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是秦国任命的蜀郡守——秦国是个什么样？郡守究竟是多大官？对事情的渊源不能不先做一次彻底的审视，因为树有根水有源，正本清源很有必要。因此本章先把李冰隐藏起来，专门交代任命他的母体——秦国。
嬴秦的诞生
李冰是秦国任命的蜀郡守——秦国是个什么样？郡守究竟是多大官？对事情的渊源不能不先做一次彻底的审视，因为树有根水有源，正本清源很有必要。因此本章先把李冰隐藏起来，专门交代任命他的母体——秦国。
把秦的来历说得最清楚的，当推《史记·秦本纪》。司马迁主要取材于当时许多古文献，通篇以秦为中心，同时把周王室和其他各诸侯国的情况穿插进去，条分缕析，勾勒出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面貌，非常精彩。
七八千年前的邃古时代是个“母系氏族制”社会。因为女性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的主体，故而氏族领袖都由妇女担任。那时不是女嫁男，而是男嫁女，巾帼完全压倒了须眉——秦国最早的祖宗，就是一位名叫“女脩”的老祖母，传说她是颛顼族的苗裔。她那名字很有意思，“脩”字本义就是“风干了的肉条”，引申含义是又长大、又干净，这从侧面讲明了这位女祖给部族提供了足够的肉食，而且教大家纺织，使全族衣食无忧，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十分高大光鲜。
有一天，有只玄鸟（大概是黑色的燕子）生了一个蛋，女脩把那蛋吞了下去，居然就怀孕了，结果生下了名叫“大业”的儿子——那时实行“群婚制”，孩子只知道母亲，并不知道谁是父亲，怀孕常常说成是一种天然“感孕”，上古的三皇五帝莫不如此——大业长大之后，女脩就把他嫁给少典的女儿“女华”，后来女华也怀了孕，生下的儿子名叫“大费”。
到了大费长大时，已经过了许多年头，社会逐渐进步，由“母系”制度转变成“父系”制度。这孩子很有出息，主动参加了大禹治水行动，很快便成了大禹的得力助手。当治水大功告成，帝舜郑重地把“玄圭”赏赐给大禹时，大禹很谦虚地汇报说：“治水成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全靠许多助手在帮忙，大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功劳不小！”帝舜便转过头来对大费说：“哎呀，我的费哇！你给禹的功劳描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要赏你‘皂游’，让你的后代子孙繁荣昌盛！”于是把姚姓的玉女嫁给了他。
大费感恩图报，认真担任帝舜手下调驯鸟兽的职务，因为上古时代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人类正在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动物帮忙，比如拉车、捕猎、守家、报时等等。大费的成绩十分突出，许多鸟兽都被他驯服了——他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动物园里驯兽师的始祖。帝舜非常高兴，赐他姓“嬴”，名字称为“柏翳”[3]；所赏的“皂游”是一种带有黑色飘带的旌旗，大概是当时官阶的标志。有人说“柏翳”就是“伯益”，后来做了大禹的接班人，恐怕不能用这种简单的“同音假借”来理解，大费与伯益的工作范畴相差悬殊，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中国人的姓氏各有来历，有不少是来自君长的赏赐，就像过生日得到一块大蛋糕一样。秦国的君主姓嬴，那倒毫无疑义。可是秦人的族源，却众说纷纭。张荫麟《中国史纲》[4]中说：“秦的发祥地在渭水上游的秦川的东岸”“秦地本是戎狄之区，西周的京畿虽建在其上，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秦人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大约是沿着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经济办法”。秦国道地的音乐，“直到战国晚年，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没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文明的软化，在六国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看起来，秦人该属于西部的戎族，可是今人根据“玄鸟”图腾，因殷商和赵人都有这种图腾崇拜，认为他们全是来自东夷部落；而大费的“费”，古文作“粊”，地域也在山东鱼台，故而推测秦人是从东部迁到西部来的，恐怕事实并非如此[5]。
大费的子孙非常昌盛，分成了两支：一支是“鸟俗氏”的大廉，一支是“费氏”的若木。直至费氏的玄孙费昌时，已经到了夏桀时代（应该传了十五六代）。费昌从西部来到东部，仍然继承了他先祖的驯兽技术，不但给成汤养马，而且还担任起驾驶成汤专用马车的司机。当汤与桀交战之时，费昌驾驶着载兵马车冲锋陷阵，在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把桀军打得一败涂地，结果成汤革命成功，建立了商王朝，可是费昌得到了什么回报，《史记》上一句也没提。
到了公元前15世纪，商朝出了一位英主，称为“中宗太戊”。鸟俗氏大廉那一支的子孙孟戏、中衍，仍然保持着家传的养马驾马技术，通过占卜获得了担任太戊座驾驾驶员的职务，他们的子孙兢兢业业，世代立功，于是得到了定居殷商地域的权利。由于嬴姓的人在当地比较吃香（可能因为有驯马技艺），就慢慢地有了落脚地。中衍的曾孙戎胥轩，与戎族郦山之女结婚，生下中潏。此人更加身手不凡，商王特地将他封到西部靠近戎狄的地方，来保卫“西垂”，于是中潏不再做“弼马温”了，正式挤进了边远侯伯的行列。
时间过了大约400年，商王朝末代君主殷纣即位。纣身材健壮，臂力很强，爱好运动。中潏的儿子蜚廉善于跑步，是个马拉松健将；孙子恶来，力气很大，堪称举重冠军；父子两人都得到了纣的欢心，成为近臣。蜚廉曾经帮纣在霍太山修建祭坛，结果挖出一具石棺，上面刻有铭文：“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蜚廉发现这样可贵的古文物，应该说是现代考古界的先驱了。
到了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时，蜚廉的孙子孟增（儿子叫季胜）得到重用，在皋狼（山西境内）分到一块土地，修房盖屋，构建起大家庭。孟增的孙子造父（儿子叫衡父）更加了不起，把祖先们的养马驾马技术发扬光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曾给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驾驶8匹马拉的御驾，而且他驾驭的这些马并非凡马，而是赫赫有名的“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光看它们的名号就能打动人心。相传东方徐偃王作乱，造父驾驶着穆王的大马车，一天就跑了1000里路，长驱入徐，平息了暴乱。穆王曾经坐在这辆八驾车上，从南郑、洛阳出发，渡过黄河，翻越太行山，涉过滹沱河，出雁门关，抵达包头翻过贺兰山，穿越鄂尔多斯沙漠，经凉州到达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再循着天山南麓，到达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然后北行到了“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会见了中亚地区的西王母。归途则循天山北麓，在大沙漠里几乎渴死，回到包头后即由原路返回，再到洛阳、南郑休息，行程达到19万里——西晋初年盗掘魏安釐王墓得到的竹简书《穆天子传》详记其事。造父的功劳太大了，穆王便把赵城封给了他，后来他的子孙成为赵国的贵族。
蜚廉的第6代裔孙非子（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仍旧继承先人的驯养马匹技术，在犬丘大量繁殖良马。上古时代陆路交通的利器主要是马，打起仗来也靠战马来拉车，非子那个良马繁殖场等于现代的汽车兼坦克制造公司，属于高端企业。他因善于养马而名声远播，消息居然传到了公元前9世纪的周孝王耳朵里，于是孝王专门聘请他在汧水渭水之间开辟繁殖场，创办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结果产量惊人，良马数量直线上升。孝王非常高兴，想给他封侯作为奖赏，但他并不是他爸爸大骆的嫡子，而且当时申侯之女嫁给了再婚的大骆，又生下个儿子名叫“成”，所以孝王感到有些为难。于是申侯便主动对孝王吹嘘了嬴氏的功劳——当初中潏保卫西垂时，西方的民族都很和睦，咱们申国与大骆联姻，西戎也都心悦诚服，使得西部长期太平无事，您才得以称王，看来应当提高非子和成两个人的地位，一碗水端平。孝王觉得这个意见很对，就划出大片土地给这个养马世家，让他们成为西周的“附庸”，使西戎各族感到服气[6]。“犬丘”应该因犬戎所居之地而得名，位置在陕西和甘肃之间，因此所分封的土地便称为“秦”，于是非子也有了“秦嬴”的称号——这就是“秦”字的来历。
从此，嬴姓的秦国就正式诞生了。
卑弱的改变
作为西周附庸的秦国，“秦嬴”是首代君主，父子世袭，传了秦侯、公伯、秦仲三代，日月如梭，到了公元前870年前后的周厉王时期。这个厉王非常贪财，任用荣夷公推行“专利”政策，垄断了山林川泽资源，使得依靠山泽物产和禽兽谋生的人无法生活，于是西戎便起兵造反，顺带把犬丘的大骆家族灭掉，可怜的秦仲当了3年的秦国首领，就从侯爷宝座上摔了下来，成为“孤家寡人”，连忙东奔周地，以求活命。20年后周宣王即位，见秦仲一直在卧薪尝胆，便任命他为大夫，带领一支兵队去征伐西戎。秦仲虽然善于驾马，但带兵打仗却是个外行，在战阵上被西戎所杀。他有5个儿子，老大就是后来即位的秦庄公。周宣王再次给他们五兄弟7000人马，叫庄公带队为父报仇，弟兄们顶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奋勇杀敌，终于打退了西戎，夺回了大骆家族根据地犬丘，还占领了西戎的大片土地。宣王便顺势恢复了大骆家族的宗嗣，任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驻守西犬丘。
庄公有3个儿子，老大名叫世父，世父这人很有志气，声称“西戎杀了我爷爷秦仲，我非得杀了那个戎王不可，否则我就决不还乡！”因此庄公在位44年死了以后，世父坚决不做君主，把位置让给弟弟来继承，是为襄公。可是世父攻打西戎的战争并不顺利，到了襄公二年，世父的根据地犬丘反而被西戎包围，最后世父还被戎人捉住当了俘虏。襄公赶快想办法与西戎丰王进行和谈，条件是把妹妹缪嬴嫁给丰王，这才把哥哥世父解救回来，是“昭君和番”的先例。
秦襄公这人本领不小，他并不像祖辈那样热衷于担任“弼马温”，潜心研究喂马技术，而是蛮有将略眼光和政治才能。当他即位后7年时，西周昏君幽王为了逗笑宠妃褒姒，开了个“烽火戏诸侯”的玩笑，还废除了申后（申侯之女）和太子宜臼，让褒姒的孩儿伯服当太子，使诸侯们非常反感。特别是申侯更加义愤填膺，便联合犬戎举兵反抗，西戎和骊山之戎趁机叛乱，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诸侯坐山观虎斗，再烧好几道烽火都不来援救，唯独秦襄公领兵前来保卫周室，不让戎人再烧杀抢掠，把占领岐山丰镐的戎人驱赶出去，并且与申侯一道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
为了避开犬戎的锋头，平王将周都东迁到洛邑，那时正是公元前8世纪。平王感念秦襄公的战功，决定把岐山以西之地赏赐给他，当即颁发了封爵的誓约：“戎人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人能攻逐戎人，那些地方应当归他！”从此，秦被正式封为诸侯，开始有了明确的疆土，建立起货真价实的“秦国”，同时与中原诸侯们有了通使聘享之礼。襄公随即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头，在西畤祭祀上帝，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他在位12年的贡献，是把戎人赶过了岐山[7]。
他的儿子文公继位后，把宫殿修在西垂，完全占据了岐山以西的地方。过了3年，文公领兵700人东进，到达汧水、渭水的会合处（陕西眉县附近），睹景思情，不觉感叹：“昔日我的先祖秦嬴就被周王封到这里，后来终于成为诸侯，这可是块风水宝地呵！”于是通过占卜，在那里测量规划，营建城邑。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老天爷的保佑，开始建筑鄜畤[8]这种祠庙，规定用三头牛祭祀上帝。他一辈子不怕劳累地东征西讨，使岐山四面八方都成了秦国的疆土。周室虽然东迁洛邑，但当地还有许多周的“余民”居住着，文公不但收纳了那些西周余民，还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王，在周王的心目中，嬴秦真正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良臣。文公还做了几件大事：从他开始，建立起秦国的国家档案，记录史事；还制定了法律，确定大罪要株连三族；在陈仓（今宝鸡）把巨大的梓树砍伐下来，修建祭祀牛神的“怒特祠”[9]。
文公十九年时，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在陈仓山上发现了一块猪肝色的“若石”，用现代眼光来看，应当是块体量较大的陨石。由于它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文公就在北坡上就地修了一座“陈宝祠”供奉，结果引来了外星人的兴趣，不断降临，华夏本土的“不明飞行物”（UFO）记录由此开张。《史记·封禅书》说：那“神灵”（应当是外星人）从东南方来，时间都在夜晚，当时忽然出现一种光辉，形如流星，声音殷殷然，而其形象却与大红公鸡差不多，这时四面八方的野鸡都跟着叫唤起来。“神灵”有时一年来几次，有时几年来一次。《汉书·郊祀志》载有光禄大夫刘向和汉成帝谈话的记录：自秦文公建立陈宝祠以来，至今已经700多年了，“神灵”世世常来，来的时候有四五丈长的红黄色光，到祠而息，还带有“砰隐”之声（大概是飞碟），所有的野鸡都在叫唤。据他所作的统计，汉高祖时来了8次，文帝时26次，武帝时75次，宣帝时25次，从元帝初元以来也有20次了，这说明外星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民间传说里陈宝神灵呈现雌雄野鸡的形象，“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获得的是个雌性，所以他只能称霸[10]——“宝鸡”的地名即由此而生。
文公在公元前716年去世，做了50年君主，干了不少大事。继位的是他年仅10岁的孙子，是为宪公（《史记》写成“宁公”）。宪公的特点是一生战功不小，他派兵攻打西戎亳王，吓得亳王向西逃窜，于是占领了荡社（今西安附近），把“荡”这个部落消灭了[11]。他还把都邑从郿邑迁到平阳（今眉县），可能他劳累过度，公元前704年就死了，身后发生了宫廷政变——宪公正妻有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武公和德公，本来武公该以太子身份担任继承人，但宪公的宠妃鲁姬也有个5岁的儿子，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便起来废了太子，拥立这个幼子为君，是为“出子”，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为了便于专权。可是6年后出子长大了，并不很听弗忌和威垒两个大官的话，弗忌、三父等人便派人暗杀了出子，立武公为君。
秦武公登位于公元前697年，他一上台就领兵讨伐彭戏氏，一直打到华山，胜利归来之后，马上翻了脸追究弗忌和三父的政变阴谋，夷其三族。公元前688年，他又征伐了今甘肃天水附近上邽、冀戎，灭了小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占领区并不实行分封制，而是直接设立县官管理，一口气建立了杜县和郑县，开创了历史上郡县制的初基。在向东扩展的同时，武公又向西北蚕食，先后征服并吞了绵诸、邶戎、义渠戎、翟和貘等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公元前678年武公去世，他并没有把君位传给幼子，而传给了33岁的弟弟德公。
大概是德公心存感激吧，在雍邑平阳给他哥哥修了个特大的坟墓，还把随从武公的66个臣仆送进坟墓里，供他哥哥使用，开创了活人殉葬的恶例。这位德公做事特别大手大脚，住的是雍城大郑宫，不时还到鄜畤去祭祀上帝，一次就杀300头牛，出手非常大方。他在盛夏初伏之日，还把活狗用刀剁得稀烂，说是祛除蛊毒。这一系列行为，表现出他强硬的性格。但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让3个儿子依次为君，不再出现幼儿当政，造成混乱。公元前676年他死后，大儿子宣公继位。宣公有9个儿子，他谨遵父嘱，公元前664年死后，立弟弟成公为君，并不传子。成公有7个儿子，也谨遵父嘱，公元前660年死后，以弟弟穆公为君。
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就摆除了卑弱，真正地称霸了。
西方的霸主
秦穆公名叫“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55年，他迎娶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姐穆姬为妻，现在庆贺人家结婚的词语“喜结秦晋”，典故就出在这里。他本人眼光远大，敢于任用非本国的人才，开了秦国“客卿”制度的先河。那时虞国有个能人名叫“百里奚”，晋献公“假途灭虢”时，顺便灭了虞国，俘虏了虞君和百里奚。按照当时的规矩，把穆姬嫁到秦国要有称为“媵”的陪嫁随从，70来岁的百里奚便是其中之一。百里奚觉得古稀老人还要来当“伴娘”，实在不大对劲，半路上就悄悄逃跑了，不料在楚国边境宛地（南阳附近）被边民捉住，把他拿到奴隶市场上去出售。秦穆公得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用5张羖羊（黑色公羊）皮把他从奴隶市场上买了回来，穆公亲自出城迎接，以酒食款待，坐在大殿里与他讨论政事，一连三天滔滔不绝，于是任命他为大夫，主持国政，戏称“五羖大夫”。百里奚谦让地说：“这个职务和我并不相称，虞国的蹇叔是我好友，要比我能干得多。”穆公听了这话，马上花重金接回蹇叔，委任为上大夫。
西方戎王听说穆公相当英明，想来结交，于是派了一个能说晋语的由余担任使者前来。穆公请由余参观他那些宫殿和仓库，由余参观了一阵，不以为然地说：“修这些建筑，如果让鬼来干，神就太累了；如果让人来干，民就太累了。戎夷族人就不这样，君长对下民以淳德，下民对君长以诚信，一国之政犹如一身之治，民众根本不知道是谁在管理他们。”穆公听了这番话，私下对内史廖说：“我们邻国有这样的圣人，后患就大了，我想挖戎王的墙脚，把这个人拉到我身边来。”内史廖说：这事好办！先让那个戎王染上音乐的嗜好，对由余就不感兴趣了。于是迅速送给戎王两支各由8人组成的女乐队，留住由余热情款待，不让他走。戎王果然把由余这个人给忘了，最后由余成了客卿，为秦所用。那时客卿队伍里专家不少，相马技师伯乐和九方皋，也都纷纷投到穆公门下。
穆公得到这些能人的辅佐，亲自带兵讨伐茅津（今山西芮城东）的戎人，灭了同姓附庸小国梁（今陕西韩城）、芮（今陕西大荔南），开始他扩张疆土的事业。那时，邻国晋献公晚年发生骊姬造成的宫廷之乱，世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至秦。晋献公死后，骊姬之子奚齐继位，旋即被大臣里克杀死，于是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是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要把河西8城割让给秦国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赖账，可见此人不讲诚信。后来晋国发生旱灾，请求秦国供粟，有人认为晋惠公无信无誉，不能给他粮食，但百里奚说：“百姓何罪？不能苦了那些民众。”穆公认为有道理，还是运了大量粟米给晋救灾。两年后秦国也发生旱灾，同样请粟于晋，晋惠公不但不给粟米，还乘人之危领兵伐秦，良心真是大大地坏了！
晋军与秦军在韩地会战，起初秦军不利，穆公受了伤，几乎被俘。由于前一年穆公丢了一匹良马，被岐山脚下300个农民捉来杀掉吃肉，穆公追马到了那里，发现心爱的宝马成了乡下人的盘中餐，不但不责怪他们，还对他们说：“吃马肉而不喝酒，会伤身体的呀。”马上拿了许多坛酒来让他们喝。这回与晋惠公打仗，那300人听说穆公被晋军围困，纷纷拿起锐器以死相救，结果反败为胜，俘虏了晋惠公。穆公妻子穆姬为弟弟求情，让晋惠公如约割让河西8城，这才释放了晋惠公回去，当时正是公元前645年。
过了8年，晋惠公死，穆公用兵车护送惠公之弟重耳由秦回晋即位，是为晋文公，他品格不错，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当年秋，周室发生宫廷政变，狄人袭周，周襄王逃往郑国，向秦晋告急，于是秦穆公领兵协助晋文公勤王，同时派兵在河上列阵，很快恢复了周室的稳定，周襄王表彰其功，任命穆公为西方诸侯之“伯”（霸）。公元前630年，穆公又派兵协助晋文公围郑，但后来听了烛之武的劝告便撤了军。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刚死，郑国司城缯贺透露给穆公一个信息：如果举兵伐郑，他会开门迎接，让秦国占领。于是穆公决定偷袭郑国。蹇叔和百里奚极力劝阻道：“穿过好几个国度，行军千里而袭人之国，很少有得利者。而且郑人卖国，难道我国就没有人卖国，去把军情告诉郑国吗？”穆公说：“哎呀，真对不起，二位还不知道，我已经把军事行动部署下去了。”当时是派遣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为主将，领兵出征。出发之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前来哭送其子，告诉他们，黄河南岸的崤地将是他们的埋骨之所。接着，秦军浩浩荡荡地穿越晋国，经过周都北门时，士兵下车致敬，随即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又跳上车，年幼的王孙满在城头上看见秦军到了天子领域都还那么骄横跋扈，鄙视地评价说：“秦师轻而无礼，不败何待！”那些秦兵沿途灭了滑国，途中撞见了贩牛的郑国爱国商人弦高。弦高一想，必须临机应变，保护祖国才是，就牵了12头牛送到秦营里说：“听说大国将要伐郑，郑君已经修好防御工事，坚决守城，派我送上12头牛来劳军。”秦国那三个主将，大眼瞪小眼地说：“原先本想偷袭，不料被他们发觉了，现在可来不及啦！”从而动摇了军心。那时继位的晋襄公正为他父亲戴孝，听到信息发怒说：“秦人欺我孤子，占领我的滑地，我得教训他们一下！”便穿着丧服发兵抄秦军的后路，在崤地将其层层包围，杀得秦军无一人得脱，那三个主将也被俘虏到了晋国。晋文公的夫人是个秦女，劝儿子晋襄公把三人释放回去，要杀要剐，让秦穆公来干，岂不更好？于是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就被放归秦国。穆公不但不惩罚他们，反而素服郊迎，面向三人哭道：“我不听你们父辈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奇耻大辱，罪过在我，你们有何罪过？以后悉心雪耻就是了。”仍旧恢复了三人官秩，继续重用。三年以后的公元前624年，穆公让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领大军伐晋，渡河焚船，破釜沉舟，下决心报仇，终于大获全胜，夺得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郊区之地，晋军闭城拒不出战。穆公亲自从茅津渡过黄河，到达南岸崤地，埋葬了当年战死的将士遗体，堆土竖立标记，发丧三日，在军中发誓说：“我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有此败，今作此誓，让后世的人永远记住我的罪过！”君子们听到了这个誓词，莫不感动得垂涕。
公元前623年，穆公用由余之谋，征伐戎王，开地千里，增加的疆土相当于12国之大，周襄王还派召公过前来祝贺，赏赐金鼓，给它们组织军乐队。尽管西部游牧部落或叛或从，来去无踪，穆公最后还是成了西戎的霸主。
公元前621年，立下大功的穆公去世，殉葬人数达到177人，秦国良臣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针虎，都在从死的行列之中。秦人哀痛他们，作了非常伤感的《黄鸟》之歌，载入《诗经·秦风》：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直译成白话文[12]，那就是——黄鸟“交交”地叫，停留在那棘枣枝呵。谁跟随穆公到阴曹地府——子车奄息呀！这个奄息呵，是百里挑一的突出人才啊！站在墓穴边上往下跳，害怕得浑身颤抖哇！那苍苍的天呀，活埋了我这大好人！如果可以代替，我们愿意献出一百个肉身！
黄鸟“交交”地叫，停留在那桑树枝呵。谁跟随穆公到阴曹地府——子车仲行呀！这个仲行呵，是百里挑一的突出将才啊！站在墓穴边上往下跳，害怕得浑身颤抖哇！那苍苍的天呀，活埋了我这大好人！如果可以代替，我们愿意献出一百个肉身！
黄鸟“交交”地叫，停留在那荆楚枝呵。谁跟随穆公到阴曹地府——子车针虎呀！这个针虎呵，是百里挑一的突出参谋啊！站在墓穴边上往下跳，害怕得浑身颤抖哇！那苍苍的天呀，活埋了我这大好人！如果可以代替，我们愿意献出一百个肉身！
这诗歌对于残酷的人殉制度，作出了极端不平的控诉。这种野蛮的习惯，直到240年后，才由另一个雄主秦献公正式废除了。
接力的扩展
秦穆公死后，父传子把君位传给康公，这时到了公元前620年。以后的秦君，虽然都做了一些事情，但国力逐渐走下坡路，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下面只好开一篇流水账了事。
原先秦国与晋国土地相连，一直算是友好邻居，但这时慢慢地反目成仇。康公记住好心护送晋公子雍反而被袭的仇恨，一上台便领兵伐晋，一役便占领了武城（今华县东）。两年后，晋灵公也领兵报复，伐秦夺回了少梁。再过两年，秦军再次伐晋，在河曲（今风陵渡）大获全胜，占领了羁马（今山西永济南），可是晋国三军六卿全来顽强反攻，秦国只好撤军。
不过康公实际上是个诗人，并非好战分子，他年轻时护送舅舅晋文公重耳归晋时，写了《渭阳》一诗，载入《诗经·秦风》，成为后人的典故——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直译成今天的白话文[13]——
我送舅舅，来到了渭水北方。拿什么赠送？大车前头宝马黄。
我送舅舅，思绪使我悠悠然。拿什么赠送？珍美玉佩响叮当。
公元前609年秦康公去世，儿子共公接班。3年后，为了惩罚晋国入侵盟国崇，共公派兵包围了晋国的焦（今河南陕县），但晋成公及时派兵救援，共公并没有占得什么便宜。共公死于公元前605年，由儿子桓公继位。
公元前594年，桓公出兵伐晋，冤冤相报，两军在晋地辅氏（今陕西大荔）恶战。晋国主将魏颗的父亲原先有个爱妾，在他父亲死时本应殉葬，可是魏颗却让这个年轻庶母嫁了人，没有从死。这次他在战场上与秦将杜回交手时，突然跑来一个老人用草绳缠绕秦将的马脚，杜回在战车上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当场被俘，魏颗大获全胜。后来魏颗调查这个老人的来历，原来是他父亲爱妾的爸爸，为了报答免除殉葬的恩情，所以到战场上拼命，这就是成语“结草衔环”的来历。此时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召集诸侯会盟，号召大家休战，桓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好收手。公元前581年晋厉公与秦桓公夹河会盟，约定彼此重新和好，大家和平共处，不要再动干戈，但桓公归国后马上违背盟约，与翟族合谋进攻晋国。晋厉公非常恼怒，派遣大夫魏相赴秦送上“绝交书”，率领齐、鲁、宋、卫、郑、曹、邾、滕联军讨伐秦国，秦军大败而逃，诸侯联军追击到泾阳，就止了步，宣告胜利。公元前577年灰溜溜的桓公去世，传位给儿子景公。
秦晋世代结仇，不断互相攻击，不再沟通婚姻纽带。公元前562年，景公把女儿嫁到楚国，与楚共王联合，一同出兵攻打晋国，那时晋国正闹饥荒，在栎地（今山西永济西南）惨败。3年后晋悼公决心报仇，派荀偃率领鲁、齐、卫、郑、曹、莒、邾、滕、薛、杞、郳诸侯联军攻打秦国。因秦人在河水上游放置毒药，联军到达泾河后，死伤惨重，荀偃只好填平水井，拆毁炉灶，带领联军在棫林（今陕西华县东）撤军。晋悼公死后，晋平公与秦景公开始和谈。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作为盟主，在申地召会诸侯约定休战，景公这才不再动刀动枪。次年景公死，儿子哀公继位。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攻陷楚国郢都，楚昭王出逃，国内成为“无政府”状态。大夫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不愿惹事，没有理他。申包胥就蹲在秦廷外不吃不喝，日夜痛哭，一直哭了七天七夜。哀公感动地说：“楚虽无道，但有这样的臣子，怎能让楚国在中原消失？”于是发兵500乘救楚，一举打败了吴军，吴王阖闾收兵回国，楚政权重新建立，哀公终于做成了这件善事。公元前501年哀公死，传位给其孙惠公。公元前492年惠公死，传位给其子悼公。公元前477年悼公死，传位给其子厉共公。
在厉共公时代，古蜀国与秦国有了来往，公元前475年，蜀人前来朝贡。公元前467年，厉共公沿着黄河修筑防御壕沟，发兵两万征伐西戎大荔，占据了戎人王城，后来又在频阳（今耀州区与蒲城之间）设县。这时晋国被韩、赵、魏三家贵族瓜分，成为韩、赵、魏三国，于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转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44年，厉共公征伐西戎义渠。次年厉共公死，儿子躁公继位。
躁公时期的秦国，国力大减，蜀王开明二世号称卢帝，领兵越过秦岭侵伐秦国，占领了南郑，几乎抵达雍邑。公元前430年，西戎义渠又向秦国发起大规模反攻，一直攻到渭水蒿域。公元前429年躁公死，传位给其弟怀公，公元前425年发生政变，庶长晁联合其他贵族逼怀公自杀，由其孙灵公继位。
灵公一辈子热衷于祭神，在雍邑附近修建吴阳上畤，祭祀黄帝；又修建下畤，祭祀炎帝。历史学界认为这件事是个重要信号，表明秦国正式承认了中原神祇的地位，接受了华夏文化。灵公还再次沿黄河深挖堤岸，修筑防御城墙，还建造籍姑城（今韩城北）作为抵御魏国的堡垒。公元前415年灵公死，由其叔简公继位。
简公一辈子办过几件大事。公元前409年，他命令官吏们带剑防身，这是秦国革新礼制的一大措施。次年，魏军伐秦，尽占河西之地，秦人退守洛水（今陕西境内）。为加强防御，简公组织军民在东境修筑长城，成为战国时期最早的长城建设，这一段长城南起今华阴东南小张村附近，向东北越过渭河，沿洛河右岸北经大荔、蒲城，止于白水县黄龙山南麓。公元前400年简公死，传位给儿子惠公。
公元前387年，惠公夺回了蜀人占领的南郑。当年惠公死，两岁的幼子出公继位，由其母主持朝政，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公元前384年，庶长觉得避居河西魏地的灵公之子献公适合担任君主，便把出公和他的母亲杀了，迎接献公归国继位。
连续不断走下坡路的秦国，直到献公登台才停止了下滑，逐渐有了起色。
当时三晋之一的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等人，推行中央集权制，以法治国，使魏国成为中原的超级强国。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极大地刺激了曾经在魏国流亡的献公，因此他上台以后，便着手在秦国进行一系列改革。他首先废止人殉制度，不再用活人殉葬；接着吸引周边部族到秦国种地、放牧，与本国人一视同仁，使人力资源显著增加，荒田同时也得到了垦殖。公元前379年，献公又把蒲、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域改建成县，派官吏直接管理，然后“初行为市”“初租禾”，开始对工商业作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按地主和自耕农的实际占有面积，征收农作物实物税，这些措施给国库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在户籍管理上，将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助，农闲时练兵，如果有人犯法，则实行连坐。
献公埋头改革多年，励精图治，不再参与其他诸侯之间的争斗，使秦国的国力逐渐增强。
公元前366年，献公见韩魏两国威胁到天子周显王，便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在洛阳打败了韩魏两军，得到周显王的赞赏。两年后，献公令秦军攻魏，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了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夺回了秦国故土河西之地，周显王祝贺这一胜利，赐予献公与穆公一样的“伯”号（霸主）。再过两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攻占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还俘虏了魏相公叔痤。因为早年献公在魏国流亡时，公叔痤待他不薄，献公怀念旧情，将公叔痤盛情款待一番，送回魏国，让他仍然担任魏相。
打了一场翻身仗的献公，公元前362年去世，儿子孝公继位。于是秦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就慢慢翻开了。
变法的功效
秦孝公是秦国有名的君主，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迁都咸阳，二是变法图强。
《史记》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14]：黄河、崤山以东有6个强国，君主是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淮水泗水之间，有鲁、宋、卫、邾、滕、薛等十几个小国。其中楚、魏与秦接界。魏国修筑长城，沿着郑国的洛水以北延伸，占有上郡。楚国北有汉中，南有巴、黔中之地。周室衰微，诸侯互相以武力相争斗。秦国位于西方雍州之区，不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大家把秦国当作夷狄看待。
这些话说明，秦国是在西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初期在羌戎的包围中过着游牧的生活。周室东迁，羌戎的一部分虽被秦军驱逐，向东南迁徙，但是关中依然是羌戎之地，后来还与从北方来的狄人杂居，时叛时服。春秋时期，尽管穆公称霸西戎，但是与晋、楚相比，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要落后得多。秦的宗族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似乎尚无大宗、小宗的区别，男女婚娶，还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礼教。这些，大概和与羌戎长期杂处有关，但不可否认，在另一方面，秦日益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化。
公元前349年，咸阳城修建完成，秦国国都便从栎阳迁徙到咸阳。秦都移到咸阳，更贴近中原腹地，形势上显然十分有利。当初建设的秦都故城在今咸阳之东十多公里，1959年考古人士着手勘查，连续工作到1988年，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6处，秦墓128座，还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渭水不断北移，现在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通过考古工作，发现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为最多，规模也最大；在它外围，发现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6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和出土遗物判断，这组遗址应该就是秦国的咸阳宫，墙垣或许是宫墙。宫殿区西面还有大片墓地，西南面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根据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参照汉代长安城内宫殿区占据了大部分面积的比例，初步推测出秦国咸阳城的大致面积，东西大约6公里，南北大约8公里。
考古发现的宫墙以内遗址，保存较好的是其中一处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推测是一座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平面上以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较小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在其西南100米处的宫殿基址处，建筑物互相连接，推测是带有回廊的一座殿堂，廊道两壁上还有彩绘壁画，画面主要是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图案。根据这些发现，得知秦国宫殿中，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而多座建筑物之间则以甬道、复道相接，构成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取对称式的布局。秦国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考古人士发现，两处遗址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代末年的烈火。
秦孝公除了进行咸阳城的大规模建设以外，还要赌一口气恢复霸业，于是推行惠政，救济孤寡，招募战士，颁布了论功行赏的法令。他一上台，就在国中下令说：“昔日我穆公在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扩地千里，天子称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是何等的光美啊！可是以往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公时期，国家产生了内忧，无暇顾及外事，于是三晋便趁机攻夺我河西之地，中原诸侯都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呵！献公即位以后，镇抚边境，迁都栎阳，还想东征恢复穆公的故地，重修穆公的政令。寡人思念先君这些意图，经常痛在心中。现在，你们这些宾客群臣中，有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起来的人，我就委任他做高官，还要分给他土地！”
这些明确而响亮的召唤，确实引起了天下共鸣，当时就有个能人前来应征，他就是卫国的公孙鞅。他先是到了魏国，担任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掌管公族事务。
公元前361年，孟子曾经拜访过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急急忙忙地坐车前往相府，因为魏相公叔痤已经病危，他来到病榻之前，打听谁能做魏相的接班人。公叔痤感激地伸出干枯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我府里的家臣中，有个公孙鞅，现在的职务是中庶子。别看他才二十几岁，却是个真正的奇才。我死之后，就请大王把整个国政交给他吧。”惠王不觉愣住了，站起身来要走，只见公叔痤挥挥手，让室内所有的人退出去，接着对惠王悄悄地说：“如果大王不愿用他，必须把他杀掉，千万别让他走出国境！”这回惠王倒是痛快地答应了他，回宫去了。
躺在病床上的公叔痤，思想上产生了激烈斗争。他良心上很过不去，便把公孙鞅喊来：“今天大王来看望我，问我谁能继承相位，我倒是推荐了你，可是他似乎并不同意。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他一军，对他讲如果不能用你，干脆把你杀掉，想不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我。这里有些金帛，你把它拿上，赶快离开相府，逃命去吧！”公孙鞅听后却不以为然：“相爷请勿过虑。吾王既然不听您的话用我，当然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您就请放心吧。”
后来公叔痤死了，公孙鞅一直也没有离开大梁。
这时，邻国的秦孝公求贤若渴。公元前359年，公孙鞅走了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到达秦国，参见孝公。听公孙鞅谈他的政治理论，孝公先是不断地打瞌睡，公孙鞅最后讲了强国之道，“内务耕稼，外劝赏罚”，孝公便兴奋起来，把坐席移到靠近他的地方，高兴地听他谈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疲倦。但是大臣甘龙、杜挚等人对公孙鞅的主张却不以为然，孝公便让他们公开辩论，这些大臣根本驳不倒公孙鞅。于是，孝公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公元前356年颁布了变法政令，立即在全国实行：
——所有居民编成什伍组织，有罪连坐。
——禁止私斗；有军功者受爵；宗室子弟，没有军功就没有名位。
——凡是靠耕织取得高产的民众，一律免除劳役；经商或因怠惰而致农业减产者，罚为奴婢。
非常明显，变法的核心内容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颁布依军功行赏的20级爵制。孝公定都咸阳后修建了冀阙，就在那门阙上正式公布了变法法令。有了国君的大力支持，秦国扎扎实实地提倡耕织，奖励军功，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当真一概废除了名位。功爵等级中，从第一级到第八级是民爵，第九级以上才是官爵。有军功的宗室子弟，最高爵位规定不能超过侯爵。即使他成了侯爷，封到了自己的领地，也只能收取封地里的租税，民事一律由派来的县令掌管，宗室子弟不得干预行政，不能为所欲为。
春秋以来，中原诸侯国往往是贵族专政，君权旁落，如想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提拔有军功的人，抑制宗室权贵。《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贵族，是凭借血缘关系取得世卿世禄的特权，而今要凭借军功授官授爵，才能取得土地、奴隶和财产，因此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成为变法的最大阻力。
公孙鞅害怕民众不去执行这些法令，想了个取信于民的办法。有一天，他在国都集市的南门放了一根三尺长的木头，旁边贴出告示——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发给他10块金币作为奖金。因为这件事做起来实在太容易，而奖金又意外地高，过路的人或者以为是开玩笑，或者以为是设陷阱，看一看就走了，一连三天无人响应。于是公孙鞅便重新贴出告示，把奖金提高到50块金币。不久，有个胆子大的汉子，扛起这块木头放到北门去，结果真的拿到了那笔丰厚的奖金。此事一传十，十传百，风行秦国。从此以后，凡是公孙鞅出的告示，无论大事小事，大家都踊跃回应。就这样，他那些新法，有了民众支持，推行开来就顺利得多。
变法之前，他曾要求孝公答应三个条件：执法不避权贵；国君和大臣须深信不疑；举国唯法是从，宫室宗亲违法亦须与庶民同罪，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孝公欣然答应，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这本是国君之罪。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改革之初产生了不少反对派，“宗室贵戚多怨王者”，但孝公始终没有动摇过。
公元前350年，升任大良造的公孙鞅曾经出兵占领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此时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设郡县，任县令；按户口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
井田制本是“公社所有制”。后来公社土地被贵族掠夺而去，农民“助耕公田”，实质上变成了宗室贵族的农奴。变法以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民也成为国家所有的“编户齐民”，按照户口授田，向国家缴纳租赋。刚刚受田的农民，由于“赋税平”，显然就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如果立了战功，还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爵位。这样，农民就固定在乡村土地上，不致流入城市。那时秦国地广人稀，变法所采用的免除兵役、赐给田宅等优惠政策，以及招募邻国农民前来开荒种地，大大增加了国内劳力，无形之中还补充了兵源和粮食储备。
通过十多年的改革，秦国由一个偏僻而欠发达的邦国，一跃成为兵强民富的强国，很快压倒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霸主。秦国民风也随之大变，国力在大幅度地不断上升。《史记》说那时的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执法过程中，公孙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公元前348年，8岁的太子嬴驷出外游玩，行动上触犯了法律，按条例应当受罚。公孙鞅说：“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又未成年，不能用刑，就让他的老师公子虔代他受刑；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有教育不严的责任，该受黥刑，在脸上刺字。”过了4年，恚忿的公子虔自己又犯了法，这回受到了劓刑，被割掉了鼻子。他受刑之后，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整整8年没出家门。
公元前341年，秦军攻魏，公孙鞅以计谋俘虏了魏公子卬，迫使魏国献出部分河西之地以求和。公孙鞅立了大功，由大良造受封为商君，拥有15邑的领地，被人们称为“商鞅”。
公元前337年，45岁的孝公因病去世，19岁的太子嬴驷继位，是为惠文君。公子虔觉得复仇的时机已到，就向新君诬告商鞅谋反。商鞅感到风头不对，想逃回魏国，但魏国不敢接纳；他只好跑回他的领地商邑，组织起一股军队，向北进入郑境。秦国大军赶来擒拿，他抵挡不住，终于在渑池被杀。秦国军将把他的尸体运回国都，听候发落。惠文君下令将遗体加以“车裂”，进行五马分尸。
在这段时期，秦国有个人思想上特别紧张，他就是商鞅的老师尸佼。他本人是战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人称“尸子”，最初在秦国活动，做商鞅的门客。商鞅变法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经常向他请教，并多次采用他的策划，他可说是一位幕后的高参。由于尸佼具有科学的思路、扎实的功底，因此，商鞅公开称之为老师——其实他的年龄并不比商鞅大。但就是这一称号，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因为太子犯法，刑及老师，商鞅被害，援例会连累到他，所以他赶快往南逃跑到了蜀国，给蜀人播下文化种子[15]。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力渐强，需要向东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三晋，因此秦国与三晋的战争最为频繁，也最剧烈。公元前337年惠文君上台时，楚、韩、赵、蜀各国都来朝贺，连周显王也派来了使臣。
惠文君这人野心很大，首先想把近邻魏国一口吞掉。公元前332年他便开始伐魏，魏割让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与秦，秦人便把这块地方改名为“宁秦”。次年，秦军再次伐魏，俘虏了魏将龙贾。再过一年，魏国终于把原属秦人的河西之地割让给秦。下一年，秦军渡过黄河，占领了魏国的汾阴、皮氏、焦邑。又过一年，魏国再将上郡15邑割让与秦。秦国这样张牙舞爪，狼吞虎咽，吃相实在难看。
公元前327年，惠文君将曲沃和焦邑退还给魏，但使西戎族臣服于秦，设立了义渠县。公元前325年，惠文君继魏、齐之后也称“王”了，于是将次年改称“更元元年”，从此“秦惠文王”的称号便正式诞生了。
纵横的搏斗
战国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出了个神秘人物鬼谷子，相传他名叫王诩（一作王栩），因在阳城云梦山的鬼谷里居住，所以有了这个雅号。他学识渊博，世间传说他得到了老聃的真传。那时有许多年轻人负笈师从，后来成为军事家和外交家，其中最出名的弟子就是苏秦和张仪，《史记》为这两人立传时，明确说他们的学术“习之于鬼谷先生”“俱事鬼谷先生学术”。目前《鬼谷子》14篇仍然传世，专讲揣情摩意、纵横捭阖之道，开创了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游说的纵横家一派。唐代诗人陈子昂曾在《感遇》诗中表达了文化界对鬼谷子的崇拜之情[16]。
过去一般认为：苏秦、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苏秦比张仪年长。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事实上苏秦的年龄比张仪还小。书中记载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却死于公元前310年，苏比张晚死26年，当张仪在秦国为相时，苏秦只是个年轻的游说人，根本没有和张仪打过交道。可以肯定的是，张仪的对手并不是苏秦，而是魏国人公孙衍，公孙衍也是个“合纵说”的倡导者。
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从地域上看，当时的弱国主要是三晋，而齐、秦最强，他们北连燕而南连楚，便形成了“纵”势；东连齐或西连秦，则形成了“横”形。既然“合纵”策略是阻止强国兼并弱国，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而“连横”策略则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它进行兼并行动，以秦为主或以齐为主都行。
这时的各诸侯国，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保存自家实力，争取盟国力量，对外扩展疆土，便有“纵”和“横”两种不同的策略可供选择，那些耍嘴皮的“纵横家”，就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应运而生。他们到处鼓吹：依靠纵、横两种策略“大可以王，小可以安”“纵成必霸，横成必王”。但他们需要随机应变，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内容也会跟着产生微妙的变化。
早期纵横家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公元前333年曾在秦国担任“大良造”，人称“犀首”，这个外号显示了此人锋芒毕露。当张仪入秦鼓吹“连横”策略不久，“犀首”公孙衍就离开了秦国，入魏为将。因为那时魏国国力衰退，公孙衍主张联合邻国出兵，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才能打胜仗。他计划在公元前325年付诸实施，拉拢了齐国名将田朌一起伐赵，他跑到齐国大肆鼓吹：如果齐王愿意出兵5万人，不超过5个月必然能够破赵。田朌私下对公孙衍说：“你把破赵讲得太容易了，恐怕会有后患！”公孙衍笑道：“如果把事情说得太难，齐魏两国之君就不愿出兵了，等到他们出兵之后，见到大事不妙，两国之君自然而然就会增兵，那不就可操胜券了吗！”后来事实果真如此，齐魏两国联军大败赵兵，田朌俘虏了赵将韩举，占领了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和新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得到不少好处，这是他担任魏将后初次得胜。
西方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之后，开始蚕食邻国的土地。公元前340、前332、前329年惠文君连续大举伐魏，魏国只得不断割地求和，使秦国版图大增。这种形势使周围各国感到非常紧张，特别是关东六国看到秦国军事力量越来越壮大，大家都估计无力单独抗秦，于是热衷于推行公孙衍那一套“合纵”策略。本来这种“弱弱联合”的策略确实能够遏制暴秦的侵略野心，但六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各自都想多获私利，表面上抱成团，实际上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此时秦国见树敌过多，大事不妙，就采取魏国人张仪的“连横”策略，劝说各国帮助秦国进攻其他的弱国，利益均沾。这种“合纵”“连横”的对垒，持续了很长时间。不少诸侯国为了自身利益，时而加入“合纵”行列，时而加入“连横”队伍，反复无常，成语“朝秦暮楚”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公元前324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元年，他任用张仪为相。张仪亲自率兵出函谷关，攻取魏国的陕地（把当地人口还给魏国），把它作为进攻中原的跳板，同时筑上郡塞，巩固上郡的防御工事。次年（前323年），张仪又与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会盟，目的在于拉拢齐、楚两国，防止公孙衍拉回齐楚来搞“合纵”。张仪还引导魏君多次朝见齐君，鼓励齐君称“王”，为了加强与大国的和好，又使魏太子嗣入质于齐，使魏公子高入质于楚。很明显，秦相张仪拉拢齐、楚的主要思路，目标便在于破坏公孙衍的“合纵”策略。
公孙衍当然不甘示弱，就在这一年，他发起了一个燕、赵、韩、魏、中山“五国相王”的行动，搞统一战线，破坏张仪拉拢齐楚搞“强强联合”。因为魏、韩早已称“王”，从这年起，赵、燕、中山三国也开始称“王”了，这样就形成了与秦国对抗的“合纵”态势，不过中间出现了阻碍，齐国首先发难，说中山国很小，不承认它有称“王”的资格，还想联合魏、赵、燕三国迫使中山废除王号，但未成功。同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投入楚国怀抱，想把流亡在楚的魏公子高立为太子，派柱国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取得8个城邑，迫使魏国废掉太子嗣。魏惠王因不断受到齐、楚的打击，在纵横之间左右摇摆，公元前322年不得已用张仪为魏相。张仪提出魏国与秦、韩联合攻齐的“连横”计划，在诸侯之间做出“事秦”的样板，让大家抱秦国的大腿，但魏惠王不肯听从。
随后，秦国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平周（山西介休西），对各国产生了很大威胁。因此，关东5国紧张起来，异口同声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公元前319年，魏国免除了张仪的相位，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从此公孙衍得到关东各国的支持，合纵的优越性便形成了。
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起了三晋、燕、楚“五国伐秦”之役，这是第一次“合纵”策略的具体实施，因为楚国最强，这次联盟战争以楚怀王为纵约长。由于当时楚、齐和亲，楚国就想拉拢这个大哥，希望齐国与匈奴也参加联军共同攻秦。张仪首先想到，破坏楚齐联合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便两次入楚游说，离间楚齐关系，他在楚国收买了贵族靳尚等贪官，然后向楚怀王许愿，秦国情愿献出商於之地600里，来换取楚与齐的断交。楚怀王是个见利忘义的昏庸之辈，受到张仪甜言蜜语的诱骗，不听屈原等人的劝告，决定与齐断绝了联盟关系，结果张仪“连横”策略有了胜利的苗头，在软骨头楚怀王的影响下，五国联军积极性大减。次年（前318年）实际出兵与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三国，三晋联军攻到秦国函谷关大门口，西戎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国有些招架不住，于是惠文王派外号“智囊”的庶长樗里疾领兵抵抗，这位能人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与联军打了一场恶仗，俘虏了魏将申差，打败了赵将公子渴和韩将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魏国受到的损失较大，实在承受不起，便派相国惠施到楚国为使，说明要与秦国讲和，并不是破坏盟约。又过一年（前317年），秦军已深入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结果韩军惨败，被迫屈服，整个“合纵”联盟就算瓦解了。三晋与秦休战后，秦国进一步干涉了魏的内政，令其立公子政为太子。到了这时，公孙衍“五国伐秦”的大行动便烟消云散了。
粉碎了“五国伐秦”行动后，便到了秦昭襄王时代，秦国更加注意扩充后方，灭了巴、蜀两国，实力增强。而东方的强齐也趁燕国内乱，直接出兵干涉，仅50天就攻下燕国国都。还有个大国楚，受到愚蠢国君的拖累，就没有那么顺当。张仪不是答应给楚怀王600里土地吗，当楚国派使臣正式向秦讨取商於土地时，张仪赖了账，厚着脸皮拿出地图说“商於之地不是600里，而是6里啊”，这等于说秦国不给楚国土地。楚怀王发现上当受骗，怒气冲霄，在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但秦军却在丹阳大败楚军，消灭了8万人，俘虏了主将屈匄以下70余人，进而占领汉中，加强了关中和巴蜀的联系，还免除了对秦本土的威胁。愤怒的楚怀王聚兵反击，又大败于蓝田，既上了当又吃了亏，捶胸顿足不已。这时，齐国乘人之危与秦结盟，联合魏、韩进攻楚国，又在垂沙大败楚军，宛、叶土地被魏、韩占领，使楚国大受挫伤。公元前299年，昏庸的楚怀王受到张仪的邀请，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亲自赴秦相会，结果又上了大当，被秦国扣留，不能回国，自食苦果。
次年（前298年），齐国约韩、魏“合纵”攻秦，经三年奋战，攻进了函谷关，迫使秦割地给韩、魏请和，总算帮楚国出了一口恶气。公元前294年，齐国改变策略，想在秦、赵两国支持下灭宋，秦也想在与齐妥协后攻击韩、魏，构成“连横”。次年（前293年），秦将白起消灭了魏、韩联军24万。此后连续两年，秦军轮番攻伐韩、魏，韩、魏被迫献地求和。这种纵横拉锯，令人眼花缭乱。
为了争夺宋国的定陶，秦、齐还展开了外交活动，拉拢“连横”关系。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在宜阳自称“西帝”，派人尊齐闵王为“东帝”，以便联合攻赵。但是来到燕国的说士苏秦为了燕国的利益，向齐闵王劝说“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要使“天下爱齐而憎秦”，才是上策。齐闵王听从了他的意见，三个月便自动取消了“东帝”称号，秦国不得不同时取消了“西帝”称号，退还了所攻占的赵、魏部分土地。当时赵国李兑也积极支持苏秦，于是又形成了“合纵”的局面。
公元前287年，燕、齐、赵、魏、韩五国共同攻秦，这是公孙衍之后的又一次大合纵，次年（前286年），齐闵王派兵伐宋，终于把弱宋灭了。公元前284年，三晋、燕、秦五国却联合伐齐。燕将乐毅领兵进攻齐国，齐军望风披靡，齐闵王也被楚军杀死，联军占领了齐国70余城，齐几乎亡国。公元前279年，坚守即墨的齐将田单发起新奇的“火牛阵”反攻，终告复国。这时秦将白起攻下了楚都*郢，一直打到竟陵、安陵，再向南攻取洞庭五渚。从此，秦国独霸天下之势已成，齐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秦纵横对峙了。
迅猛的扩张
现在重新回到秦惠文王的时代。更元九年（前316年）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意见——吞并巴蜀是伐楚的跳板，对秦更加有利——于是趁苴、巴两国冲突之际，大举攻蜀，蜀王失败逃走，后被杀死，蜀国就这样灭亡了，随后秦军又攻灭苴和巴国[17]。秦国对巴蜀的征服，获得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此后秦积极开发巴蜀，农田水利和农工商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公元前314年，秦国又兼并了今陕西大荔、庆阳一带的义渠，这义渠就是北狄败退后留下来的余部。公元前312年，秦国联络韩、魏对楚、齐发动战争，攻占了楚国汉中（今河南西峡丹水以北地区）。秦军还向齐国进攻，直达濮水之上。后来秦楚又在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展开大战，楚军大败，秦国占领了不少土地，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片，解除了楚国对西南方的威胁。
公元前310年惠文王去世，其子武王即位。这个武王身高力壮，喜欢跟人角力，当时的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贲等人因而受到重用。公元前308年，武王领兵攻占韩国的宜阳，从此秦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了中原。过了一年，武王出巡周都洛邑，见到著名的“九鼎”，那些铜鼎很重，武王就提出与举重运动员乌获、孟贲比赛举鼎，结果他倒是把几百斤重的大鼎举了起来，但用力过猛，两目出血，胫骨折断。当天晚上，武王即因流血过多气绝而亡，随后其弟昭襄王继位。
昭襄王在位56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蜀郡守李冰就是他所任命的。昭襄王即位初期，其母宣太后当权，外戚穰侯魏冉专政，打破了商鞅的禁约，在国内增加了一些封君。他的同母弟公子市既封为泾阳君，后又改封于宛；公子悝先封高陵君，后又改封于邓；宣太后的同母弟芈戎先封为华阳君，后又改封为新城君。这些新贵族生活奢侈，到处炫富。魏冉倒是精明，推荐军事家白起为将，先后战胜了三晋、齐、楚等国，占取魏国的河东和南阳、楚国的黔中和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宣太后和魏冉专权多年，虽然没有削弱对外的战斗力，但是君权不免旁落，直到公元前266年，昭襄王任用魏国人范雎为相，主张恢复商鞅的办法，论功行赏，因才授官，随即剥夺了太后和穰侯的专权。在战略方面，范雎提出一个相当实惠的“远交近攻”方针，他说，占领的土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在战争中“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不仅要攻占土地，而且还要消灭敌人的战斗力，这些原则确实非常厉害。从此，秦国便把三晋作为直接进攻的目标，不再窥视关东各国，对远邦表示友好。
公元前265年，秦军大举攻韩，占领了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州市西）之地。次年，白起又攻取太行山以南的南阳地，断绝了韩国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孔道。公元前262年，秦军再攻取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西），把韩国上党郡和本土完全隔绝开来，韩国感到非常害怕，想献出上党郡与秦谈和，但上党郡守不从。韩惠王派冯亭去当使者，冯亭却把上党郡17县献给赵国，以求赵军帮助。于是赵国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国立即派左庶长王龁迎敌，由此引发战国时期规模很大的长平之战。由于廉颇是赵国名将，秦人颇为畏惧，便设下离间计，扬言秦国不怕廉颇，只怕赵括。昏庸的赵君果然任命赵括代替廉颇，秦人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若狂，秘密派遣武安君白起代替了王龁。当赵军出击时，却被白起拦腰截成两段，形成被动局面。秦军利用封闭的地形条件，用50余万大军严密围住人数大致相等的赵军，使赵军断粮46天，最后白起发动猛烈袭击，在战阵上杀了赵括，在长平活埋了赵国40余万投降的士兵，开了战争史上虐俘的空前恶例。
公元前259年，秦国大将王陵乘胜进攻赵都邯郸，因白起与范雎有隙，托病不肯出战。这时赵国正值长平战大败之后，“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奋勇抵抗，秦军死伤不少，仍攻不下邯郸。范雎便让王龁代替王陵，又派郑安平为将，依旧啃不下这块硬骨头。公元前257年，魏、楚联合图谋救赵，合力出兵，魏国的信陵君无忌在邯郸城下打败了秦军，解除了赵国的困境，迫使秦国退兵讲和，让太子嬴柱的儿子异人来到赵国作人质。此时赵国商人吕不韦发现异人“奇货可居”，不断用钱财资助他，后来还定计与异人一起逃回秦国，于是异人便改名“子楚”。公元前256年，秦军继续进攻韩、赵，取得一些城邑，斩首十余万，周赧王感到秦军步步逼近，非常恐慌，与燕、楚密谋联合关东各国，再次建立合纵盟约，在伊阙联合共击秦军。秦国侦知是“周天子”出的主意，立即攻打西周，赧王被迫投降，献出36邑和人口3万，迁九鼎于咸阳。后来公元前249年，秦军又灭了东周，历史上的周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太子嬴柱继位，是为孝文王，但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轮到从赵国逃回的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坐上国君宝座，马上任命恩人吕不韦为相邦（相国），命蒙骜为将攻打赵国，夺取了太原、榆次、新城、狼孟等37城。同年，蒙骜又攻取了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和汲（今河南卫辉西南）。庄襄王又命王龁攻打上党，设立太原郡。此时，魏国信陵君联合燕、赵、韩、楚进行合纵，五国联军在黄河以南击败了蒙骜带领的秦军，乘胜追击至函谷关，秦军闭关不出，但信陵君从此名震天下。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太子嬴政继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举行冠礼，亲自专政。随后他平定了嫪毐之乱，接着又削除了吕不韦的势力，成为一代雄主。
秦王政在位初期，近邻三晋的大部分土地已被秦国夺取，还建立了郡县，六国最后的灭亡时间已经不远了。简单说来，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将王贲大破赵军，建立邯郸郡。公元前227年，秦在易水大破燕军。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攻下燕都蓟城，燕王喜迁都到了辽东。公元前225年，秦利用黄河水冲灌魏都大梁，三个月后城坏，魏亡。同年，秦先派李信攻楚，秦军失利，再派王翦攻入楚都寿春，公元前222年楚亡。同年又灭燕、赵（代王嘉）。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
从此六国统一，结束了战国的乱局，秦王嬴政便改称“始皇”，历史上的“皇帝”称号由此起始。他非常霸道，废除任人议论的谥号制度，以后继位者称为“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政治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使普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文化上则焚书坑儒，实施文化专制；军事上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他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基于这些轰轰烈烈的行为，嬴政被明代李贽赞誉为“千古一帝”。
巴蜀的灭亡
公元前318年，六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带领六国联军进攻秦国。但秦兵突出函谷关，击破较弱的韩军，挫败了联军的锋头；次年，秦军又猛烈打击了韩赵军队，使“合纵”联盟基本失效，那合约也就自行瓦解了。这时，秦惠文王扬扬得意，准备乘胜再消灭某个邻国，于是召开军事战略会议。这在《战国策》《史记》《华阳国志》上，都有着详细记载[18]。
当时地形封闭的西蜀，以盆地式的成都平原为主体，基本上是个独立王国，少与外界交往，古史少有人知。直到西汉末年，才有个成都才子扬雄，把口头传说的古蜀史写在《蜀王本纪》上，但后来这书失传了。最早录下《蜀王本纪》佚文的，是晋代刘逵给左思《蜀都赋》做的注：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表明古蜀国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5个王朝。
古蜀王朝的总年数，《太平御览》卷166上转抄《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说明这5个王朝长达4000年之久。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也透露出信息：“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任乃强教授《蚕丛考》认为：“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近年，四川史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文化遗址是广元嘉陵江东岸的中子铺，测年数据是距今6730～6000年；邓家坪遗址和西岸的张家坡遗址，数据是距今5400～4000年；往西的绵阳边堆山遗址，数据是距今4800～3700年；再往西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数据是距今4740～4070年；继续西行，跨过岷江的新津宝墩遗址，数据是距今4500年。这说明随着时光流逝，蜀人逐渐西行。如果以公元前6世纪的开明王朝为基点来衡量，中子铺大概比它早4000年，这和扬雄所记的古蜀历年十分吻合。
古蜀最老的三代是蚕丛、柏濩、鱼凫，《太平御览》卷888上抄录《蜀王本纪》说“此三代各数百岁”。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谱记》：“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可见蚕丛子孙后来迁往“南中”去了。蜀人心目中的蚕丛王，以吐丝的蚕为族徽，而鱼凫王则以鱼为族徽，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反映。1988年四川蒲江飞龙村战国晚期船棺墓中出土的鱼形铜印，印文用十字格分成4部分，右上部便刻着吐丝的蚕和一条鱼。刻有蚕徽的文物，还有近年发现的新津铜钟、成都交通巷铜戈、大邑五龙乡铜斤、蒲江鹤山镇铜印等。
根据老三代各数百年来估计，蚕丛和鱼凫大概治国久长，推测各占800年；柏濩一代没有什么传说，估计占一半左右，这三代历时大约2000年之久。因开明王朝被秦所灭在公元前316年，上推到蚕丛时代，大致是公元前43世纪；而鱼凫王朝末年，就大约是公元前23世纪了。
鱼凫后面还有两代——蒲泽和开明。蒲泽在《华阳国志》上写作“蒲卑”，那是杜宇氏的名号。杜宇这一氏族，传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明与前面的鱼凫没有传承关系，他自立为蜀王，还自称“望帝”，当时把国都定在汶山（岷山）下的郫邑。扬雄说这代王朝“望帝积百余岁”，仅历时一百多年，但是史迹丰富，与老三代迥然不同。
杜宇王朝的建立，有位女士的作用不能忽视——她就是“朱提氏女利”，又称梁利、朱利。她在“江源”（今崇州）与蒲泽相遇，以婚姻为纽带，将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终于建立了不同于老三代的蜀国，《华阳国志》描述西蜀古国的版图不小——
以褒斜为前门——东北到秦岭处的褒斜二水；
以熊耳灵关为后户——西南到乐山熊耳峡和雅安灵关峡；
以玉垒峨眉为城郭——西北有九顶山和峨眉山作屏障；
以江潜绵洛为池泽——岷、沱、涪、嘉陵江四大河川是航行通道；
以汶山为畜牧——把岷山山区当作牧场；
以南中为园苑——南方大片土地不过是旅游区。
史称“杜宇教民务农”，农业社会的特点便是安土重迁，家有恒业，存在商品交换的需求。杜宇王朝的陨落是因为以农立国的古蜀遭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
成都平原是个菱形的封闭盆地，四面有高山屏障，而且西面和北面的山区存在着三个暴雨中心，夏秋暴雨，从山里直向平原倾泻，可是东南的龙泉山脉，好像一道门槛，挡住了水流去路，只有山脉最东头有个缺口最低，成了泄水的尾闾——现在叫作“金堂峡”，是沱江和平原涝水的唯一出路。当时王都郫邑并不是今天的郫都区，而是靠近广汉地势较低之处，所以地名里带个“卑”字，暗示遭受水灾最重。金堂峡本是个狭窄的口门，很容易被泥石竹木杂物堵塞得严严实实，如果真是这样，平原里涝水便不能排泄，问题就严重了。天上的雨水在倾泻，地上的积水不见消退，反而一天天涨高，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成都平原就会慢慢地变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惊恐万状的蜀民，看着涝水一天天逼近，只能爬上大树筑巢而居，悬釜而炊，生活在倒悬之中。这沉重的水灾，成为杜宇政权垮台的加速器。
不久，东南方来了一位救星——他就是善于治水的荆人鳖灵。望帝大喜过望，立即拜他为相，委以治水重任。鳖灵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疏通金堂峡的堵塞物，便首先在那里下功夫。这个峡谷12公里长，左岸是炮台山，右岸是云顶山，笔者在那里听到民间传说：当初鳖灵老祖一脚蹬住炮台山，一脚蹬住云顶山，猛然发力一蹦，把狭窄的金堂峡扩开，于是洪水就哗啦啦地奔流，把平原涝水全部排泄出去了。至今左右两山的半坡上，还留下一边一个大脚印，一只左脚，一只右脚，全都有一尺多长，那是鳖灵老祖的印迹，这件事宋代就有了记录，而且石脚印实物至今俱在。
鳖灵的排水方法，应该是首先开挖峡口两岸的土石杂物，并且逐步扩大，让排泄的水流慢慢地冲开正中的堰塞物，使平原上的涝渍全部疏干，恢复蜀民的正常生活。鳖灵立下如此大功，望帝自愧弗如，便将王位禅让给鳖灵，自己退隐西山。鳖灵接替望帝成为蜀王，便改号为开明氏，自称“丛帝”，这个帝号，明显有追忆蚕丛的意向。
开明王朝一共传了12代，公元前316年，被秦惠文王所灭。宋罗泌《路史》说这个王朝传了350年，那么鳖灵建国正是公元前666年了。假设它前面的杜宇王朝有160年的话，那么蒲泽建国、自立为王，就该在公元前830年前后，那时正值西周灭亡后的共和时期，周室大乱，中央政权失去了控制力，杜宇正是抓住这一良机，才将王朝建立和巩固下来。
不过，在整个古蜀约4000年历程中，杜宇、开明两个王朝加起来大约历时500年，而前面的老三代，一共才2000年，在整个4000年中还差将近1500年——这段政权空白区，应该居于鱼凫氏与杜宇氏之间。
按照推测的年代数据，大致可以厘定——
蚕丛代前43世纪至前36世纪新石器时代
柏濩代前36世纪至前32世纪新石器时代
鱼凫代前32世纪至前23世纪新石器时代
空白区前23世纪至前9世纪尧舜禹直到西周末期
杜宇王朝前9世纪至前7世纪西周末至春秋
开明王朝前7世纪至前4世纪春秋至战国
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整个历时两千来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期）一直延伸到周代初年，专家们考证出一个时间标尺：
一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740～4070年）。陶器多为平底器、宽沿器、喇叭口器，少圈足器。特色器物是锯齿形花边形口沿罐、侈口深腹罐、镂空圈足豆。
二期文化——夏代至商代前期（距今4070～3600年）。器物典型系列是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和盘、瘦袋足盉等。出现个别鸟头柄勺，鸟头无冠、无钩喙。
三期文化——商代中、晚期（距今3600～3200年）。典型系列以外，又新出三袋足炊器、长颈壶及个别尖底罐，有大量酒器。鸟头柄勺盛行，鸟头有冠、短喙钩吻。
四期文化——商末至周初（距今3200～2875年）。小平底器演变为尖底器，多薄胎，鸟头柄勺及三足炊器逐渐消失。后期器形变得高大。
整个三星堆文化大约从公元前23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恰恰和鱼凫氏与杜宇王朝之间的空白区吻合！原来是三星堆人占领了古蜀大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自从春秋时期的杜宇王朝将政权禅让给治水有功的鳖灵，由他建立起开明王朝以来，蜀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开明氏蜀族，积累起可观的社会财富。沿袭到公元前316年时，开明蜀王已传到十二世，享受着安富尊荣的腐化生活。当时修建的“七宝楼”，窗帘全用珍珠制造，600年后晋代桓温入蜀，那高楼豪华得令他咋舌，他感到留下这奢侈过度的榜样，对后代不利，于是一把火将它烧个精光。此后上百年间，凡是成都降下暴雨，楼宇废墟的泥土里，总要冲出些叫作“瑟瑟”的碧色小珠，被附近居民们纷纷拾去[19]。
开明十二世的弟弟，由于封地位于葭萌（今四川广元），称为苴侯。那时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侯国，与开明蜀国关系很僵，但苴侯却偷偷地与巴侯结好。事情被开明十二世侦知，他心中恼怒，于是带兵进攻葭萌。苴侯招架不住，只好逃往巴国。开明十二世又迁怒于巴国，准备大举进攻。巴国因不与秦国接壤，所以一向与秦没有利害冲突，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有时还要派使臣送些贡品去讨好，这时发现蜀军要来攻打，感到不是对手，就决定向秦国请求救兵，满以为秦军一到，蜀军便会吓退，燃眉之急便可解。其实，这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刚好，此时秦惠文王正开着军事会议。会上谋士张仪主张伐韩，因为在六国之中韩国最弱，又与秦国毗邻，很容易一口吃掉，吞并了韩国，接着消灭东周，帝业随即可以成功。可是大将司马错得到了巴国求救的消息，认为是个天赐良机，建议立即兴师伐蜀。因为六国中的楚国幅员最广，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如果吞并了与楚为邻的蜀国，无异于搭起了一个进攻楚国的跳板；再乘胜并吞巴国，既能获得富饶的蜀国财富，又可利用强悍的巴国兵源，灭楚便不成问题。一举两得，送上门的机会，决不能错过！
当时支持司马错意见的还有中尉田真黄，见《华阳国志》。此人的名字在《北堂书钞》里一处写成田贵，一处写成田广，笔者以为当时流行单名，“贵”或“广”总有一个是对的，“真黄”应该是“贵广”的讹字，《华阳国志》弄不清哪个对，就把它们统统写了下来。
在这场战略辩论中，司马错说出了一句相当经典的名言：“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惠文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了攻蜀的决心。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由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带领了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通过现在的陕西眉县，经褒谷、斜谷穿越秦岭，再由勉县西出阳平关，循山路到达现今的四川青川白水关，然后沿白龙江河谷进攻葭萌，敲响蜀国的大门。蜀王猛然得知秦军压境，连忙带兵到葭萌去抵抗，结果节节败退，不但丢了葭萌，还丢了成都，一路上丢盔卸甲，退到岷江西岸的武阳（今彭山）。秦军占领了苴侯的领地葭萌以后，由葭萌溯清江河西达沙溪镇，再转南经剑阁道进入剑门关，又经马鸣阁（今马角坝）、彰明（今江油）直插成都，一路上势如破竹，尾随蜀王追到武阳，阻止了开明十二世坐船南下，混战中将他杀死。蜀王的大臣们保着太子退入现在的彭州山区逄乡，结果也遭秦军追杀，太子在白鹿山遇难。于是，历时350年的开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不过，还有一位蜀王子，成为漏网之鱼。他带领三万人马成功南逃，沿青衣江上游的旄牛道，越过大相岭直达现在的四川汉源，渡过大渡河再往越西，然后沿小相岭到了泸沽，循安宁河谷再到西昌，再南渡金沙江到达云南姚安，最后沿着云南元江乘船向东南行进，前往交趾（今越南）。这条元江，流入越南后称为红河。《水经注》曾经引用《交州外域记》，记载了这段野史。原来那时交趾的民众的农业垦殖地被称为利用潮水灌溉的“雒田”，因此他们便被大家称作“雒民”，而政权则由雒王、雒将掌握。蜀王子一彪人马到达后，首先采用武力征服了雒王、雒将，然后自称“安阳王”，在那里重开门户。越南古代民间传说中也谈到过这段历史，说古时中国左江地区有个南疆国，占有现今广西的南部和越南的北部，国王名叫“蜀制”，王子名叫“蜀泮”。那国内原有九部，在年少的蜀泮嗣位时，九部部主不服，想分裂邦国自治，聪明的蜀泮用智谋战胜了九主，接着南征文郎，使文郎降服称臣，这才自称安阳王。可见这支开明氏人马另辟天地，确实来之不易。据蒙文通教授的考证，“安”字古音在元部，“开”字古音在真部，真、文、元三部可以互通；“阳”“明”两字古音都在阳部，字音相近；因此“安阳王”与“开明王”实际上是同一词语的同音异写。
后来这延续了开明氏血脉的安阳王室在交趾立定脚跟。据越南史记，安阳王在位共50年，又传了两代。直到公元前183年西汉吕后时，盘踞在闽越的霸主赵佗称帝，攻占安阳王领地，划为交趾郡，开明氏政权这才彻彻底底地宣告结束。
再说张仪、司马错消灭了蜀国政权，同时又占领了引狼入室的巴国，原计划把这两国改制为巴、蜀二郡，可是巴郡的建立虽然比较顺利，但蜀人的反抗心理却非常强烈，为了不让政治变革显得过于急骤，于是在蜀地采取郡国制和分封制并存的体制：一方面让张若担任“蜀国守”，管理军事和行政，同时起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又封“公子通”为蜀侯，聘用陈壮为相，表面上还保持蜀国的老面貌，用来稳定人心。与此同时，又采取“掺沙子”的办法，从秦国本土迁移上万户人家到西蜀来，加强秦风，淡化蜀俗。好在充军发配的罪人在法家当政的秦国并不缺乏，罪人不够时，就让人所不齿的“赘婿”去——当时招郎上门的应征者基本上是缺吃少穿的社会低端。如果连赘婿也凑不够数，那么就征发“闾左”。古代大致25家聚居一“闾”，中间一条通道隔开左右两边的住房，住在左边的都是贫穷人家[20]。古代地图以南为上方，“左”的意思就是东边，秦国居中国西部，所以看不起“东”和“左”。“闾左”的穷人是最后一批移民。
不过，全都掺这种“低质沙子”肯定不行，还得搭配一些“优质沙”，经商的富豪在“重农抑商”的秦国也被大批强迫搬迁，如司马相如爱人卓文君的爸爸，名叫卓王孙，就是那一批“掺沙”大队里的一员。
后面的纠缠还很热闹，惠文王灭蜀，就像铁扇公主一口吞下孙悟空，惹上了麻烦事了！
反复的暗流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让张仪、司马错等带领大军追杀了古蜀开明十二世，占领了古蜀国，这次出兵灭蜀名正言顺：一是巴国请兵，二是蜀王无道，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末代蜀王生活腐化，贪财好色，《华阳国志》记载了好些个典型例子——显然是来自民间传说。有一回蜀王到秦岭去打猎，恰恰惠文王也前来打猎，两人碰巧在大道上相遇了。惠文王出手大方，送给蜀王一匣子金币，蜀王没有带什么东西回赠，就装上一匣子泥土作为回敬。惠文王回宫之后，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些污泥，非常生气，但群臣们却祝贺道：“这是获得蜀国土地的象征呵！”他才转怒为笑。
后来惠文王想出一个欺骗蜀王的计策，说秦国出产一种屁股能吐金子的石牛，有上百人的团队来喂养，已经生产了很长时间，请蜀王派人前来参观。贪婪的蜀王果然让亲信到秦都去看，这种小魔术自然看不出什么破绽，于是蜀王便厚颜索取一条石牛，惠文王倒是慷慨地答应了，可是石牛很重，运到成都非常费力，蜀王命五丁力士在秦岭开了一条石牛道，专门运牛。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石牛运到蜀宫，根本吐不出什么金子来，气得蜀王派人去骂惠文王“东方牧犊儿”——你就是个下三滥的放牛娃！
惠文王知道蜀王好色，提出要赠送他5个陕西美女，请蜀王派人来迎接，这回蜀王特别高兴，又派五丁力士带一班吹吹打打的乐队，恭迎美女。一行人走到梓潼，发现有一条大蛇挡住去路，蛇头已经钻进洞穴，可是尾巴还露在外面。五丁力士个个身强体壮，一齐上前抓住蛇尾，喊起口号，同时发力，想把蛇倒拔出来，结果闯了大祸——由于用力过猛，把半边山都拉得崩塌了，所有力士、美女和鼓乐队全部埋压在崩岩之下，形成了好几个小山堆。蜀王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十分伤心，亲自跑到那里去悼念，给那些小山堆起了好几个名字，又叫“五妇冢”，又叫“望妇堠”，又叫“思妻台”。当地人不服气，就叫它“五丁冢”。不过，这倒证明了蜀王确实是个痴情汉子。
这些举动给惠文王灭蜀创造了优越条件。原先秦蜀两国隔着起伏险峻的秦岭山系，那是一道开辟不出战场的天然屏障，而且打起仗来补给线也很困难，因此大家和平共处，只有一些礼尚往来的小路，沟通秦蜀。可是蜀王开辟了一条好走的石牛道，便解决了大部队运输问题。惠文王又不断地给蜀王赠送金银财宝、美色声乐，使蜀王麻痹大意，根本没有想到秦国会派兵征伐，因此司马错的大军深入蜀境时，蜀王才仓皇领兵到葭萌抵抗，想不到干戈一接触，就连打败仗，死在武阳（今彭山）。
值得注意的是，开明氏王朝一直以“忠”“仁”教导蜀民，而且以身作则，因为王朝的建立基于杜宇氏望帝的禅让，历代君主都不忘这种恩情，强调二王并治，所以“忠仁”二字深入人心。末代蜀王虽然很不争气，但对于一般庶民并没有显著的压迫，老百姓仍然拥护这个王朝，因此惠文王审时度势，占领蜀国后并未立即建立蜀郡，而是继续打着开明的旗号，收买人心，仅仅声称末代蜀王道德败坏，兄弟不和，秦军吊民伐罪，把他处死，另立一个好人担任君主，但不能称“王”了，只能称“侯”。当时立的蜀侯，《史记》说是“公子通”，这件事《华阳国志》犯了糊涂，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似乎这个“通”或者“通国”是惠文王的儿子。
不少史学家觉得不大对头，四川大学蒙文通教授认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宗室子弟只能凭军功获得爵位，不能再凭血缘纽带受封为侯，如果要派人监督坐镇，也不能派宗室子弟，因此这个“公子”应该是末代蜀王的子弟才讲得通。《史记》只说当时“贬蜀王更号为侯”，并未说断绝了开明氏的宗嗣，而且《史记》年表上称他为公子“繇通”，一个人的名字有通、通国、繇通好几种写法，也证明是蜀语的转译。这个意见非常正确，在那种大环境下，派秦公子担任蜀侯，起不到怀柔的作用，相反会引起反抗，可是立蜀公子为蜀侯，名正言顺，正好安抚民心。
文献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蜀侯，还任命了蜀相作为蜀侯的辅佐，此人名叫陈壮，《史记·张仪传》写作“陈庄”，《集解》引徐广之说又作“陈状”，《史记》说他是丹犁人，也不是秦人。此人也许表现得靠拢秦政权，张仪认为他比较可靠，才安插他担任这个卧底角色。同时，蜀侯的驻地可能不在成都，否则任命张若为“蜀国守”，办事会有些碍手碍脚。
事情出乎意料，“灭蜀”仅仅5年，叛乱就发生了。不过，这件事在古文献中写得扑朔迷离。
《史记·秦本纪》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史记·六国年表》说：“蜀相杀蜀侯。”
《华阳国志·蜀志》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
蜀相陈壮造反，杀了蜀侯，那是一口同音的事实。但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君主？不外乎三种原因：或者蜀侯通过西南民族头人暗谋复国，那秘密被陈壮发现，因而杀了蜀侯来邀功；或者想复国的是陈壮，那秘密被蜀侯发现，陈壮不得不除掉他；或者便是陈壮想抢夺蜀侯的位子。丹、犁是蜀南的两个小国，蒙教授认为就是汉代的沈黎，位于今四川汉源一带，大概陈壮原是那里的贵族，也许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丹、犁取得合法的邦国地位。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全然想错了。正在此时，秦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位，不但诛杀了陈壮，接着又派兵征伐丹、犁，还让左庶长甘茂和司马错领军入蜀，扑灭残余的叛乱火焰，接着又立另一个王子“□”为蜀侯。这个，《华阳国志》写作“恽”，《史记索隐》引为“晖”，同样应该是开明氏的后代。
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已经在位6年了，忽然得到蜀侯可能叛变的消息，连忙再派老将司马错带兵入蜀，将处死。其实那是一桩冤案，当时蜀侯并没有造反的想法，只是受到人家的诬陷。《华阳国志》的说法是[21]：蜀侯恽是昭襄王的公子，在祭山川时把祭品里的美食奉献给昭襄王，古代确实有这种特殊的礼俗。那时恽的生母去世了，他的后母要加害于他，偷偷地在食品里加毒，进献昭襄王。昭襄王倒想尝尝这口四川美味，后母说：“从二千里路来的东西，害怕变质，应当试一试。”就给近臣来尝试，结果近臣立即毙命。昭襄王大怒，派遣司马错赐公子恽宝剑，让他自杀。《华阳国志》编的这个故事漏洞百出，那时昭襄王才十多岁，哪能有封为蜀侯的儿子，而且儿子还有生母、继母？当时不可能有保鲜技术，即使不加毒，千里迢迢送来的食物，也会百分之百地腐败，不用试也能毒人害人，公子恽怎会做这样的蠢事？
当司马错大军来到蜀地时，受到诬陷的蜀侯夫妇便双双自杀了。司马错也不手软，干脆将错就错，大开杀戒，把蜀侯手下的郎中令名叫“婴”的一大批官员，一共27人，全部诛杀干净。不过，当地蜀民非常同情这位蒙冤的蜀侯，悄悄地在郊外给他修了一座大墓。直到3年以后，那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昭襄王不得不下令为他平反，并且专派使臣把他的墓隆重迁进外郭里面，表示优待。可是那年天气特别反常，先是干旱了3个月，过后又接连下了7个月的雨，到处都积起了涝水。蜀侯的灵车勉强走到成都北门外，忽然陷进深深的泥地里去，抬也抬不出来。于是蜀民们就在北门外给他修建祠堂，随时祭拜，还把北门称作“咸阳门”，显示那里的特殊性。据说那祠堂蛮灵验，凡是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到这里烧香祈祷之后，灾害总能减除。这件事从侧面表明了民众对开明王族的深厚感情。
蜀侯死后，昭襄王又让的儿子绾继任蜀侯，同时警惕地注视着这位新蜀侯的一举一动，总算平安地又度过了15年。公元285年，大概昭襄王嗅到蜀侯绾的谋反气息，便先发制人，干脆把绾杀掉了事。或许那时开明子孙清除得再也找不到充当傀儡的人选了，从此再也不立什么蜀侯，就让张若单独担任蜀郡守。这时距离灭蜀初役，已经整整30年，秦国的蜀郡体制才正式建立起来！可怜年少从军、入蜀建功的张若，在“蜀国守”那不伦不类的名义下等白了头，这时才从小媳妇熬成婆。
到此为止，李冰登上政治舞台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