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八大家名篇著译-王安石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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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1)

【题解】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作于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长达万言,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根本要求和具体措施。开始,嫌其文太长,不入选,愈到后来才发现,它太重要了,又是代表作,不能不选。这是因为,万言书是王安石变法的纲领性文件。纲举才能目张。没有它,只有目,不见纲,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这当然是不行的了。短文章,一事一议,三言两语,切中要害,短小精干,固然好。但洋洋洒洒的宏篇巨制万言书,如百川汇海,波涛壮阔,一泻千里,气势恢宏。这样的文章,既见其思想的成熟,学识的渊博,阅历的深广,文才的高精,读一篇而有几得。因此不可不选,不可不读。经过反复斟酌,万言书终于又选上了。

【原文】

臣愚不肖[1],蒙恩备使一路[2]。今又蒙恩召还阙廷[3],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4]。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5]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6]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7]!

臣窃[8]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9]之才;夙兴夜寐[10],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11]之蔽[12];而仁民爱物之意,孚[13]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14]者,属之以事,而不贰[15]于谗邪倾巧[16]之臣。此虽二帝三王[17]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18]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吏狄[19],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20]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县,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21]。”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22],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23]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24],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25]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26],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27],不至乎倾骇[28]天下之耳目,嚣[29]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30]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31]之意,诚加之意[32]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33]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34],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35]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36]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37]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38]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39],而吏辄缘之为奸[40]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41]此者,九洲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42],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43]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44],变更天下之弊法[45]以趋[46]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责祸败[47]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48]”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49],《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50]”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51]”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52],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53]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54]”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55],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廷[56],而复有文、武之境士。故诗人美之[57]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58]”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59]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60],博置[61]教导之官而严其诜。朝廷礼乐、刑政之事[62],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63]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64]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65]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66],自庶人之在官者[67],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68]。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69],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70]、燕享[71]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72],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73]。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74],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75]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76]矣,不帅教[77],而待之以屏弃[78]远方,终身不齿[79]之法。约之以礼也,不循礼,则待之以流[80]、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81]。”《酒诰》曰:“阙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82]”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83]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之所以服从无抵冒[84]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85]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86]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87],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88],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之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百官亿丑之贱[89],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90]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91]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92],知工者以为共工[93],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94]。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95],下服驯而安其教[96],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97],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98]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99],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100]于一时,而顾缪辱[101]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102]、谗谄[103]、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104]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105]”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106]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107],皆终身一官而不徙[108]。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