后多达8000万元以上,政策规定,信贷资金和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延中当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公司利益,风波由此而起。

从公开的事实看,有利的天平似乎朝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体也大多持同情的态度。而证监会最终的裁决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它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需要缴纳100万元罚款金,但同时,宣布其收购有效。宝安的人员顺利当选为延中实业董事长。

中国股市的第一场收购战便在这种暧昧的硝烟中尘埃落定。尉文渊以延中为诱饵,引进了一条宝安“鲨鱼”,最终达到了吸引全国目光、把上海股市搅活的目的。日后有股评家评论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块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斗场。”

如果说宝延风波还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决斗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苏三山案则更象一个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县一个姓李的股民,化100万元购进15万股苏三山,然后私刻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写信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宣称本公司已收购苏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两报不知就里“来函照登”,第二天,苏三山大涨40%。等到深交所发现异动,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抛售,已获利15万元,而全国股民损失2000万元,套牢1.2亿元。李先生飘然离场,不知所终。【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政府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是为H股,当年有青岛啤酒、上海石化总厂、广州造船厂、北京人民机器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和昆明机床厂上市。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第一次成规模地在另一个经济体融资上市。】

在1993年,一些日后风云一时的企业家还在成长的路上。后来创办全国最大家电连锁公司的国美集团创办人黄光裕,这时还是一位24岁的“北漂商人”,他是潮汕客家人,喜欢说自己是“李嘉诚的老乡”,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早早地离乡四处做生意。他在北京开了一个家电市场,今年的销售额居然做到了2.3亿元,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他透露自己的秘诀说,“别人在进价和税钱的基础上,加价5%出售,我就只加2%,这样消费者就都跑到我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