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Candidates Should Get Free TV Time）
《华盛顿邮报》1986年10月24日
查尔斯·克劳萨默
1986年竞选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性广告招人抱怨的否定性取向达到了极致。否定式广告的数量和强度自身变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在所有政治性广告中，有50%以上是否定性的，而在商业性广告中这个比例只有5%）。因此出现了一种新行规：一则詹姆斯·布罗伊希尔（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商业性广告在抨击其对手特里·桑福德之前中止了对“洁净竞选运动”的呼吁。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在一场电视辩论中，罗伊·罗默（科罗拉多州州长）向他的对手伸出手去，建议双方暂停使用否定性广告。伸出的手和建议均遭拒绝。现场直播。
这也许是美国竞选运动最终转入室内而决不出户的一年（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的传媒助理鲍勃·施勒姆观察到：“加州的一次政治集会就是三个人围着一部电视机”）。但是，市场即选民将对否定式广告进行评判。反对电子竞选运动的意见并不多。或许也没有多少反对淘汰计算尺的意见。技术自有其用处。美国选举中真正的丑闻既不是电视广告，也不是其否定性内容，是为它花费的金钱。
在任何一个大小适中的州，竞选运动已经现代化了。如今它由两类活动组成：资金募集和媒介购买，即向富人募捐，然后购买劝服其他所有人的手段。候选人别无选择。竞选每个参议员的花销已从1980年的75万美元升至1984年的300万美元。1986年竞选中最热门的18场竞逐已经达到了那个水平，而且离结束还有两周时间。
为什么如此之巨？电视闹的。在所有竞选资金中，有50%以上流向了电视广告。在佛罗里达州，保拉·霍金斯和鲍博·格雷厄姆这两名参议员候选人仅仅花在电视上的费用就可能超过700万美元。在加州，候选人每人花了1 000万美元，大部分用于媒体。
结果呢？一批富人（施主）增长了权势，一批权势者（电视台老板）发了财。我们可以说，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相互默契的安排。其结果是，一场特别的而且是特别不必要的关于统治阶级权力的辩论。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富人们已经握有了超出他们应得份额的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疗救。如果要消灭富人，那么大量事实业已证明，这是走向普遍贫困的必然道路。另一个途径是放松他们对选举过程的控制。
怎么办？如往常一样，迄今为止采用的是侧向供方的办法。我们自称以焚烧玻利维亚的毒品原料来向毒品开战；我们自称以限制政治献金的供应来向竞选运动的腐败开战。
十、评论奖
限制捐款的竞选法规产生了即使不是存心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其中包括特殊利益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激增，让富人受益的荒谬的政治黑钱（你愿意给自己多少就可以给多少：约翰·戴森刚刚给了他自己600万美元，在纽约州的参议员初选中失败了），以及对有魅力朋友的犒劳，这些朋友能够以一场在他们的马利布海滩庄园上举行的音乐会募集大笔资金。
候选人不应该为了得到进行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演说——电视演说所需的广告费用将全部时间泡在富人和流行艺术明星的沙龙里。有一个更为简便的方法，即侧向需方的办法：取消对电视和广播政治性广告收费。消除竞选运动中最大的经济黑洞，降低对政治献金的需求。这样来降低施主们从候选人和民主政体身上索取的政治价位。
就像着陆探照灯和黄石国家公园的露营园一样，电波是一种由政府管理的全国性稀缺资源。美国政府很明智，它并不使用电波。它将电波分配给私人。电视执照所产生的利润高得令人不敢相信。在各大市场上，一座电视台大约值2.5亿美元。各种硬件设施加起来值500万～1 000万美元。这种巨大差数来自于经营执照——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礼物——的价值。至少应该要求这一礼物的赠送对象为政治演说提供免费的时段。
纳税人不应该为它掏腰包。候选人也不应该掏。也不应该允许候选人购买超出他们的免费时段限额的时段。否则，自由传媒的全部特征——公正和减少金钱对政治的作用——就失去了。
说真的，对电视时段实行定量是一种对政治演说的限制。但是（1）免费时段可以延长。（2）它在其他地方是行得通的：英国有一套类似的制度，英国式民主并没有受到明显削弱。（3）没有十全十美的事。需要的是公平交易。在民主政体中，权力由选票决定。选票受金钱的支配程度越低，民主程度就越高。如果那样做的代价是最大限度地压缩富人和名人的政治演说，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做了一桩好买卖。
（展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