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藏书事业极为发达，不仅官方注重收藏，私人藏书也蔚为风气。就官方藏书来说，清兵入关，首先接管了明代皇室的全部藏书。顺康之时，宫廷藏书于昭仁殿，而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等处也有收藏。只是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矛盾也空前激烈，所以清政府一度采取高压政策。到清高宗弘历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稽古佑文，开设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虽然寓禁于征，也有大量图书在征集过程中被烧毁、删改、毁版，但它系统地保存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展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发展进程，功不可灭。
清高宗弘历，姓爱新觉罗，年号乾隆。在位期间，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求书，次年设《四库全书》馆，编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七年（1872），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并装订完毕，首先入藏于文渊阁（宫内）。随后又分抄六份，分发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文溯阁（盛京）、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收贮使用。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弘历对天一阁倍加关注。天一阁由于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等人的钦仰和宣介，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它的大出其名，则是由于弘历帝的推祟，“有赖于清修《四库》时所宣扬之功绩”。天一阁的能够长存于世，与弘历帝的重视分不开。
一、修《四库》关注天一阁
清高宗弘历的访书活动非始于《四库》开馆时，早在乾隆六年（1741）正月庚午已有征书之谕：
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篇。目今内库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明元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纯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
然而征书诏下后，采访之事并未认真进行，一直未见实效，引起高宗的注意。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四日，复颁诏求书，成为《四库》开馆之第一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黌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著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以购访……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
此诏下发后，缘于康雍以来文字狱屡兴，人民如惊弓之鸟，各省督抚恐因此造成大狱，多存观望之心，竟“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于是高宗又严饬各直省督抚及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进呈。然应者仍属寥寥，即或进呈，也多普通书籍。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高宗决定“将来办理成编时，名《四库全书》”。未几，四库全书馆成立。但对于征书情况甚不满意，复于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下诏解释，并限半年时间以进书，并特别提到：“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督抚等果实力访觅，何遽终湮？”次日又复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直接点名江浙著名藏书家献书：
昨以各省采访遗书，奏到者甚属寥寥，已明降谕旨，详切晓示，予以半年之限，令各督抚等作速妥办矣。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并有原藏书目，至今尚为人传录者，即其子孙不能保守，而辗转流播，仍为他姓所有，第须寻原竟委，自不至湮没人间；纵或散落他方，为之随处纵求，亦不难于荟萃……
由于指名促办，地方官员尽力搜觅，藏书之家也陆续进呈，收效甚速，立见效果。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以范懋柱为代表的范氏后人不得不应诏进书。据《鄞县志》记载：“国朝乾隆三十九年，生员范懋柱，进呈书籍六百二种。附二老阁书九十四种，计五千二百五十八卷。”《四库采进书目》也谓进六百零二种。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则知天一阁进呈到京之书，共得六百三十八种。近人缪荃孙在《天一阁始末记》也云：“迨四库馆开，范氏进呈书六百三十八部，为藏书家之冠。”迄无定论。然范氏入《四库》“著录”类书九十六部，入“存目”类书三百七十七部，合计四百七十三部，超过诸家进呈之本，对《四库全书》的编成的确是一大贡献。
二、筑书楼模仿天一阁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成书之后，自必有庋藏之所，故清高宗弘历早在纂修之初就已考虑这个问题了。由于在征书过程中对天一阁的了解加深，对它的庋藏之所发生了兴趣，即开展了对天一阁的调查工作。他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下谕杭州织造寅著前往调查。其谕云：
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前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查，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预邀范懋柱与之相见，告以圣旨：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故令我亲自看明，具样呈览。尔可同我前往指说。如此明白宣谕，使其晓然，勿稍惊疑，方为妥协。将此传谕知之。仍著即行覆奏。
寅著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赴宁波范氏家查看，随后具文上奏：
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甃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门窗。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偏西一间，安设楼梯。偏东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两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
自是年秋起，清高宗即命仿范氏天一阁之制，开始了内廷四阁和江浙三阁的建设，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高宗之《文源阁记》云：“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其《文渊阁记》云：“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而其详则见于御园文源阁记。”关于文津阁，高宗有“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之句，下注云：“命仿范氏天一阁之制，先于避暑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于此。”《高宗御制文余集》题《文津阁诗识语》“文津阁”下注云：“是阁与紫禁城、御园、盛京三阁，均仿范氏天一阁，以贮《四库全书》者。”又《御制诗》五集《趣亭》之“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注：“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关于江浙三阁，《御制诗》五集《文汇阁叠庚子韵》首联“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下注：“此阁成于庚子，亦仿天一阁之式为之”。《御制诗》五集《题文澜阁》有“范家天一于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句。上述六阁，规拟之迹显然。文宗形式虽无文可征，然模仿天一阁当也无疑。
七阁阁式悉仿天一阁，但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根据皇家等级和藏书数量，略有变化，七阁本身也不尽相同。以在紫禁城内文渊阁为例，“阁三重，外观若两，盖其下层复分为二焉。上下各六楹，层阶两折而上，瓦青绿色。阁前甃方池，跨石梁，引御河水注之。左右列植松桧，阁后叠石为山。山后垣，门一，北向。门外稍东，设直房，为直阁诸臣所居。阁内，正中设宝座，悬高宗御笔匾，曰：汇流澄鉴”。可见阁之外观及内部陈设与天一阁有所不同，并不十分拘泥。
除了七阁建筑模仿天一阁外，七阁的命名也从“天一生水”而来。高宗《文源阁记》云：
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其《文溯阁记》又云：
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其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大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不如是乎？
内廷四阁命名如此，江浙三阁，文汇、文澜、文宗也如此，惟镇江多水，“淙”去水而成宗。
由于清高宗修《四库》七阁，对于天一阁阁式及命名大为推崇，模而仿之，使天一阁享旷世之荣。
三、论贡献奖赏天一阁
天一阁的殊荣远不止这些，它还获得了清高宗的多次嘉奖。如前所述，高宗于乾隆三十八年指名征书以后，至五月，各省进呈之书已颇可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等四家各进书五六百种。于是高宗乃下诏制定奖励办法三种，以为好古者劝：（一）奖书，进书在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在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二）题咏，进书中有精辟之本，高宗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并令书馆录副后，尽先发还。（三）记名，私人进书在百种以上者，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各省采进本在百种以下者，亦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
天一阁首先获得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上谕云：
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构，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示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庞大的类书，高宗赏书给天一阁，不仅范氏子孙引以为荣，地方人士视为艺林盛事，载入地方史册，对浙东藏书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近代浙东著名藏书家冯孟颛先生记载，乾隆年间的浙东另一藏书家、抱经楼主卢址羡天一阁有《古今图书集成》，竟至北京购得《古今图书集成》底稿以归，以为抗衡范家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珠玉交映，竞美一时，引为艺林佳话。至光绪间，《古今图书集成》已由一万卷减至八千三百余卷，宁波知府宗源瀚称颂：“杰阁三百年老屋荒园足魁海宇，赐书一万卷抱残守缺犹傲公侯。”此书目前仍保存完好。
而天一阁进献之书，蒙清高宗亲笔题诗的有：《周易要义》（十卷），宋魏了翁纂；《意林》（五卷），唐马终纂。《周易要义》上御题诗有“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意林》上御题诗有“五卷终于物理论，太玄经下已亡之。设非天一阁珍弆，片羽安能忻见斯？”句，对天一阁的献书、藏书大加赞扬。
至于“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者，本文第一部分已述，入《四库》“著录”类九十六部，入“存目”类三百七十七部，已毋须多言。天一阁除获得规定的奖励外，清高宗还于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赐《西域得胜图》三十二幅；五十二年二月，赐《金川得胜图》十二幅”。《金川得胜图》于光绪年间散佚，《西域得胜图》有高宗题字，弥足珍贵，今尚存阁中，引为至宝。
总之，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由于清高宗弘历的关注和推崇，作为一家私人藏书楼，天一阁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殊荣，并大出其名。虽然天一阁进呈的书籍大多未被发还，对天一阁来说是一大损失，“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特别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地方官僚和范氏子孙因之更加重视天一阁，“世世宝之”，终使它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