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军事奇迹，同时，在这个少数满洲人统治着大多数汉人的特殊朝代，也发生了许多奇异的事，出现了许多奇异的人，这些人和事在今天看来有的很有趣，有的很可笑，有的很无奈，还有的则成了永远不可能解开的谜团。其实，任何奇人奇事都有其出现、发生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揭开奇的表象，探究其背后的秘密，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一身谜团的顺治皇帝
皇帝出家当和尚，这是一个轰动了几百年的旧闻，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在本书的有关帝王的章节里没有提到顺治皇帝，因为他和宣统一样年幼即位，且一直生活在多尔衮的阴影下，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他之所以也能成为清朝皇帝中明星级的人物，应该说全赖这一段历史谜团之赐。
关于顺治出家，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24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他苦恋着的又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在这些书里记载着，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琇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24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1000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保护在皇史宬（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即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黄色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548厘米，宽93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8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因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自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自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
在十六年（1659年）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年），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17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彰。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由此，关于顺治帝在24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琇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的夏天，年已18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190厘米，宽93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不过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才去世，享年77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5天，穿了12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27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4000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
综上所述，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爱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举行过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但不久即决定蓄发留俗。时隔两月余，在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顺治帝因罹患天花，病逝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终年24岁。其火化后的骨灰，被安葬在位于河北遵化县的清孝陵。这当是可信的事实。
关于乾隆身世的真假传闻
清王朝几乎无帝不成谜，乾隆的身世是又一个谜团。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就看出，乾隆是汉人的说法有太多的破绽，那不过是一心复辟的明朝遗民们美好的愿望罢了。
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一家常有往来。这年，恰好雍亲王和陈阁老的两家夫人分别生了孩子，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某日，雍亲王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当送出来时，陈家老少个个目瞪口呆起来，自家的胖小子竟变成了小丫头。陈阁老掂量出此事性命攸关，劝全家忍气吞声算了。那换入王府的胖小子，就是后来的乾隆大帝。
这个故事一出笼，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的说法便越传越广，越讲越真。民间流传说，乾隆当上皇帝后六下江南，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而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在陈阁老的私家园邸停驾暂住，这是明显的“假公济私”，为的是看望自己的亲爹亲妈。对所谓的雍正换出去的那个女儿，在江浙一带的传闻中也有“交待”。据传，这位皇家的金枝玉叶，被陈家抱回江南后，好好抚养，长大后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这蒋家是常熟的大姓，雍正女儿所住的那栋楼，后人就叫作“公主楼”。这故事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对男女主人公各有交待，让人听了既感神奇，又不由得不信。
传说中，还夹杂着实物。有人说海宁陈家有乾隆亲笔题写的两块堂匾，一块是“爱日堂”，一块是“春晖堂”。“爱日”也好，“春晖”也罢，用的都是唐朝孟郊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典故。乾隆若不是陈家之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恩吗？
若照此说来，乾隆便是朝臣陈世倌的儿子，他竟完全成了一个汉人皇帝了！果真如此，则清朝自乾隆以后的皇室，就成了汉满混血血统了。
说乾隆是一个被偷换的汉家男婴，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清代外史》，书中一个醒目标题便是《弘历非满洲种》。弘历是乾隆的名字。这本书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应该说，这本书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为反清排满大造舆论的晚清时期，极力诋毁清朝皇帝，大力渲染清宫秘闻是常事，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带有浓厚的政治气味。但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发泄决不等于就是事实。
就在反清排满者制造清官秘闻硬说乾隆是以凤换龙的汉家男孩时，又有小说家出来凑热闹。首先登场的是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大家之一的许啸天。1925年在上海出版的许啸天名著《清宫十三朝演义》，从爱新觉罗始祖布库里雍顺，一直写到宣统大婚。关于乾隆家世，书中说：乾隆原是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妻子用掉包计换了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嘴里得知隐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但这时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得到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许啸天编写的虽是百年前的乾隆故事，却融入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韵味，再加上文笔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生动，因而十分投合市井小民的胃口。随着《清宫十三朝演义》的风靡一时，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广为人知。这便是俗文化的厉害！
近些年来，有关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然接连不断地闯入文艺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金庸就出生在浙江海宁，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紧紧围绕着乾隆的身世之谜展开的。在金庸的笔下，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又说他左腿有一块朱痣。待于万亭走后，乾隆便把幼时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当年，陈世倌的小孩被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金庸在书中还写到了陈世倌的三公子即所谓的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会主后，期望激发哥哥乾隆的汉族意识，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着陈家洛的回部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自己恋人一臂之力，不幸事败自刎，葬于“香冢”。金庸的小说精彩纷呈，使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说法传得更广了。
传说这么多，传闻这么广，乾隆究竟是不是海宁盐商陈阁老的儿子？
首先让我们看看，把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故事写得出神入画的金庸先生是怎么说的。金庸曾老老实实地告诉痴心的读者们：《书剑恩仇录》中所谓的乾隆的弟弟“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他并且声明：“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金庸还俏皮地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金庸说的是实话，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认为，乾隆是“以女易男”的说法根本靠不住，所谓的“公主楼”根本就不存在。至于人们所说的海宁陈家的房舍中有“爱日堂”、“春晖堂”两块皇帝御书的匾额一事，孟森首先肯定确有其事，但考证的结果是，两块匾额都是康熙御书赏赐的，分别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和五十二年（1713年）根据陈家在朝中做官的侍读学士陈元龙、陈邦彦的奏请，题写后赏赐其父母的，而不是乾隆写的。
还在20世纪初期，一些满族人对街谈巷议中关于乾隆是汉人的说法就十分反感。当时有个叫富察敦崇的旗人，专门写了一本《皇室见闻录》，他在书中质问：“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书中谈到，皇孙诞生，按例王府要立即差派太监，先到内奏事处口头上报，再由宗人府专门写折子奏报皇上，以备命名，岂能拖了几天甚至几个月还没有申报的？若是雍亲王府已按时申报生的是女孩，又怎能过了几天又改为是男孩？由此一点，即可证明传说的谬误。
再看看清宫档案的有关记载。所谓的陈阁老，也就是陈世倌，在乾隆六年（1741年）升任内阁大学士不久，就因为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乾隆斥责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如此一点情面不留，别说是生父，就是普通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这样的奚落。
更重要的是，根据清朝皇室的家谱《玉牒》记载，乾隆降生时，雍正的长子、次子虽然已幼年早死，但第三个儿子已经8岁，另一个王妃过了3个月又添了一个儿子。而且，这时的雍正才34岁，正当壮年，他怎会在已经有一个8岁的儿子，另一个王妃又即将临产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再退一步讲，那时的雍正连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登上未来的皇位，又怎么知道陈家的儿子就是个有大福的人？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家私园，据档案记载，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当年，康熙也曾六次南巡，但只是到杭州。到乾隆时，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患告急，而海宁大堤一旦冲破，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一带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势必被淹，到那时将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和漕粮的征收。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宁，检查海塘工程，终于建起海潮屏障鱼鳞石塘，其中有的地段至今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而在当年乾隆巡视时，在偏僻的小县海宁，实在找不出比陈家私园更体面的接驾的地方。乾隆在陈氏家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传说中“升堂垂询家世”的事了。
乾隆的身世说完了。透过大内档案，我们看到，所谓乾隆是山庄丑女所生，或者本是陈阁老儿子的民间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野史，这些说法都很传奇，很有吸引力；作为戏说，也可以写进小说拍成电视剧。但可惜的是，都没有史实根据，都不能当成历史事实来相信。关于乾隆究竟生在哪里的问题，是在北京的雍和宫，还是承德的避暑山庄？档案文献向我们披露，乾隆自己一直强调是生在雍和宫，嘉庆和道光虽然一开始曾持避暑山庄说，但后来又都坚定地改为雍和宫说。而持避暑山庄说的人也没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这样，是否可以说，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这三朝的档案最终证实：乾隆皇帝生在北京的雍和宫。
雍正皇帝的秘密立储创举
一个创举被后代子弟百年遵循，本身就说明这个创举确实高明，能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点上雍正皇帝实在了不起，他创立的军机处和密折制度理顺了外朝的管理，秘密立储制度则给经常被皇位搅得鸡飞狗跳的皇宫带来了安宁。
从皇位传承的模式上看，在康熙皇帝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是通过八王共制的推选制度继承汗位的。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基本上也是采用推选制即位的。康熙皇帝幼龄即位，则是孝庄皇太后决策并取得顺治皇帝福临的同意。在他们即位的前前后后，都存在着激烈而复杂的权力斗争，虽然最终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但由皇权传承而引起的强烈政治震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清朝统治的稳固和行政效率。
康熙皇帝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帝王，他很早即发现了缺乏规则的皇位传承，不利于皇帝的集权和封建政权的巩固。此时，又恰逢平定三藩之乱的艰难时刻，康熙皇帝几欲亲征的决心和计划，为其推出嫡长子继承制提供了契机。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六月宣布以年仅2岁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允礽在嫡子中虽排行第二，但因他的同胞哥哥夭折，遂位序第一。是年十二月十三日举行了清朝第一次立储大典，翌日，颁诏天下：“授允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
但令康熙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太子，日益显现出褊狭、暴戾、焦躁的性格特征。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客观上他成为其他成年皇子觊觎皇位的首要攻击目标，而其门人和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安于长期处于储君的地位了。因此围绕皇太子形成了太子党和与之对立的由部分皇子组成的反太子党。
太子党肆恶虐众，贪赎纳贿，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反太子党寻机攻讦，最终导致了康熙皇帝两立两废皇太子的失败结果，从此他再未明立皇储。但康熙皇帝已经不能遏制皇子们谋取皇位的野心了。乃至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在他继承皇位的同时，也背负了阴谋篡位的恶名，留下了千古之谜。使得雍正的地位长期不得稳固。
雍正皇帝即位后，从自己争夺皇位的亲身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在《雍正起居注》中记载了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的谕旨。是日在乾清宫西暖阁面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我圣祖皇帝……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圣祖之精神力量，默运于事先，贯注于事后，神圣睿哲高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则岂能及此也……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藏数十年亦未可定，尔诸王大臣等当各竭忠悃辅弼朕躬……（诸臣表示无异议后）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
向王大臣、九卿表明不再公开立皇太子，而将立皇太子的秘密谕旨由王大臣见证藏在匣内，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待皇帝驾崩时御前大臣共同拆启，当众宣布传阅，即刻确定获得提名的皇子的帝位。正所谓公同手启，立定大统。
关于秘密立储，有学者认为康熙皇帝已有计划，但计划未及实施。姑且不对此说进行辨析，仅就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而言，无疑是雍正皇帝确立的。这种立储形式其实也并非清朝皇帝首创。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波斯传》载：“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康熙与雍正作为饱读经史的帝王，对古今帝王术绝对是留心的，他们都可能留意过这条记载，只不过实际情况是雍正皇帝成为了这种秘密立储制度的实践者。
秘密立储因为不过早地宣布皇位继承人，也不因循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有心帝位的皇子，从理论上说都有机会。他们心存希望，在不知父皇好恶的情况下，便会努力用帝王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求将自己的名字简于帝心。同时，还因为没有明确的竞争目标，所以也不可能发生形成庞大政治集团的结党行为。此法虽不能彻底消弭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却避免了公开确立皇储所造成的皇子之间的血腥争斗，以及储权对皇权的威胁，减弱了帝位之争的激烈程度，使得皇权得以平稳过度，也使以后的皇权斗争，变得温和、充满计谋。
掉到老农头上的顶戴
“朕就是这样汉子”，这句话本身就体现出雍正皇帝的特立独行，认准了的事敢作敢为的风格。他为了重农，鼓励勤劳肯干的老农，竟然赏给八品官的“荣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位农民伯伯穿戴八品官服在烈日下耕作，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下奇观。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初九，雍正向各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其中说道：“朕自即位以来，无刻不关心农民。但因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以来，户口日繁，而土地却只有这么多，所以，除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加倍收获外，要想家给人足是不成的。《周官》所载古有巡稼之官，以劝课农桑，这是为课农而设的；现课农虽无专官，但自督抚以下谁不兼有此任？希望督抚要督率地方官，悉心劝导，且不时咨访民间疾苦，有丝毫妨碍农事者，一定除去。另外，你们要在每乡中选出一二勤劳肯干的老农，从优奖赏，以示鼓励，如此，则农民知勤而惰者可被感化了。”同月二十日，雍正又补充上述谕旨道，朕以为四民中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又次之，今士子读书，砥行学成入仕，国家荣之以爵禄。而农民勤劳苦作，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务本淳朴之行，虽宠荣而非其所慕。而若奖赏要当有加，所以，州县官府要每年每乡选举一个勤劳俭朴、身无过失的老农，给予八品顶戴，荣其身以资鼓励！
八品官衔，在当时相当于朝廷太医院御医、翰林院的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等官；在地方也仅次于知县。雍正为鼓励勤劳苦干的老农，不惜名爵，赏给优秀老农八品顶戴，这虽不是实官，不拿朝廷俸禄，只是个荣誉头衔，但却也是古无先例的做法。
其实，授予老农顶戴的做法是雍正重农的一个重要措施，当时，虽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战争破坏的农业有所复苏甚至有繁荣的迹象。但各地尚存在大量荒田有待开垦，地方官和胥吏们借机勒索垦荒农民，致使农民不肯开荒耕种。同时，沿海和江南一些地区，也有大批田地撂荒，原因主要是农民感到种地划不来，而去“逐末”。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民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致使本地粮食不够用，必须靠外进，而外地地方官又百般刁难，不肯将本地粮食外运。再加上此期人口猛增，吃粮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所以，雍正极力倡导重农抑商，鼓励农民勤劳耕种，授老农顶戴就是一项重要措施。
雍正在二年首行“藉田礼”后，每年都坚持在春耕伊始，在藉田亲自开犁，以示重视农事。同时，他还命令地方各级官员备置藉田，借此亲耕活动，使地方官也体会一下稼穑之艰难，从而使他们更切实关心民间疾苦，解决诸如蝗祸、水灾等农民的实际问题。并以每岁丰歉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优劣的重要标准，政绩优异者升之，玩忽职守、欺上瞒下、苛索农民者降罢革斥，毫不宽贷。
为提高粮食产量，雍正一面鼓励各地农民积极垦荒，规定：荒田开垦后，水田6年起征税，旱地10年后起科；一面鼓励各地兴修水利，预防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有时，雍正还亲自谕令某地要如何治蝗等事，重农之务实难能可贵。同时，为了解地方天气变化，雍正责成苏州、杭州、江宁三织造，每月将每日天气阴晴、雨水、风向等记录汇报一次；还通过钦差或新任地方官到各地的机会，命令他们将沿途米价、庄稼长势等情况留心访查，以便及时奏报。
为备荒年无患，雍正大力提倡民间储备粮食，兴建规模不等的“社仓”。仓粮由百姓捐输，视捐多少予以奖励，多至三四百石者可赏八品顶戴。虽然此法难以通行，从中亦可见其心愿。
有人担心粮多了会造成价格下降，进而造成卖粮难等损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弊病。雍正不以为然，他表示：果真“小民”勤于耕作，收获丰盈，以致价贱而难于出卖，则官府出“官价”以平衡米价。这样，不但农民无后顾之忧，而且，他们手中也会有余赀了。
不过，雍正重农措施也有难行处，譬如社仓之建、严禁官府乱向农民摊派之类，在实践中就难彻底执行，只是比康熙时有些新的起色。他想用政治、社会地位和荣誉以鼓励农民种地多打粮，这确实鼓舞了大批农民勤劳耕作，但是，这种规定一到地方就走了样。后来，雍正得知一些地方在推举老农时由绅士把持，而绅士又往往接受一些“奸民”的贿赂。于是，荣得顶戴的往往不是真正辛勤劳动的老农，而是一些游手好闲而横行乡里的地痞无赖。这些人一旦得志，遂大逞威福，有的私摆公堂，以真正的“亲民之官”自居，动辄传百姓入见；有的甚至自夸为某县“左堂”，设捕役牢狱，威福过甚。所有这些情况，都大悖雍正原来旨意。所以，雍正特于七年下令，将那些名不符实的贿选“老农”革退，并严禁再有作弊现象。但可想而知，利之所趋，那些奸邪之徒是不会听一纸之令的。
尽管如此，雍正重农的政策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乾隆时期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亲王变成了猪与狗
亲王至贵，猪狗至贱，这二者又如何产生联系呢？当然只是喜欢“创新”的雍正皇帝的杰作。不过，自己的亲兄弟（有同母所生者）真成了猪狗，难道自己还想做人不成？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其政敌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打击的首要对象就是他的八弟胤禩，九弟胤禟。
胤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康熙皇帝诸子中排行第八。胤禩的生母卫氏出身于食辛者库（内管领下奴仆）之家，是皇家的家奴，地位低微。但他自幼聪明机灵、工于心计，不甘心因母家卑贱而屈居众皇子之后，不但千方百计地讨得父亲欢心，而且尽量交结可资利用的各阶层人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我、皇十四子胤禵都党附于他，就连大阿哥胤禔也曾为其所用。对于其他王公大臣、各级官吏，甚至江湖术士，只要有利用价值，都是他收买的对象。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在社会上博得好名声，以为将来进身获取更多的资本和舆论支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失败了，康熙痛骂他“心高阴险，听信相面人之言，大背臣道，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此人之险倍于二阿哥也”。
胤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是康熙皇帝的第九子，母亲宜妃郭洛罗氏是盛京内务府掌关防佐领三官保之女，颇得康熙的宠爱。但胤禟本人的才质一般，终康熙朝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重用。胤禟只有支持皇八子胤禩和皇十四子胤禵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胤禩拉胤禟入伙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他的财力。胤禟在诸皇子中以家资丰厚著称。
雍正即位之初，对胤禩一伙各以不同的手段对待，他知道胤禩弟在朝野上下有一定的影响，便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康熙去世的次日，任命胤禩及其党羽大学士马齐为总理事务大臣，同日又破格晋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此后的两个月中，先后授与他兼管理藩院、上驷院、工部的权力；对其子弘旺赐予贝勒衔；其母舅噶达浑解除辛者库贱籍、赐世袭佐领世职；一些原属胤禩集团的官员也被提升重用。
但恩宠只是一时的，大权在握的雍正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政敌。他首先将胤禵、胤禟分别软禁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和青海西宁军中，又借故将胤我革爵拘禁，这样就断绝了胤禩与其同党兄弟的联系，将其控制在自己身边，使之孤掌难鸣。从雍正二年起，他便开始为彻底消灭胤禩集团做舆论准备以及外围的工作。首先，他指责胤禩勾结胤禟、胤禵为私党，有不臣之心。然后，将胤禩党中的骨干之一贝勒苏努革爵。雍正三年，又将胤禩同党胤禟革除贝子爵位。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满汉文武大臣传谕，宣称：“廉亲王胤禩狂悖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然后历数其在康熙时期和自己即位以来种种恶行，而自己嗣位之后如何对他宽容忍让、委以重任，胤禩如何心怀不满、怨尤诽谤，做出种种侵害皇权之举，最后宣布：“胤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命将其开除宗室籍，同党的胤禟、苏努、吴尔占也一并开除宗籍。胤禩嫡福晋乌雅氏也被革去封号，斥回母家严行看守。二月，将胤禩由宗室亲王降为民王，削去其所属住领，随即又革除王爵，囚禁于高墙之内，并将其名字改为“阿其那”，满语意为“狗”。这年的九月十四日，46岁的胤禩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雍正以军前用人为名将胤禟发到青海，命亲信年羹尧严加监视，对胤禟的一些党羽也陆续加以惩治。但胤禟并不收敛，反而开始公开和雍正皇帝对着干。皇帝命他前往青海，他又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日，迟迟不肯动身；至青海后对传旨钦差既不出迎，也不谢罪，反而口称自己已是出家离世之人，不愿听从皇帝约束。胤禟在青海期间还以秘密手段与同伙互通消息。他与亲信穆景远（西洋传教士）住处相邻，特将后墙开了一个窗户，二人常由此往来，暗中密谋。他又利用穆手中的外文书籍，想出了一种以西洋字母拼读满语的办法，教给儿子，然后便以此作为“密码”互相通信，传递消息；为了不被发现，把密信缝在骡夫的衣袜里，真是费尽了心机。
胤禟的这些作为当然瞒不过雍正的眼睛。雍正三年他将胤禟监禁在西宁。四年正月，宣布将胤禟与胤禩等人一并开除宗室籍。四月，将其押解回京，并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是“猪”的意思。六月，胤禟被解往保定监禁。
胤禟被羁押在直隶巡抚衙门之前的三间小房里，四面围以高墙。胤禟入居后前门即被封闭，设专桶供传递饮食之用，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胤禟在此监禁期间的日用饮食之物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当时正值酷暑季节，过惯了养尊处优贵族生活的胤禟很快就被折磨得病弱不支。当年八月二十七日胤禟凄惨地结束了一生，时年43岁。
50多年后，乾隆皇帝发布了一道上谕，说胤禩、胤禟获罪虽是咎由自取，但并无明显的悖逆之迹。雍正晚年曾多次对他提及此事，颇有后悔之意，并期待他将来予以改正。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乾隆正式宣布，将他的八叔胤禩、九叔胤禟恢复原名，与其子孙一并归入宗室籍中，仍在皇室族谱《玉牒》上载录其名于康熙皇帝位下。
大字不识一个也能当总督
大字不认识的人也能当总督，这样的事情也只有雍正皇帝能做得出来。不过我们也不能冤枉雍正，毕竟李卫这位不认字的总督干得有声有色，比大多数总督巡抚都更称职。由此看来，不认字的人自有不认字之外的长处，雍正的行事奇异也自有奇异背后的妙处。
雍正品评督抚优劣，往往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为标准。而李卫在当朝是个颇有争议的人，雍正虽然常常严辞训诫他，但李卫一直被雍正宠信偏袒。那么，雍正到底看中他哪一点呢？
用常规的标准看李卫做官的条件，真可谓一无足取。李卫家虽是豪门，本人却没读过什么圣贤书，甚至可以说是个文盲，走不通科举入仕的路，他就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不是正途出身的官向来是不得重用而被人轻视；论为官之道，李卫更是不苟于时。据说，他做户部郎中时，有一个亲王兼管户部，是他的顶头上司。李卫曾劝谏该亲王不要滥收费，亲王不听，李卫就耍手段捉弄了他，结果搞得这位亲王尴尬不堪。论秉性，李卫向来都是尚气恃才、矜己傲物，这与当时谦让有礼、温文尔雅的平和大臣风度格格不入。看长相，李卫虽是一魁梧丈夫，但却是满面麻子，这在很讲究为官相貌的古代社会，的确天资不利。
但雍正一登基，就派遣他去云南任驿盐道。想来，雍正是想试探李卫的才能而让他去盐法很乱的边陲云南，并不是有意贬他。李卫果然不负所望，到云南不久，盐务整顿一新。雍正二年，雍正提升他为云南布政使，仍兼管盐务。次年，擢李卫为浙江巡抚，不久又命他兼管两浙盐政。雍正五年，又将李卫提升为浙江总督并兼摄巡抚事。雍正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再加太子少傅衔。雍正十年将李卫调回朝廷，暂署理刑部尚书，随后授直隶总督，直至雍正去世。从李卫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8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四品道员，成为官居一品的封疆大吏。
有人猜测，李卫可能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人，早就受知于雍正，所以，他很快飞黄腾达了。但这种说法缺乏有力的史料证据。也有人认为是雍正的用人原则与李卫的个人素质和才能相符，才是雍正重用李卫的真正原因。
雍正用人向来不讲究资历、出身，只要某官吏有才干、不贪污，对皇帝、国家忠心无二，雍正对其一些缺点是采取宽容态度的。如果某人确有才干，雍正会不畏人言予以重用。
首先李卫对皇帝的提拔之恩感戴不已，对雍正忠心不二。这一点，雍正一开始就心里有数。他曾向李卫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高其倬表示：“此人（指李卫）但取其心地。”这句话是雍正二年时在高其倬的奏折上批示的。以后，雍正屡次表示，李卫“一片公忠”，“颇有为国报效之诚”等等。可见，雍正对李卫的信任是奠定在“忠”基础上的。
其次李卫不贪贿，操守良好。其实，雍正对李卫能否当官很不放心。他曾警告李卫不要阳清阴贪，同时，又暗中调查李卫的操守到底如何，得知他一直不改操守后，才放心。
第三，李卫有治理地方的才干。雍正刚即位时，地方政治腐败，吏治废弛、社会治安混乱，老百姓对此非常怨恨。针对这种情况，雍正才决意用李卫这样的敢为人先、勇于任事的人去做地方官。正是由于李卫敢于碰硬、不畏人言，甚至不把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毫无顾及地将一些贪官劣员庸才几乎清洗一空，地方吏治得到整顿，这无疑符合雍正整顿吏治的心愿。例如：有一次，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犯法，身为直隶总督的李卫“毅然直陈”，密参鄂尔泰，得到雍正的嘉许。鄂尔泰的眷宠和地位远在李卫之上，鄂尔泰当时是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氏一家可谓当朝数一数二的显贵势家，李卫敢于如此碰硬，其胆识可见一斑。李卫对下属和百姓非常好，所以，他在地方上很有威信。同时，李卫任职过的云南、浙江、直隶，都是社会治安难于调理的地方，真正危害社会的盗贼一直屡禁不止。李卫善于缉盗，被雍正称为督抚中最能“查究匪类”的人，所以，他所到之处社会秩序都有相当的改观。这才是雍正之所以重用李卫的根本原因。
当然，雍正在称赞李卫“勇于任事”、“一片公忠”、“实心任劳”、“秉公持正”、“敢勇廉洁”的同时，也责怪他“狂纵不密”、“矢口肆骂”、“任性使气”、“精率无礼”、“矜己傲物”，并告诫李卫注意“涵养”。不过，雍正这些责怪词句，都是李卫的同僚们告密时说的。雍正将这些话及时写给李卫，同时，又对告密人曲加解释，并对刻意诋毁、别有用心的人加以打击，足见雍正对李卫的袒护。
印把子惹出的咄咄怪事
大印是官员的命根子，所以对大印的管理相当严格。但是怪事偏偏发生在大印这里。其实探知底细后你会发现，怪事也并不奇怪，在如此腐败不堪的环境中，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乾隆中期以前，官场虽然风气败坏，但因为历朝皇帝的严厉整饬，官吏毕竟还不敢公然朋比为奸。但乾隆后期尤其和珅专权以后，就真正是“礼崩乐坏”了。嘉庆即位后虽竭力整顿，无奈积重难返，不可挽救。其私造假印案，就是吏治败坏的最好证明。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奏称，查出司书私雕假印，勾串舞弊一案。原来，因为直隶历年库中出入的银数混乱不清，庆格向司书查询，而司书狡黠支吾，所以庆格把历年的粮册档案拿来详加查核，发现历年征收的地丁钱粮（清朝从雍正以后，把人口税摊到地亩中征收，称地丁银）、耗羡（清朝各地方在向百姓征收钱粮时，要在正额之外加征一部分附加税，作为熔铸元宝、运送时的损耗费，称为耗羡，也称火耗）以及杂税银两，都有虚收的款项。将有产人员分别质讯，共查出定州等19州县虚收的地粮，火耗、杂税等银达28万两。嘉庆皇帝看完奏章，十分震惊，认为司书敢于私自雕刻布政使和库官印信，串通舞弊，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案子，简直出乎情理之外。于是立即派协办大学士费淳等人赶往保定，让他们严行究办。九月，费淳等奏报的审讯结果，比庆格所奏更为严重：从嘉庆元年起到十一年止，该省共计24州县，一共侵盗银31万余两。嘉庆气愤之下，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等20多人处死，家产查抄，相关的督、抚、布政使，也都分别治罪。
此事刚刚平息不久，嘉庆十四年，京中又发生一起私造假印舞弊的案件，比上述的地方案件更令人震惊。当时有工部书吏王书常，私刻假印，冒领库银。每当朝廷批准岁修工程时，王书常就捏造大员姓名，重复到内务府或户部等衙门支领银两，到工头发现此事并将王告发的时候，他已领款14次之多，数目达白银数十万两，真够骇人听闻了。按清朝规定，书吏支领银两时，必须由工部尚书签字后，通知户部，再由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才可以发银，手续不可谓不严。可是，部吏们朋比为奸，往往趁尚书、侍郎这些大员谈笑饮宴的时候，把文稿摞成一摞呈上去，大员们往往看也不看，随手就签上字、甚至还有让幕友代签的。结果让这些胥吏有了可乘之机。此案发后，王书常等人伏法，户部和工部大员包括颇受嘉庆赏识的戴衢亨以及禄康、英和、常福等人，都受到降职或黜革处分。嘉庆总结此事教训，说大臣们如此因循怠玩，就是因为自从和珅被处治之后，大臣们都惟恐担上“专擅”的罪名，而纷纷以为人宽厚博大为美德，口中说是办事，实际上什么也不管，还美其名曰这是“安静”。朝中没有实心任事的人，便使那些胥吏们钻了空子，舞文玩法，无所不为，渐渐就发展为肆无忌惮，朋比为奸了。看来，嘉庆对造成这些积弊的原因十分清楚，可是，首倡宽仁安静而严惩“专擅”之人的，不正是他自己吗？这才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嘉庆一朝，出过几起历朝少见的险事怪事，兵部失印案算是又一起。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皇帝率领宗室王公、文武百官前往河北遵化的东陵（乾隆陵寝）。刚走到汤山行宫，就接到兵部奏报，说是贮于库内的行在印信遗失，印钥和钥匙牌也一并无存。嘉庆闻听又惊又气，以前历朝历代哪里听说过部堂大印丢失的事？立即命令军机处传谕步军统领衙门，令其告知京师五城多派捕役，严密访察。又谕令留京的王公大臣奉同刑部立即将兵部守库人员拘捕审讯。
嘉庆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兵部大印与其他一些印信都贮藏在同一个大箱，存于兵部的大库内。各印都是铜质，只有兵部行印和印钥是银制的，三月七日开箱取印，其他各印俱在，惟有银印和银牌失盗，窃贼为什么只将这两件东西窃去？再说，银钥匙、钥匙牌也不值钱，为何一并窃取？所以嘉庆一路上就不断督催该管大臣，一定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经连日审讯，得该管堂书鲍干的谎供，说是上年九月初三，皇帝行围之后回京的当天，就已经将这枚印信和其他印信一道贮箱入库了，直到今年三月初七那天又需用时，才发现大印遗失。嘉庆对这篇破绽百出的供词并不相信，又派人把上年随围的有关人员一并提来审讯。
四月三日嘉庆谒陵之后还京，发现审讯仍无结果，非常恼火，责斥有关官员。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一并罚俸半年，各衙门派来审理此案的官员，均罚俸一年，令绵课等人从此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拖拖拉拉，还要重罚。绵课无奈，递折上奏，请求议处，其实他是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推给他人，自己脱身。嘉庆不准，把绵课的花翎先行拔去，还让他加紧审讯，并以五月五日为限，到时再审不出来，定将他从严治罪。在如此严厉的督促之下，绵课等人日夜逼供，鲍干方才承认，其实去年收印时并没打开查看，恐怕是去年行围的路上就遗失了。
审讯结果报到嘉庆处，嘉庆反复思忖，仍觉可疑：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只有正印匣有钥匙和钥匙牌，备印匣则无。如果行围路上大印丢失，那么钥匙、钥匙牌包括印匣必须是一并失去了，去年九月初三怎么交的印？既然交了，必定是交的备用印匣，那么既无钥匙，又无钥匙牌，负责收贮印信的鲍干怎么肯接收？于是下令再审。直到四月二十四日，嘉庆才得知，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当他从承德秋围之后回京，路过巴克什营时，看守印信的书吏睡熟，印信连同印匣被窃贼乘机窃走了。这位书吏害怕，便买通鲍干，把备用匣冒混入库，鲍干又买通值班的书役，设置了行印在库被窃的假现场。这场并不复杂的案子在审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真相大白。
为了寻找偷印的窃贼，嘉庆又多次命军机处督促直隶总督等大员，在古北口、巴克什营、密云一线穿梭往来，明察暗访，却一无所获。嘉庆也知此印估计是找不回来了，只得命人重铸一个。至于原来的行印究竟被何人偷去，偷去何用，便再也无从得知了。
由于此案，管理部旗事务的年已86岁的大学士明亮，受到掖职降5级的处分，兵部尚书和左、右侍郎，也都被摘去顶戴，或降或调。
然而，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对这个不算难查的案子，绵课和几个大臣怎么会严刑审讯一个多月还审不出来，以致闹到情愿引咎辞职的地步？鲍干收取印信贮库时难道没有其他官员在场监督？所以，当时人对此就有诸多揣测。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一书中曾记，他亲耳听主事何炳彝说，当时收取印信时，正轮到何炳彝值班，是何炳彝与另一满员亲手把印匣接过来的，印信确实还在。昭梿还记得有人说，这颗印信，是某人贿赂鲍干从库中窃走的，目的是相约举事，结果事尚未发，丢印之事就出来了。因为不知道这事牵连到哪个，大臣们怕嘉庆因此而兴大狱，于是把事压下，编造了印信在行账中丢失的谎言来哄骗嘉庆，消弭事端。而嘉庆对审讯的结果是不是真信，则只有天知道了。
清朝的太监们
太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按照身份，他们只是伺候皇宫内院皇帝一家人的杂役。也正是这一帮人，在中国历史上却屡屡兴风作浪，甚至参与皇帝的废立。应该说，清朝对太监的管理是最为成功的，即使最“成功”的太监也只不过搜括点钱财，政治上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太监也叫宦官、内监、寺人，是在宫廷和少数王公、文武大臣家里服役已经阉割了的男子。他们被称为“病态社会的怪胎”。这些人的存在有很长的历史，在殷代就有了。
清朝怎么对待内监的，制度如何？
一言以蔽之：清朝对内监的管理是前紧后松。
关外时期后金没有内监。入关后顺治朝才开始引入内监：“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员额，数止千余。”鉴于历史上内监为患的教训，顺治帝用内监，但对他们警惕性很高，一开始就进行严格限制。顺治十年（1653年）谕：
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至周仅具其职，司阍闼洒扫给令而已。秦汉以来，始假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贻祸后代。小忠小信，固结主心；大憝大奸，潜持国柄。宫廷邃密，深居燕间。淆是非以溷贤奸，刺喜怒而张威福。变多中发，权乃下移。历览覆车，可为鉴戒。朕酌古准今，量为设置。级不过四品，非差遣不许擅出皇城。外官有与交结者，发觉一并论死。
上面这段话出自《清史稿·世祖本纪（十年）》。
顺治十二年，皇帝在交泰殿特立铁牌，告诫内监不许干预政事，窃权纳贿，交结官员，越分奏事，否则凌迟处死。他还规定内监不得廷赐臣宴时沿明制入班行礼。然而他有疏忽之处：听信内监吴良辅的怂恿设立13衙门：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尚方监、惜薪监、钟鼓监、兵仗监、织补染监。13衙门以宦官为主管，营私舞弊。顺治临死时曾为之后悔。康熙即位后立即撤销了13衙门，并杀吴良辅。
顺治在世时就开始减少内监数目，到康熙时下降到700.雍正时忽又增加到2400多人，最多时达3000多名。
乾隆帝为了让自己和他人警惕内监的危害，以秦、赵、高三字为内监之姓。三字组合就是“秦赵高”。此外他又对内监定了11条处分条例。
对犯罪内监的处罚，有的遣送到吉林打牲乌拉为奴，有的遣送到黑龙江给官民为奴，有的罚款4～6个月的薪金。他们每月薪金是4～8两。有个叫高云从的内监，在乾隆二十三年（1774年）泄露朱批机密，乾隆帝立即对他处以磔刑。
乾隆鼓励大臣严格管理内监。乾隆朝，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乾隆帝给他升了7级。
清朝中叶以前由于严格管理内监，没出什么大乱子。诸宗元在《清稗类钞·序》中说：“宦寺女谒（女谒，通过宫中受宠女子请托）之祸，中叶前未之有闻。”
清朝后期对内监的管理就比较松懈，特别是慈禧太后宠信他们。内监曹进喜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宫中很得意。外省督抚乃至诸王、贝勒逢年过节都要给他送礼。同治、光绪时，慈禧太后宠任内监，让安德海到南方置办龙衣。她对总领内监李莲英更是放纵，以致使他权倾一时。
尽管后期对内监的管理比较松懈，但整个来说，相对于明朝来说管理为严。内监在清朝没出大乱子。
清朝比较有名的太监有以下几个：
一是小德张。小德张是河北青河人，12岁时入宫当太监，被改名张兰德。初事慈禧太后，为回事太监兼寿膳房掌案。因为会煮菜，得到慈禧太后宠爱，升为二总管，位仅次于李莲英。李莲英告老回家便升为大总管。后来他受隆裕太后宠爱。狗仗人势，挂在他口边的一句话就是“奉懿旨”，势焰熏赫。他纳贿7000金，慎刑司不敢深究。
慈禧太后死后的一段时间是所谓的国服期。本来这个时期规定不能大兴土木，而他却运动隆裕太后兴修延熙宫，一个西式洋楼。工无竣期，款无定额，款子给他贪占了很多，慈禧太后的钱有一部分进了他的荷包。他用这些钱在天津买了豪宅。
小德张身为太监，竟求艳福。他与载澧之妻——八姑奶奶有染。出宫后他娶妻纳妾，成为奇闻。
二是寇连才。寇连才是清末内监中惟一关心国家大事，敢于冒死哭谏的忠臣。
寇连才，直隶昌平人。15岁入宫，先在慈禧太后梳头房里，后到会计房，为慈禧太后管账。再后来他又被派到奏事处，名为伺候光绪帝，实为监视他。
甲午战败后，国人无不扼腕。此时，慈禧太后欲以大阿哥替代光绪帝。她杖击支持变法的瑾、珍二妃，她自己恣意挥霍，贪图享受。对于慈禧太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寇连才忍无可忍，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跪在慈禧太后床前哭谏：“国家已经处在危难之中，但老佛爷您自己不考虑吗？您放纵游乐，会生内乱的。”慈禧太后以为他疯了，连声呵斥，寇连才走了。
寇连才看哭谏无效，就请了5天假回到家里，与父母兄弟诀别。他拿出一个记事本子交给弟弟。回宫后，把自己的积蓄分给小内监，他是准备一死了。二十八那天，他上了一个折子给慈禧太后，内有10条意见，要求太后归政光绪等等。慈禧太后见到折子，大为震怒。问他：
“这个折子是你写的，还是受人指使写的？”
“这是奴才自己写的。”
慈禧太后让他把折子背诵一遍给她听，寇连才背得差不离，没大错。慈禧太后说：“本朝老规矩：内监讲国家大事要斩首，你知道吗？”
“知道。我要怕死，就不敢上折子了。”
慈禧太后派人将寇连才关押在内务府慎刑司。两天后移交刑部，处斩。
三是安德海。安德海，直隶南皮人，与张之洞同乡。同治时他自宫进京当内监，对慈禧太后阿谀奉承，很得慈禧太后赏识。他便无视朝廷规矩，干预国政，纳贿招权。先是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慈禧太后面前搬弄是非，攻击奕短处，使之免去议政王的封爵。他又笼络朝中官吏，奔走其门，气焰日盛。当时同治帝已是10多岁，十分讨厌他。有一次，他因事斥责安德海，反而受到慈禧太后的责备，心里就更恨安德海。碍于慈禧太后，他不好发作，便常在宫中将泥人头砍断，以示对他的愤怒。他把要杀安德海的事告诉钮祜禄氏，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劝他不急，他很不愿意，等不及了。
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慈禧太后令安德海到南方置办龙衣。她曾问同治帝同意与否，同治帝表面上说同意，却立刻报告钮祜禄氏。说，安德海一定要出都门，出都门就斩。但是谁能下手呢？钮祜禄氏看同治急于处置安德海，不好扫了他的兴。况且，让安德海这种人长期在宫中，让西太后当第二个武曌，以后自己死了也无法见文宗。于是便说，能处置安德海的人只有山东巡抚丁宝桢。同治听了很高兴，急求钮祜禄氏密告丁宝桢，俟机把他干掉。丁宝桢接到上谕后想，安德海要去广东，一定经过山东，于是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德海要过山东，如见他有不法之事，将他逮捕，然后报告。
安德海率两只船到德州，船上龙凤旗飘扬，带有男女多人，还有女乐，观者如堵。安德海自称奉旨差遣，置办龙衣。安德海过德州境时，赵新密报丁宝桢。慈禧太后听后惊恐起来，因为根据祖制，太监是不允许离宫半步的。她不得不忍痛与慈安太后、奕及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议论此事。大家都说，按照老祖宗规矩，内监不得离开都门，违反者杀无赦，应当就地正法。但慈禧太后把逮捕安德海就地正法的朝旨扣留了两天，直到醇亲王催，才发。
赵新有心计，怕惹祸，说正要拿获安德海，但他已扬帆南下。丁宝桢急令东昌、济宁各府州县跟随追捕。丁宝桢令东昌府程绳武追赶。程绳武跟踪了3天不敢动手，丁宝桢又派总兵王起率兵追赶，直到泰安才追上，押解到济南。安德海有恃无恐，大声说：“我是奉皇太后之命来的，谁敢动我？哪个要是动我一下，是想死得早一点儿罢了。”官吏听后感到恐惧。这时朝旨尚未到达，丁宝桢想，朝旨是否命令杀还是个未知数。不如先把安德海杀了，即使受到严惩也不为遗憾。泰安知县何毓福长跪，请求稍等一下朝廷命令。隔了一会儿，处决安德海的朝旨终于到达，丁宝桢于是在八月初七夜晚将安德海杀了。
杀安德海后，丁宝桢声名鹊起。
四是李莲英。李莲英生于直隶河间府大城县，原名李英泰，字灵杰，年幼死了父亲，是个无赖，落拓不羁。7岁净身，两年后由内监沈兰玉介绍入宫，当了一名太监，改名李莲英。李莲英为人乖巧，那拉氏追求新发型，要梳头房为她仿作，多次易人都不中意，李莲英刻意揣摩，数日技成，得幸于慈禧太后。
咸丰十年，咸丰帝担心自己死后，朝政将被那拉氏把持，在避暑山庄与宠臣肃顺商议，欲效法西汉钩弋故事除掉她。李莲英得知消息，连夜报告那拉氏的妹妹、奕譞之妻。第二天早上，奕譞之妻以生命向咸丰帝担保那拉氏，救了那拉氏的命。后来慈禧太后先立奕譞之子为光绪帝，后来又立其孙为宣统皇帝，有报恩之意。自此，慈禧太后更宠信李莲英。
同治八年（1869年），李莲英由梳头房太监升为内廷总管太监。他可与慈禧太后并坐听戏，权倾朝野。慈禧太后赐予2品顶戴，赏给黄马褂。李莲英40岁时，慈禧太后赐以珍品蟒缎与福寿字。朝内外知道慈禧太后宠信李莲英，内自军机，外至督抚无不献礼。
李莲英贪婪。慈禧太后经常赏赐他，他不满足。他借权营私牟利，卖官鬻爵。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前他就攫取了5000多万两银子，这笔巨款被八国联军抢走，后来他又谋得2500万两。李莲英死后，摄政王载沣还对这笔款子垂涎，处心积虑地企图弄到手。
在戊戌政变中李莲英站在慈禧太后一边，但他不同意以大阿哥取代光绪帝。在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做了弥合关系工作。
慈禧病死后，树倒猢狲散，李莲英被撤销总管一职，赶出皇宫。宣统三年李莲英死去。他的财产全部充公。
考场上的作弊奇观
夹纸条、打小抄是现代考场上的小把戏，这些小把戏可是由来已久，至少在清代乡试中早就流行，而且这些只是小儿科。当时作弊的形式五花八门，不知由此考出来的举人、进士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年）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800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做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等受贿，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人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入，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经过复试，原来中式的举人有的取中，有的落第。最后姜宸英被逮捕下狱，死在牢中；李蟠谪戍。
第四个：康熙五十年（1711年），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考官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考官。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与张伯行竟互劾。康熙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第五个：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主考是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将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大臣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剥夺了柏葰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不断出现。同治朝就不严格了。《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说，同治四年（1865年）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满装书籍的藤箱拉进试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