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和高贤爱得如胶似漆，两人商量计划春节不回去了，在学校附近租房住。而我对妈妈打电话就谎称说，因为年假只有十多天，我害怕回去耽误时间，准备在这里租房复习功课。妈也很支持我的打算，回去还要花费车钱什么的，不如在省城还能好好做些事情。不久后她就给我寄来了过年的3000元钱。
春节过罢很快开学了，这天是个星期日，高贤和我一起去逛街，来到了市中心的飞天商厦，在四楼的服装城里，高贤看中了一件做工精细、时尚新颖的冬装，一看价格，妈呀，竟然要1800元，因为囊中羞涩，我看着这件时髦的衣服只能褒贬它颜色不尽如人意。谁知，高贤当时勃然变色，说：“杨小强，这点小事你也不能满足我，还想与我谈吗？”眼看话已至此，我只得咬着牙拿出手中仅有的钱为她买下了这件衣服。
之后，因为财政吃紧，我不得不向同学们借账，直到债台高筑，我只好再向妈妈求援。妈妈二话没说，很快给我又汇来1000元钱。可这点钱对于我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只好趁晚上背着高贤出门想找一份事情做。可是我能干什么呢？去了几家餐馆打工，人家一看我穿着笔挺的西装，文质彬彬的样子，都一口回绝了。可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财满足高贤，她很可能与我说拜拜。不得已我只好再次向妈妈求援。
妈妈接到了我的电话，说：“小强，你给我一个银行卡号，我给你打过去。”
果然，第二天钱就到账了。
时隔不久，我偶然之间给在老家的舅舅打电话，顺便提到了妈妈，让他有时间多过去看看。舅舅在那边不解地问道：“你妈不是去你那里了吗？”我反问什么时候啊？他说过完年就去了，说是过去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听说你在省城还为她找了一份保姆的活儿。我忙打着哈哈，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耐下心来仔细一想，怪不得最近妈妈寄钱不用汇款单，而是用打卡的方法，原来妈妈到省城来了。可是为了弄清妈妈到底在哪里，我只得再次给舅舅打电话，而舅舅也说不清妈妈确切的位置。
这件事情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一天中午，我与女朋友高贤一起去逛街，却意外看到有个头勒围巾，戴着口罩在垃圾箱里寻找垃圾的妇女很像妈妈，这时她好像也看到了我们，就慌慌张张地走了。当时因为有高贤在场，我不便追上去，就匆匆离开了那里。
随后几天，我一有空闲，就一个人偷偷去一些偏僻的街道寻找妈妈，可始终没有看到她的影子。有一天，我向一个捡垃圾的妇女打听，她说她知道妈妈的情况，原来她就住在市西南角的清水湾垃圾场。
我终于见到了妈妈。我问她来省城为什么不见我呢？问了几遍她一直不说话。问得次数多了，她有点伤感地说：“开始，我在老家是多么自豪啊，我的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啊！为了让你不比别人低一等，我在老家吃苦饲养猪羊、操持田地供你上学。到了农闲我一个人来省城，为餐馆端过盘子、扫过地，到医院卖过血，后经人说合做保姆。可是做保姆工资太低，我经一位老乡介绍，又开始捡垃圾。可是自从那天亲眼见到你和你的女朋友花钱如流水，让我感到很失望……”
听到妈妈这样说话，也让我心中感到十分内疚，妈妈是如此为我考虑，而我却这样肆意花钱，完全违背了她的意愿，我动情地说道：“妈，我错了--”
“不。”妈妈斩钉截铁地说，“实际是我的错，自你爸爸去世，是我太娇惯你了，让你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好在今后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只要改正好好做人还来得及。”
望着妈妈那过早衰老的脸，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六。
骨气
1966年的夏秋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中国。生性直率、脾气倔强的父亲也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其罪名就是“偷盗犯、漏网地主、现行反革命分子”。然后，造反派将他拉入大队小学，绑在一张椅子上三天三夜不让睡觉，让他交代偷窃小队红薯粉坨的反革命罪行。我父亲没有干过那样的事情，当然不会承认。在大队长杨春柱的带领下就不断实施折磨的方法，不停地扇耳巴、皮带抽、砖头砸，父亲一次次地休克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就像一个革命党人宁死不屈地忍受着“敌人”的暴打和羞辱……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坐得端行得正的人，1953年他参加三线建设只身到了武汉做了湖北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人，之后将我和妈妈及弟妹四人也接到了武汉。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国正处于百废待举的现状，为了响应党和国家“支援农村建设”的号召，父亲第一个报名，不顾我再有半学期就要初中毕业，毅然带领全家人回到河南农村老家。
由于父亲在大城市生活惯了，对农村好多事情不太适应，比如与人见面不爱打招呼，吸烟独自吸，本来返乡后应该到大队长家送送礼、拜拜门，可他不会这样做，见了面仍然我行我素，不会阿谀奉承。为此得罪了大队长杨春柱，他就利用“文革”这个便于整人的机会要“修理修理”父亲。在批斗父亲的前几天，粉坊里磨红薯粉面的杨春财在一个清晨找到本队队长，说红薯粉坨丢失了十多个，每一家都搜过之后皆一无所获，最后不了了之。这杨春财是杨春柱的弟弟。时隔不久，杨春柱就借机密谋整一下我这个不爱巴结人的父亲。
那是个正午，日头很热，妈妈正在做饭，爸爸从地里回来，刚刚拉了一领席子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不多时，一群如狼似虎的“造反派”在杨春柱的带领下，突然冲过来将父亲暴打一顿，然后捆起来拉到了大队去。出村时，父亲一遍遍地嘶喊着：“你们这是法西斯！无法无天，为什么不讲道理？”只见杨春柱上来就是一耳光，说：“对你这种人还讲什么道理？”
半天后，得到大队的通知，让我们去给在大队小学挨批的父亲送饭。我刚刚18岁的年纪，和弟弟一起战战兢兢地提着稀疏的面条汤去了大队小学。只见父亲被捆绑在小学院里的一棵大椿树上，揪斗的人大多吃饭去了，只有一个看管的人，看到我们来后便粗暴地将父亲松了绑。只见父亲身穿的一件白色粗布衣服脏兮兮的，脸上和头上遍布着一道道血痕，我轻轻地为父亲擦拭着脸上的血迹，将所提的饭盒放在地上。父亲把脸别过去，让我把饭拿回去，生性刚强的他说要绝食。我站在旁边一遍遍劝说着：“爸，你一定要吃下去，你有了力气才能坚持下去啊。”最后父亲总算吃下去了一半，再也不愿吃了，他说他渴。正好同村的一位叫君哥的走过来，他马上从一位教师的屋中舀了一瓢清水，手举着让父亲咕咚咕咚喝下去。显然，父亲太渴了。
时间不长，吃饭的人都回来了。尤其那个大队长十分野蛮地赶我们走，我无言地拉了拉父亲的手，和弟弟一起匆匆离去，我怕我流出的泪水被父亲看到了会令他更加伤心。
之后，大队“造反派”的人再也不让我们给父亲送饭，甚至根本不让我们去见面。偶尔听说那位好心的君哥会给他送一点儿水喝。
五天后一个晚上，父亲被人用门板抬回来了，衣服破烂满身伤痕--后来据君哥说，他一直绝食，杨春柱强行让他承认偷红薯粉坨的罪行，父亲却破口大骂他伤天害理不是人，而且还质问他：“你说我是工贼、漏网地主、偷盗犯、现行反革命，而你呢？随着母亲当‘拖油瓶’改嫁到了地主家，等到土改前几天，你偷偷回到村里，分了房子分了地，你才是彻头彻尾的漏网地主呢！”父亲的谩骂，点到了大队长的疼处，他就挖空心思整父亲。到了后来，任凭他怎样毒打，父亲一字不说缄口不语……此时，我们全家围在父亲的跟前，妈妈用热水为他轻轻擦拭着脸上那已经结痂的伤痕。我跪在父亲的面前默默垂泪，父亲看到后咧了咧嘴嘶哑着声音说：“起来，强，别哭，给我擦掉，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我慌忙站起身，将那不争气的泪水轻轻擦去。直到好久，父亲才长叹一声说道：“那粉坨我真的没偷，真的，天地良心。一个人可以缺钱、缺粮，但不能缺少骨气。”说完，他就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在这个晚上的黎明时分，父亲带着满腹冤屈含恨离世。
而在杨春柱面前，在大队那些“造反派”面前，我那一生正直豪爽的父亲却是畏罪而死。
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件事直到若干年后方才澄清，那磨坊的十几坨粉面就是杨春财监守自盗，可他却与自己的哥哥密谋想嫁祸到我父亲的头上。
此后，我发奋努力自学成才，从一位农民成了报社的记者，成了一位作家，却始终牢记父亲在临终时教导我的话：“一个人可以缺钱、缺粮，但不能缺少骨气。”之后，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铭记父亲这句话，做个有骨气的堂堂正正的人。七。
四八二十三
这天，杜老五的饲料销售门市部来了一位主顾，是个50多岁年纪的高个壮汉。他就上前打招呼说：“老哥，过来了？想要点饲料吧？”那人说经亲戚介绍，说他这里饲料正宗，价钱公道，就前来看看。杜老五与来人谈过价钱，帮着他将几袋饲料抬到了他的手扶拖拉机上。那人在临走的时候，一直望着他，说是很面熟。经这位高个壮汉的反复提醒，杜老五感到也像是在哪里见过他，只是，他拍着头，想破了脑袋也没有想起来。
送走那高个壮汉，杜老五的脑子里一直在盘亘着这事，突然，他的脑子终于豁然开朗，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他还在自己的老家杜家庄上，有一天，庄上来了一个挑担儿卖鸭娃儿的，庄上人都围到了跟前砍价钱，问他一只卖多少钱？他说一只一块五。之后，大伙儿从一只一元砍到了一只八毛，杜老五就挑选了四只，让他算算账，看该付多少钱。这高个壮汉就掰着手指嘀咕，说：“这一只八毛，四只就是四八两块三。”而且，他连续算了几遍，四只就只收两块三毛钱。
谁都知道，这四只应该是四八三块二，这人兴许是傻呀，难道不会算账？杜老五得了便宜，向大伙儿使了一个眼色，不少人都上前挑选，不过大家一次只买四只，买罢了再来。杜老五也不含糊，连续跑了四趟，总共买了16只小鸭娃儿。
这高个壮汉不一会儿将一挑子鸭娃儿卖完了，他担着空挑子，哼着豫剧梆子腔高高兴兴地走了。
等他走后，大家伙儿高兴地聚到了一起。杜老五交代说，如果他回去发现错了账，再来找后账，大家都给他来个一口咬死不承认。
第二天，果然那人又来了，而且又挑着一担鸭娃儿。他放在了原来的老地方，在那里大声小叫地吆喝：“卖扁嘴儿啊！”。
他喊了半天也没有人上跟前凑，怕他使的是“托托计”，等人来后让人退款。
一直等到他喊了好长时间，才有人试探地问他卖的啥价钱。
他说还是昨天的价钱。
一看他没有要找后账的意思，杜老五就走过来试探地问道：“那要四只给多少钱？”
谁知，那高个壮汉白了他一眼，说：“嘿，你是想考我的学问不是？不还是四八两块三啊！”他这样一说，杜老五方才松了一口气，这真是小鸟放屁自己惊啊！他连忙呼喊近门邻居都来挑选小鸭娃儿。不多一时，这高个壮汉的一挑子鸭娃儿又全部卖光了……
此后，这个人再没有来杜家庄。
过后杜老五心想，是不是这人生意亏赔了，不再做这生意？所以他的心里一直感到亏欠了人家，准备遇上个机会给他说说，弥补一下人家的损失……
过不多久，那高个壮汉开着一辆电动三轮又来了，轮到给他货时，还少他60块钱，杜老五说让他等等，把钱换开再给他。哪想到他大咧咧地手一摆说，经常来的地方，你记着账下次补上。当时因为人多，杜老五只顾算账、发货，也顾不上说那么多。
不料想，以后那高个壮汉再没有来过。本来想准备弥补人家的亏欠，如今还倒欠人家一份人情，这让杜老五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后来，遇上一位知情人，杜老五方才知道，那壮汉叫王大才，是距柳溪镇东二十里的新集镇人，以前为老板贩鸭娃儿倒是赚了钱，后来有了钱后，就自己投资开了一个养猪场。杜老五交代那人，让他给王大才捎信，让王大才有空过来，他会把欠他的人情还给他的。
转眼半年过去，这天，杜老五的店里人不多，他就交代儿子照看好生意，他去街上的五金部买点东西。不想，当杜老五走到街心一家茂源饲料销售部时，突然，他看到王大才在那里进饲料，这事真的奇了怪了：我欠着他的钱，他不来要，倒去人家的店里购货，这到底是为什么？他本想马上过去问个水落石出，可是一想，如果这会儿他去找王大才说事，同行是冤家，人家店家肯定认为自己去搅人家的生意。他只好在不远处等待。
一直等到王大才装完了货，开着电动三轮走到街心，站在那里的杜老五手一招，拦下了王大才。那王大才看到杜老五之后，脸上很不自然。他给杜老五打了一下招呼，将电动三轮开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停下来，不好意思地掏出一盒烟让着杜老五。
杜老五手一摆说不吸，然后，大咧咧地说：“老弟，我一直在找你呢，让朋友几次给你捎信，让你过来，把这钱的事说清，你这是咋回事儿？”
王大才叹道：“说起那钱，我感到对不起你和你们村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