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圣迭戈论坛报》乔纳森·弗里德曼
获奖理由→
“由于杰出的社论写作和在以下诸方面出类拔萃：清晰的文风，高尚的动机，充分的论证，在撰稿人所设想的正确方向上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社论写作奖（the Editorial Writing Category）设立于1917年，它与为公众利益服务奖同是由普利策亲自命名、最为看重的两个奖项。几十年来，获奖作品充分展现了普利策所开创的社论传统——摒弃一己私利，抨击腐败邪恶，倡导社会正义。
过去，中国新闻界对西方报纸社论作品涉猎不多。《新闻与正义》第Ⅱ册选载了获得普利策社论写作奖和获得为公众利益服务奖的73篇社论作品，这是我们全面译介西方报纸社论的初步尝试，也得到了读者的普遍认可。关于普利策本人的社论主张和美国报纸的社论撰写原则、风格类型、社会功用等问题，本丛书第Ⅰ、Ⅱ册均作了比较详尽的评述，在此恕不赘言。
获奖者简介→
乔纳森·鲍里克·弗里德曼（Jonathan Borwick Freedman），1950年4月7日生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197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74—1975年任美联社驻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记者。1979—1981年为自由撰稿专栏作家。1981—1990年任《圣迭戈论坛报》（The Tribune of San Diego）社论撰稿人。1987—1989年任科普利新闻社辛迪加专栏作家，1990—1991年任《纽约时报》社论撰稿人。1990年起任《洛杉矶时报》社论撰稿人，同时兼任加州大学教师。作为记者兼作家，他先后获得多项奖誉，其中包括：1983年科普利真理之环奖，1984年职业记者协会新闻俱乐部奖，1985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特别提名奖，1986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杰出写作奖，1986年职业记者协会基金会尤金·普利亚姆社论写作奖，1991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传媒奖，1995年凯泽传媒奖。他在1983年和1984年被提名为普利策社论写作奖最终候选人。
主译评评语→
正如获奖者弗里德曼所言，他关于移民改革的系列社论抓住了“一个能引起全国反响的地方问题”，因而使地方报纸《圣迭戈论坛报》继1979年获得普利策地方一般新闻报道奖后第二次夺得普利策奖。
1952年6月，美国国会推翻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通过了麦卡伦—沃尔特法。该法案强化了有关外国人入境、不许入境以及驱逐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人的现有法律条文，例如，继续实行民族始籍限制、对申请国籍设置障碍、对返回美国的公民进行广泛的安全调查，因而遭到了强烈的谴责。反对派认为，它屈从于专断的行政手段，将导致排外、反移民和反美国的活动。民主党籍的杜鲁门总统称，该法案“将摒弃我们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本宗教观念”。
九、社论写作奖
美国的这种移民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各报社论撰稿人的抨击对象。《迈阿密先驱报》以一组以海地移民为主题的社论获得了1983年普利策社论奖（见《新闻与正义》第Ⅱ册）。而弗里德曼的获奖社论则是以墨西哥移民为主题的。它们均有地缘上的联系：佛罗里达半岛南端的迈阿密与海地和古巴隔海相望；加利福尼亚州南端的圣迭戈则是墨西哥人进入美国的一个主要通道。
当弗里德曼撰写这组社论时，美国国会就移民立法改革正进行着34年来一场最激烈的辩论。普利策新闻奖研究专家威廉·戴维·斯隆认为，弗里德曼“撰于1986年的社论可能由于写法与众不同、细节描写传神可信和洞悉事理而引起了普利策委员会的关注”。文中多处引用当事人的语言，并大量运用了有助于论点层层递进的事实材料。其笔调哀婉而真切，一种人文关怀溢于言表。
主编评语→
为改革美国的移民法，乔纳森·弗里德曼以社论版发动了一场历时5年的运动。其间他报道、分析、争辩、引诱、抨击、痛斥、呼吁，最后为在国会两院联合委员会中流产的一项议案获得通过而鼓吹，帮助它在一周后复活和获得通过。
——《圣迭戈论坛报》主编尼尔·摩根（Neil Morgan）致普利策奖委员会的提名信
获奖者自述→
这个故事埋没在各家晨报的版面中。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三名墨西哥人被一辆边境巡逻车从身上碾过。我以为我已经听惯了边境上遭罪和死人的事，但是在他们的主复活的日子他们睡在花丛中被车碾压，这样的细节着实让我受到了伤害。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一直在社论中要求进行移民改革；随着两项议案被挫败，我们一无所获。国会否决边境改革动议是因为担心可能出现种族歧视，而另一方面，非法的外国人像动物那样受到追捕。
我去了医院，一个人正在重症特别护理病房同死神作斗争。另一个已经离开。第三个腿部被碾伤，他也即将获释。有一名记者已经在采访他。我记得我想到那名记者将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但是我得做比那更多的事以改革边境上的现实。我要通过这三个人讲述数百万人的故事。
这个墨西哥青年在他柔和的棕色眼睛中有一种受伤的表情，他把他全家在墨西哥的情形和他为什么要逃避贫困的原因告诉了我。他的希望和失望并存，因为在他跛着腿获释之后，他将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向我讲述了车祸的经过。他们在夜间越界后躺下来休息片刻，竟然睡着了。我努力想象卡车从他们身上压过的情景，但是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和听不见边境巡逻车。如果我感觉不到这种伤害，就没有办法让国会清醒地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些小伙子也是人，而不是另一个星球来的异类。
我去了边境。那里正是春天，界栏上野花盛开——在海风的吹拂下形成黄色的花浪。边境巡逻队带我去了花丛中一处被碾压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发现了衣服的碎片，尘土中轮胎和身体的印记依稀可见。执法人员向我解释说，这是一起事故，在黎明前的朦胧中，谁也没有想到、也看不见半人高的花丛中有人睡觉。而我却看到了栅栏上一件撕开的衬衫在随风飘动。破烂的袖子看上去就像墨西哥各教堂中耶稣伸开双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伤口发青、流着鲜血的受难基督。
我回到《论坛报》社论版办公室，把我所看到的告诉了主编拉尔夫·贝内特（Ralph Bennet）。早在雇用我之前的1981年，他作为一名新任社论撰稿人就构想了一个移民改革系列。他告诉我说，他为虚伪和遭难的现状所激怒。他相信这是一个能引起全国反响的地方问题。他认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只要我们深入处理这个问题并且发出强有力的呼声。
他最初在1982年派我到边境去写我的见闻，以我的报道作为社论的基础。一周又一周时间过去了，一篇又一篇社论写出了，他派我到边境，到草莓地，到工会办公楼，到移民局……最后甚至到了国会。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在1983年、1984年被提名为普利策奖的最终入选人。可是到头来我们一无所成，边境依然是噩梦和流血之地。美国人仍旧在雇用非法外国人并剥削他们，另一方面，这些劳工由于违反我们的法律而被拘捕和驱逐出境。
我的家庭也同此事牵扯在一起。当我妻子玛吉和我带着我们的襁褓中的女儿搬到圣迭戈时，我们寻找一个女佣在我们写作时照管她。第一个回复广告的女人有一个像我们女儿一般大的儿子。她不会说英语，但是我们住在拉丁美洲时学会了西班牙语。我们没有问她有没有居留证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码事，许多美国人大概也是这样。
在罗莎和卡利托斯（不是他们的真名）搬过来同我们住几个月后，拉尔夫让我开始写边境系列。我不知道我们将作出什么样的呼吁，或者我是否会违反它们。但是个人冲突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了。在华盛顿，移民改革方案共同起草人之一、参议员艾伦·辛普森告诉我：“这些伪君子想赶走所有的非法移民。然后他们私下里就他们的女佣玛利亚向我求情：‘玛利亚不算，是吗，参议员？’”
我背过脸去，因为我有我的罗莎。但是我回到圣迭戈，撰写社论谴责剥削非法外国人的雇主，赞成通过一项法律以刑事罪来惩治他们。拉尔夫坚持这一立场，而我在一开始对此是颇有难处的。但是我希望实行大赦，这是得到它的唯一途径。
“我们对罗莎怎么办？”我问妻子。
“你想把她赶到严寒里去？”她愤怒地说。
我们没有被迫那么做。她给移民局逮住后送出了边境。当她回来时，她怀了孕，卡利托斯生了病。1983年，我送她和卡利托斯去和她姐姐同住。我所看到的最后一景是卡利托斯登机时惊恐的眼神。矛盾交织的动机同样搅得国会毫无作为。像沃尔特·蒙代尔这样具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倒是移民改革法案的支持者，可是眼下他被卷入了政治旋风。当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拉美裔代表威胁要转而将选票投给加里·哈特时，我看到蒙代尔发誓要反对该议案。在他被提名后——他获得了想得到廉价而有油可榨的农场外游说者的帮助——他这么做了。
该议案在国会两院均获得通过，只是在两院联合委员会会议上被枪毙了。我个人对国会、对我自己、对美国式民主已经忍受够了。当该议案胎死腹中时，我暗暗发誓要摆脱移民问题。
但是那些人在花丛中被碾压的情形使我热情再燃。当我写到这些花时，我看到了在华盛顿盛开的樱桃花。我怒斥国会对边境上的事视而不见。其后，我回到了边境巡逻车上，意识到开车的不是一名移民局执法人员，而是我和国会以及我们中所有因虚伪而有罪责的人。这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国会，洗掉我们的罪责吧，”我写道，“在边境上停止让非法的外国人像耶稣那样受难。”
在华盛顿，这篇社论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是在我以重新树立的信念写这个问题不久之后，我到了纽约市。美国刚刚轰炸了利比亚，在一家酒吧里，一名醉鬼在高喊：我们应当驱逐所有的非法外国人。我回到圣迭戈，听到县治安官请求由美军执行边境巡逻任务。当时南非爆出新闻：各乡镇发生了暴力事件。人人都被遥远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激怒了。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种植农作物的外国人并不比索维托的黑人在他们乡间的土地上拥有更多的生活权利。“众议院通过了制裁决议，以种族隔离为由中断与南非的贸易，”我在社论中写道，“但是众议院欲在美国永久保持对非法外国劳工的种族隔离。”
华盛顿仍然默不作声。更糟的是，国会同一个全新的事业——毒品交上了火。突然间，不用举行冗长的听证会，一项关于毒品的混合议案就获得了通过。而移民改革一事则被两院联全委员会搁在一旁。我痛楚地将美国人依赖廉价和受剥削的劳工比作吸毒成瘾。“改掉这种恶习吧，美国。”我呐喊道。
我以为报纸不会登这一篇。拉尔夫退休了，我有一位新的社论版主编——乔·霍利（Joe Holly）。但是乔并没有降低声调，而是着手采用它。主编尼尔·摩根以前就支持我的引起争议的社论，他将它登了出来。其他报纸的社论版也表示了愤怒。确实，移民改革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全美各报的社论版。我在1984年查阅过全国各报，发现大多数支持移民议案。
我相信，这种支持代表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深深的感情：应该采取某种行动了。不要将人驱逐出境，不要在边境上开坦克，而要既对剥削都严厉、又对被剥削者仁慈的东西。国会被特种利益集团搞得瘫痪了。但是推动国会采取行动的公众舆论浪潮已势不可当。在移民议案被打入冷宫之后，它脱离了两院联合委员会，经充分辩论获得了通过。
进行这场斗争的原则首先是由拉尔夫向我解释的，他相信，法律不必成为高压的工具，而能够成为社会改革的发动机，在他看来，移民改革通过惩罚美国人的剥削和向躲藏的人实行大赦而为维护民权发挥作用。我逐渐将他的话铭刻在心，那项议案是一种政治妥协。但是，尽管我的社论发出的是不妥协的声调，我在这一问题上所走的布满荆棘的道路——听到我自己被人听做“纳粹”种族主义者，和反过来被叫做非法外国人的“辩护士”——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妥协的价值。这项经过数年磨炼的议案允许实行的大赦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广泛。但是它同先前拟订的议案相比，是一个更开明和更为人道的议案。
当我坐下来撰写胜利社论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涌上了我的心头。但是我没有过度兴奋，而满脑子想的只是对已经做了的事情都担当了什么样的责任。移民之战的结束正是执行该议案、让人们走出藏身之地这一斗争的开始。我试图看到这种变革，正像我曾经试图让睡在花丛中的人显身一样。但它们是隐形的。
“人的肉眼是看不出今天所发生的变革的，”我写道，“但是它就在那里，它以权利和责任取代了无法可依和不义行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边境不再用铁丝网阻隔了，”这个5年的系列最后说，“它以法律来分别。”
在移民改革成为法律后，对我而言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还应揭露自己的伪善角色。“我在这篇文章中为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作担保，”我在我的个人专栏上谈及罗莎和卡利托斯时写道，“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明：对于其他人来说，承认他们的错误和为他们的没有身份证明的雇员作担保是好事情。我对读者和辛普森参议员早就该作这个解释，我应当向卡利托斯道歉。罗莎，你不久就可以从藏身之处出来了。”
在宣布我获得应与拉尔夫共享的普利策奖3周以后，对非法外国人的大赦自1987年Cinco de Mayo-—5月5日开始实行。我仍然不知道罗莎是否已经从藏身之地走出来，或者大赦令是否已经传到穿过血迹斑斑的田野的数百万人那里。
（展江 译）
（Easter Sunrise on the Border）
《圣迭戈论坛报》1986年4月3日，星期四
复活节前夜，三名companeros爬过用铁链连接的栅栏上的一个洞——进入了美国。
他们越界之处是个无人地带。但是在春天，撕开的栅栏旁盛开着半人高的黄花。
Companeros停下来休息。明天是Domingo Santo，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坟墓中复活的神圣日子。
他们在花丛下靠近一道肮脏车辙的地方铺开一床毯子，挨在一起躺下了。
黑暗中，在蒂花纳的红灯区“北区”的艳丽灯光的映衬下，栅栏现出了轮廓。挂在栅栏上的衣服碎片随风飘动。当月亮越过天空时，也许可以把栅栏想象成一个十字架。那衣服就是Senior的身体。他大叫：“Porque me olvidaste？”
但是那是在受难节。而这天是Domingo Santo-—复活之日。而今天是有望再生——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开始一种新的劳动生活——的日子。
睡觉前，一名companero闭上他的眼睛，把他的双手放在额头上。
“我为我的瘦小的母亲和兄弟们祈祷，”他后来躺在医院的房间里说，“我为我自己祈祷。我害怕bandidos袭击我们。”
当他祈祷时，他想到了他的在瓜纳华托的母亲、父亲和8个兄弟。他房子是铁皮做顶的，地面上很脏。他的父亲是个鞋匠，每周挣6 000比索（12美元）：“连付水电费和学费都不够。我们常常饿肚子。我是老大，所以我来这儿打工。”
这是第二次了。去年他在恩西尼塔斯挖沟造路。他为一个美国人干活。“他的名字很难读。但是他每星期付给我250美元。”
在恩西尼塔斯，他在下雨时睡在一辆带篷的卡车上。他比诺斯县的许多非法的法国人境遇要好，那些人在沟壑里和在狙击手掩蔽坑里瑟瑟发抖。
“我想回到恩西尼塔斯给那人干活。”他说。
但是自瓜纳华托长途跋涉之后，他在花丛中睡着了。黑暗中走来了来自墨西哥、中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像栅栏上的无数链环一样。边境巡逻队开着“拉姆查格”牌车沿栅栏追赶他们。车在花丛中的小道上穿行，抓住几个，把其他的往北方撵。
有一次在一个清晨，在进行日出巡逻时，一辆“拉姆查格”翻倒在栅栏旁的肮脏小路上。
“我尖叫着吓醒了。”这个20岁的小伙子回忆说。在医院病房里，他的双眼露出惊恐的神色。在那里，他没有亲友。“美国人的卡车压我们。我的companeros哭了。”
边境巡逻队执法人员发出呼救。一架飞行救生队的直升机降落后把这些外国人送往外伤医院。
一个受了皮毛伤的获释了。第二个两腿青肿，坐着轮椅获释了，即将被带往边境，递解回国。在比第二人讲述他的故事的房间低两层的地方，第三个companero躺在外伤病区不省人事。他浑身四周被管子包围着。医生说他有希望康复。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脾脏。
当穿着有轮胎印记的牛仔裤和肮脏的长袖运动衫的第二个小伙子被架上边境巡逻队的轿车之时，他问道：“我的钱呢？我的鞋呢？我怎么去干活？”
在离边境很远的华盛顿，眼下正是樱桃树开花的时候。在那里众议院即将重新讨论移民改革问题。
移民法，正像边境上的栅栏一样，已是千疮百孔。每一个漏洞被一个院外说客守卫着，他拿人钱就是为了让那个漏洞敞开。商业利益集团想让外国人不断穿过栅栏从事廉价工作。劳工组织想阻止非法的外国人，但不希望给外籍劳工提供一个有组织的计划。那些声称为非法外国人说话的人代表了拉美裔美国人，他们自身有种族歧视带来的磨难和恐惧。排外主义者则想挑起人们反对所有移民，他们夸大非法的外国人“入侵”美国的危险。
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各派系围绕先前诸项移民改革法案的残余部分展开争斗的时候，边境上的严酷现实就像那三名companeros睡在花丛下一样，谁也看不见。
法院必须判定碾压了那些外国人的那名边境队执法人员是否出于粗心。
但是那辆驶过他们身体的卡车是由我们美国人民开的。我们制定了移民法；我们雇用了那些必须像被追捕的动物一样越界的外国人，为的是修筑我们的道路，收割我们的作物，清扫我们的饭店，在华盛顿在政客们举行宴会时当侍者。
国会，洗掉我们的罪责吧。在边境上停止让非法的外国人像耶稣那样受难。
（展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