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河南杞县人，曾经中过举人，1640年参加李自成的农民军。据《明季北略》记载，他和李自成见面的时候，“相得甚欢”。两人商谈了建国大计之后，李自成高兴地说：“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当时河南大饥，他劝李自成均田免赋，救济灾民，打击豪强，收揽人心，并创作童谣曰：“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到处传唱。因此农民军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灾民中的青壮年纷纷投军。李自成在陕西时，因大败而藏匿山中，似乎山穷水尽疑无路，到了河南之后得到了大发展，俨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自成起兵已经十多年，多次受到挫折，几乎一蹶不振；但在得到李岩之后，就能顺利发展，可说是一帆风顺。
起义军顺利打进北京，既是一件大喜事，也是遇到了一个大危机。在这兴衰成败的关键时刻，李岩一再向李自成进谏，先是口头说，然后又写成书面建议。建议的内容大致有以下4项：
一、驻大军于城外，严守军纪。
二、只对少数贵族贪官追赃助饷，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定民心。
三、以大国封明太子，安抚明臣。
四、招抚吴三桂父子，重视边防。
他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只要民心安定了，边防巩固了，其他各事，虽缓办也无妨。可惜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李岩的声音太微弱了，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李自成嫌他太 嗦了，只批疏曰“知道了”，不再作具体答复。他的这一份“可以安天下”的奏疏，也只作为一件普通的文件，湮没于故纸堆中。
在30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就会觉得李岩的建议简直是一副特效药，可以立刻扭转局势，起死回生。李自成在当时还不算完全糊涂，至少比牛金星、刘宗敏要清醒得多。如果他读了李岩的奏疏之后，能够像发高烧的人服了一副清凉剂，头脑再清醒一点，能够把李岩的建议付诸实行，那么，大局必然会立即稳定下来。许多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是至少吴三桂不会叛变，清兵不会进关，战争可以暂告结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疮痍可复，百废可兴。总的说来，大顺王朝开国的形势并不比大明王朝开国的形势要差，老百姓恨的是贪官污吏，对于皇帝（崇祯帝）并没有多大的仇恨，正如李自成檄文中所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既然如此，新王朝上下齐心，惩治贪官污吏，虽不能完全治本，总可以治标于一时，国家从此由乱世走向治世，不也是很有可能的吗！
在现在的历史书上，1644年是一场40年大战的开始。这场大战包括清兵追击李自成、张献忠；包括清兵打败南明王朝，征服全国；包括清兵与台湾郑氏三代的海上战争；也包括清兵与吴三桂等人（即所谓“三藩”）的战事。直到1683年，清水师提督施琅攻下台湾，40年的大战在形式上才告结束。但是“反清复明”的会党起义与秘密活动则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如果当年的大顺王朝能够站稳脚跟，不论以后的历史如何发展，至少这40年的大战可以避免，千百万人的鲜血可以不流，许多老百姓不会流离失所。那么，历史就会是另一种写法，比现在的写法要好得多。
李岩一席话，确能安天下。他并不是神仙，只不过是他了解当时的国家形势和农民军内部的真实情况，所以才能作出真正对症下药的建议来。李自成从北京仓皇西撤的时候，必然会认识到李岩建议的价值，可惜机会已失，时不再来。李自成及其老部下在离开北京时大都想跑回西安，因为在来到北京之前，他们早已在西安建立了一套政权班子。而李岩则主张暂时退往河南，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因为李自成农民军是在河南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河南颇有群众基础。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李岩的建议是正确的。虽然北京不守，李自成退到河南，有利于和南明政权合作，共同抗清。可惜李自成非但不予采纳，还认为李岩主张退到河南是有“异心”，把他处死。
李自成在退出北京之后冤杀李岩，有他不可告人的私心。作为农民军的领袖，他的能力远远不如李岩。他们过去苦战了十余年，一筹莫展；到了河南，采纳了李岩许多建议之后，发展十分顺利。这一段历史，全军有目共睹。在北京败退之前，李岩提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李自成漠然视之，结果招致大败，这也为大家所熟知。长此以往，李岩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有取代自己领袖地位的可能，不如早日杀之，以绝后患。于是，飞鸟未尽而良弓藏，狡兔未死而走狗烹，李岩为李自成农民军立了大功，自己却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令人无限惋惜。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通常都不是败于敌人的强大，而是败于自己的顽固与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