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没有天然优势可以利用，没有浩瀚的戈壁保护自己、没有成群的马匹组建骑兵，他们没有天然金银矿，他们甚至没有铁矿和炼铁技术，他们是被日尔曼人嘲讽为“意大利矮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但罗马人建立了严厉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都是强有力、毫不动摇、不可更改的，人的情绪在冰铁一样的制度面前唯有服从。罗马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确立公民兵制度，到高卢攻陷罗马之后确立国家供给武器的制度；马略时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改革；到2世纪以后把军队由步兵为主力逐步转变为以骑兵为主力，罗马军法的严明，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十一抽杀律”和“棍棒死刑”了。——罗马始终能够及时的修正自己的制度使之合乎实际需要。
因此，纵观罗马历史，罗马多数时候在战场上并不占有绝对优势，但却几乎是常胜的，因而赢得了“罗马无敌”这一赞誉，以及最终建立起一个伟大帝国，只是因为罗马经常能够在各个方面保持“2%”的优势，并有效扩展这一优势。
但当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核心后，罗马对周边采取了遏制措施，如修建哈德良长城、经常镇压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阻遏东方帝国的入侵等，此时罗马的国家政策已经变为核心遏制，但帝国最终仍然陷落。
经济周期与权力中心转移
金德尔伯格在其《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就从一个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周期变化所引起的政治权力变化，他认为，国家和人一样，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国家生命周期的变化有内因和外因等许多因素。他说，会导致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外部原因有战争、扩张政策、过分严厉的外部竞争环境等；内部原因有国家内部存在与国家整体利益相背的强大的利益群体，他们会抵制国家的税收、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的科技创新机制效率低下、生产收益下降，政府、大公司和社会存在抵制改革的力量，社会财富在运行中受到权贵的吞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经济运行政策不对，导致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还有诸如国家会犯“荷兰病”、“西班牙病”等这些经济问题。《国家兴衰探源》的作者奥尔森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首先需要保证经济的成功，而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明确说明了，美国的衰落有可能是欧洲人的整体衰落。美国和欧洲都在研究这种权力中心转移的规律，显然，他们希望美国能成为一个奇迹，摆脱历史定律。
在前面，我简单回顾了一下历史，发现人类社会存在多个经济革命时代，现在应该再继续完善这种分析，以便更明白地解释出经济革命的变化与世界权力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
从人类历史来看，以人类社会的基本因素变化来划分经济变革的话，大致可以分出四个经济时代，第一个经济革命出现在250万年前，即人类彻底摆脱动物社会，成为文明社会，人类开始采集食物；第二个经济革命出现在大约距今1万年前，人类发展出了原始农业，其实这时候才算是进入经济时代；第三个经济革命出现在200年前，即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第四个经济革命发生在20年前，即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发生在美国。当然，这是最简洁的经济革命划分了，大致反映出了人类经济革命的变化。但这时也能从文明大宏观的角度看出权力中心也在随着经济重心的变化而变化——在第一个经济革命前，可以说不存在什么权力中心，只能说出现早期文明迹象中心，如中国的周口店人类文明遗址等，在第一次经济革命出现后，由于人类真正实现全球化是在1500年之后，此前的世界是分隔为许多部分，每一个地区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世界”，在第一次经济革命的时候，这种地区级“世界”更为狭小，数量也极多，可谓微型“世界”，而当时已经实现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几个地方，如印度、埃及、中国、中东等地出现的采集经济类型文明由于拥有了较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因此能够支持更多的部族人口生存，也就拥有了相对周边部族的优势，他们实现了某种微型“霸权”，他们更容易取得对周边部族的战斗胜利，杀死对方，获得他们的食物和领地；到了第二个经济革命的时期，人类文明已经获得了非常宏伟的发展，已经可以建立拥有庞大版图的大帝国，这种大帝国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还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工业革命前的全部文明史。此时人类文明大致可分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当然，非洲及美洲还存在大量原始采集经济时代的部落，但他们显然已经边缘化，无法成为文明的主角）。众所周知，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比较起来更容易创造出财富，因此农业文明地区也是文明的中心，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经济中心型大城市，也就不存在文明重心，所有的世界文明重心城市都集中在农业文明地区，最具实力的庞大帝国也是农业经济区的国家，如秦汉帝国、罗马帝国等，游牧民族有时会爆发出惊人的军事威力，这种军事威力甚至可以席卷整个欧亚大陆，如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但这种军事威力可以用来征服农业国家，却不可以用来把权力中心从农业文明地区转移到草原上，并且他们也只有迅速接受农业文明才能有效统治这些农业帝国；到了第三个经济革命时期，其实此时，由于欧洲殖民者已经依靠航海优势劫掠了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和财富，第三个经济革命在这种财富的支持下才很快到来，欧洲殖民者实际上在航海时代就已经确立了霸权地位，世界的权力中心已经从欧亚大陆深处转移到了偏远的欧洲。这一时期世界的霸权始终在小小的欧洲国家间轮转，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轮流成为欧洲的主宰者。英国在200年前开创的工业革命只是巩固了欧洲的整体霸主地位，但英国尽管开创了第三次经济革命，它自身却已经不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德国、日本、法国和美国倒显得更适应这种工业经济模式，因此，德国具备了两次挑战英国霸主地位的实力，后来大英帝国的衰落也正是由于德国强有力的两次打击。而美国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庞大的资源优势成功实施了两次投机，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到了美洲大陆。
由此可见，从大宏观上来看，每一次经济革命也都会引起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现在，美国在20年前又实现了第四次经济革命，另一次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是否会如约而至呢？英国是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150年后失去权力中心地位的，美国是在二战后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距今约为半个世纪。美国可能还会继续保有一段时期的霸主地位，毕竟欧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战争创伤，欧洲的经济实力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失败也拉大了美国和其他挑战者之间的距离；再者，美国主导的知识经济革命也才刚刚开始不久，即使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实际上也仅仅是刚刚走向知识经济的成熟期，世界其他地方实际上大多数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甚至是农业经济时代。所以，美国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
但我们从几次经济革命发生的时间来看，显然经济革命的前进步伐存在一个加速度，自第一次经济革命发生后，另外三次经济革命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这是符合人类文明掌握知识和财富越多效率越高的规律的。按照这个加速度计算，第五次经济革命不会拖延多久，人类已经具备向月球前进的能力了，也就是说，月球经济时代应该会在未来30年内到来。
这是从历史大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革命与权力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的，实际上，即使是在同一个经济时期内也会发生权力中心转移，如农业经济时期，世界权力中心就开始在欧洲国家间旋转。这是因为，每一个经济时代中还存在着种种变化，如经济周期变化，政治矛盾的演变、军事赌博的命运变化、国家内部政策失误导致实力变化等诸多因素，而这些也都有可能引起权力中心的转移——相比较而言，尽管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实力和种种优势，但同时它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如拥有最多的敌人，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往往会采取各种办法联合起来对法这个霸主；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要付出更多的实力来维护这种地位，因此它的支出更为庞大；中心地位的国家需要保持科技、金融等众多领域的优势和创新，但这往往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国家统治者的决策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一旦失误对中心地位的国家来说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引起系统失衡则有可能危及国家，如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但它的决策者错误地选择了与美国全面竞争，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失衡，最终输掉了整个帝国。
在研究经济变革的时候，世界有各种理论存在，其中就有一种经济周期理论，并且人们注意到，这种周期和权力中心的转移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如金德尔伯格在其《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就从一个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周期变化所引起的政治权力变化，他认为，国家和人一样，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国家生命周期的变化有内因和外因等许多因素。他说，会导致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外部原因有战争、扩张政策、过分严厉的外部竞争环境等；内部原因有国家内部存在与国家整体利益相背的强大的利益群体，他们会抵制国家的税收、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的科技创新机制效率低下、生产收益下降，政府、大公司和社会存在抵制改革的力量，社会财富在运行中受到权贵的吞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经济运行政策不对，导致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还有诸如国家会犯“荷兰病”、“西班牙病”等这些经济问题。《国家兴衰探源》的作者奥尔森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首先需要保证经济的成功，而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经济周期论认为经济变化存在着不同的周期性，具体有短周期（基钦周期，约为3-5年）、中等长度周期（康波）、中长周期（沃勒斯坦）等。在欧洲殖民时代，欧洲国家都处在殖民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如果自1500年算起到二战为止也长达450年，这期间欧洲列强之间总体发展水平差不多，这就决定于殖民经济时期的周期变化、各国的战争赌博、外交政策、以及对殖民经济的应对能力等，这导致了欧洲在这450年中权力中心跟着经济中心的变化而走马灯一样大概每隔100年就变化一次：16-17世纪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世纪，1495～1580年是葡萄牙占据中心地位；1580～1688年是荷兰取而代之；1688～1714年是英国和荷兰开始争霸战，荷兰最终失去霸主地位，从此一蹶不振，英国霸权得到承认，英国成功维持了200年的殖民、海洋霸主地位，拥有世界最大的殖民地；1740～1792年为其第一次衰落期；在经历了1792～1815成了法国时代，拿破仑建立的帝国统治了欧洲大陆，英国直到拿破仑失败后才重新崛起，19世纪成了“英国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权力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式接管世界权力。
这种周期显然也会对世界引起种种变化——实际上全球化越深入，这种周期变化对世界的影响越明显。经济学家已经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变化归结为5次大的产业革命，即存在5个长周期，首先是纺织业引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然后是以钢铁业为主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次是石油、化工、电力引起的产业革命，第四次是福特公司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导致的汽车产业革命，最后是IT业引导的信息产业革命。现在，已经有人认为，第六次产业革命也已经到来，那就是生物、基因主导的产业革命，或者是纳米技术、新能源等主导，但显然，这些应该都属于知识经济革命中的阶段性经济进展。
其实，美国在今天看起来如日中天，正在走向巅峰，但实际上美国实力早在冷战时期就开始呈现衰弱之势，如，美国在战后一度将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但到了70年代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不得不放弃金本位，这是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已经无力再占据绝对的资本控制地位，日本和欧洲的迅速崛起也从美国手中夺走了大份额的世界市场。只是由于美国赢得了冷战重新变得强盛起来，但这如同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样，似乎又变得兴盛，霸主地位不可动摇，但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连续的打击下，历时200的强盛的大英帝国迅速在一战后的20年里衰落下去了，从此失去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美国已经经受了阿拉伯世界的石油打击、苏联的挑战和日本欧洲的市场瓜分，美国还能撑多久呢？
欧洲和美国很早也注意到了这种权力中心转移规律，由于全球化已经非常深入，这导致今天崛起的国家不再局限于欧洲，天下的事不再是欧洲的家务事，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明确说明了，美国的衰落有可能是欧洲人的整体衰落。美国和欧洲都在研究这种权力中心转移的规律，显然，他们希望美国能成为一个奇迹，摆脱历史定律，美国拥有众多优秀的国际政治研究人员，也发展出众多理论体系，其中最具影响之一的就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和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belski）提出的“领导长周期论”。莫德尔斯基认为大国间的争霸战既是完成一个循环的直接因素也是一个自始至终存在的因素，每当时机成熟它就会爆发。他按照周期理论和对1500年以来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分析，划分出5个世纪性周期，而每个周期中又分为四个阶段，即（1）世界国家、（2）非正统性、（3）非集中性和（4）全球战争四个阶段，500年来，每个世纪性霸主分别为，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同时，他认为，每当一个国家成为霸主后就会不断地面对挑战，其中在其非正统性阶段和全面战争阶段最为激烈。如果按照莫德尔斯基的理论，那么美国将在21世纪的前30年内面临一场全面战争。这倒是符合经济变革规律的时间表。
中心-边缘理论
我在《2049，相信中国》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说法，即我认为世界存在两种基本模式：金字塔模式和网络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个模式是一个系统中的统一。也就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都同时存在于一个自由化网络中，但也同时处于整个网络中某个金子塔中的一级。如果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看成互联网中的某一个节点，那么你就会赫然发现，互联网和国家网络实际上就是在遵守同一个自然规律，即金字塔网络模式。
——中心-外围概念，而正是这一个基本概念才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矛盾，也正如普雷维什本人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所说，“这个论点的逻辑性是无懈可击的。”
我在《2049，相信中国》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说法，即我认为世界存在两种基本模式：金字塔模式和网络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个模式是一个系统中的统一。也就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都同时存在于一个自由化网络中，但也同时处于整个网络中某个金子塔中的一级。如果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看成互联网中的某一个节点，那么你就会赫然发现，互联网和国家网络实际上就是在遵守同一个自然规律，即金字塔网络模式。
互联网上的节点从理论上来说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和权利——他们都是平等的互联网节点、都拥有同等的网络自由通行权、也具有平等的参与网络活动的权利，这如同任何一个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平等的主权、都拥有在联合国平等的发言权和神圣的一票、都拥有参与世界经济的贸易权，但众所周知，互联网上的节点在实际上并不是平等的，因为极少数节点拥有很大的连线量，而一些小节点则拥有少量连线，一个个人电脑则实际上往往只拥有几条连线，甚至多数是处于单线状态，如雅虎、亚马逊这样的超大网站拥有非常巨大的连线量，他们实际上在互联网总连线量中占有高比例，而大多数网站和个人电脑却只占有剩下的小比例。国家也是一样，象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这样的国家相当于互联网中的雅虎、亚马逊这样的超大网站，他们通过资本、贸易、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途径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对而言只拥有较少的连线，他们只在本地区中保持一些密切联系或者只在少数世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如中东地区对世界的能源至关重要，但对世界其他经济领域则只是一个普通参与者，对知识经济则贡献微乎其微；世界的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其实就相当于一些次级网站或个人电脑，如非洲许多国家的价值就是在联合国拥有一票权、处于产业链自然资源提供者地位、和廉价军火销售市场，所有的非洲国家总计的影响力也不会有美国加州一个州的影响力大，即使是埃及这样的国家也仅仅是阿拉伯世界的主要节点，对世界来说，仅仅是一个次级节点，因为美国加州是世界最重要的硅谷，这里是世界知识经济的核心，他们几乎拥有对世界各地的连线，他们通过这条连线卖出条形码和专利权，收回不尽的美元财富，非洲国家怎么也难以和它相提并论。
在互联网上每增加一条连线就意味着增加一条财富之路，雅虎、亚马逊等大型网站正是靠着点击量赚取利润，而小型的网站则往往挣扎在生存和死亡的边缘，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网站加入到互联网中，每天也有成千上万的网站倒闭。
在经济领域更是这样，人类自进入经济社会以来，就开始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经济竞争状态，历史上往往会产生一些巨型家族，由于人类历史的权力往往与财富重叠，因此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如尼布贾尼撒、波斯波利斯的王室、罗马皇帝、成吉思汗家族等。后来，人类逐渐由权力资本主义向财富资本主义过渡，权力中心家族与财富中心家族产生飘移，工业革命后产生的跨国公司成为现代财团，他们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所有经济命脉，这也就产生一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家族，如摩根家族、罗斯才尔德家族、福特家族等。这些家族和他们的跨国公司共同形成一个个财团，他们控制着强大的资本，居于经济的垄断地位，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的超大网站，控制着世界大多数资源，是名副其实的经济核心。
其实世界一些学者和理论家很早也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金字塔与网络统一存在这种基本存在模式，他们的各种理论事实上就是对这个基本模式的部分或层面的具体研究。如，20世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拉美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年）就提出一种中心-外围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普雷维什所言的贸易条件恶化主要是说，国家进行贸易交往的时候并应该互惠互利，进行平等贸易，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实际上掌握着制定贸易条件的权力，因此，现在的贸易条件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有利。当贸易条件是均等的时候，贸易双方所获得的利益也是均等的，对其中一个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变化可以使它的出口和进口产生相应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外贸状况是呈正向趋势还是负向趋势贸易条件是一个关键因素。
普雷维什的理论大致由三层逻辑关系构成：
一，现代世界是由欧洲国家建立的，欧美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居于中心地位，因此这种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体系，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不对称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也就最先享受到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利润，英国工业因此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其他国家只能被迫参与到英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中，从事较为次级的分工，成为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易也就被迫要遵守英国主导制定的贸易条件；
二，英国和之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继续这种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因此形成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三，刚开始，英国工业革命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英国主导的贸易条件还不是非常苛刻，英国也保持着较高的进口，估计19世纪保持在30%-35%，但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后，美国的进口就大大降低了进口，并且美国也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各种关税壁垒也应运而生，因此，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条件是呈恶化趋势的。
普雷维什的理论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也延伸到了其他领域，如对政治中心、科技中心的解释等。普雷维什的理论实际上揭穿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贸易的实质，因此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西方经济学家对他的理论进行了猛烈批评，如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首先开始对普雷维什发难。1950年7-8月，他在巴西国立大学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对普雷维什经济理论中把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与第三世界产生贫困联系起来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贫困国家的实际问题并不是农业，或缺乏制造业，而在于贫穷与落后，贫穷的农业，或者贫穷的农业和贫穷的制造业。”哈佛大学的戈特弗里特？哈伯勒教授也对普雷维什的理论进行了更系统的批评，他说：“贸易条件在欠发达国家显示出长期恶化趋势的理论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缺乏证据，它们的解释是错误的，推断是草率的。政策结论则是不负责任的。”？但无论怎样批评都集中在对他理论的经济学部分的争论上，而且无法否定他提出的基本结构概念——中心-外围概念，而正是这一个基本概念才说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矛盾，也正如普雷维什本人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所说，“这个论点的逻辑性是无懈可击的。”
其实，中心-边缘结构如我在金字塔-网络模式论述中所说，是属于金字塔模式，也是世界变化的基本模式，无论人类文明进步到何种程度都不会违背这种自然规律，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种中心-边缘化结构都是任何领域的基本演化趋势和基本结构形式。这仅从几个大方面就可以看出来：
从大文明演化来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文明中心，然后从这个文明中心向四周扩散出去，继而促使边缘地区的社会跟进——当然，文明中心自身也在进行兴盛-衰落的周期变化，这涉及到前面提到的人类革新变化规律和后面我将提到的边缘优势理论。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如古埃及文明是地中海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就以前面提及的月球和神话文明的关系来说，就能看出，古埃及神话传说显然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有传承、姻缘关系，甚至可以说古希腊的神话中的一些人物就是源自古埃及神话，后来，故希腊神话又被罗马帝国继承。欧洲人一般把希腊-罗马当成他们的正统文明开端，但实际上古希腊文化在方方面面上都和古埃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如，在宗教方面，巴勒斯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中心地带，这里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即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其实，研究这三大宗教会发现，他们三者本身并不是毫无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说有共同的源头，基督教很显然就是源自犹太教，而古兰经和犹太圣经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更久远一些，已经很难严格分清他们在起源上的联系，但他们已经被肯定是起源于同一个文明-宗教中心。
从哲学思想上来说，从古文明异彩纷呈的众多文化到后来逐渐归一的发展趋势来看，也是在遵循向中心-边缘化结构演化的方向前进。由于古代社会的交通限制，古代社会被自然地理划分为几个世界，可以看成是几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域。在这几个独立的文明区域内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中心-边缘结构，如在东方，中国的先秦时期辉煌灿烂的诸子百家到了秦帝国建立后被逐渐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基本完成了这种整合，诸子百家被统一的儒家文化代替；无独有偶，在西方，罗马帝国也将多神论逐渐整合为统一的基督教单神论，这种东西方几乎同时建立统一的大帝国（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几乎同时建立）、又同时整合思想信仰的历史行为仅仅是巧合吗？显然不是，这是出于统一集权的政治要求而采取的统一思想信仰的相同手段，这显然是受同一规律支配下的行为，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秦汉帝国都必须建立中央政府的集权威信，对其他地方政府来说，这就是建立中心-边缘结构，这是帝国的基础结构。
从政治上来说，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在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之后，也等于同时在各自的世界建立起了中心-边缘结构：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建立起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征服体系，而秦汉帝国则在东方世界建立起了以秦汉帝国为中心的纳贡体系。这两个帝国的周边地区被分别纳入到各自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它们可以说是别无选择，要么被征服、消灭，要么承认这种从属地位。
从科技上来说，中国自秦汉帝国建立以来，中国开始变得十分兴盛，科技水平成为当时世界的东方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从这个文明的中心逐渐传播到了欧亚大陆，直至欧洲；欧洲工业文明开创的科技中心地位更为典型，几乎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大部分就是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前后时期的基础上的。
从财富上来说，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东方世界的财富中心，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的A。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即《白银资本》）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在中国，是因为当时中国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竞争能力，巨大的贸易顺差以致吸收了当时世界生产的一半白银，当时的中国产值占世界的约30%，欧洲占26%左右。而欧洲在航海革命兴起后就逐渐成为世界的财富中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又先后成为殖民时代欧洲这个世界财富中心中的欧洲列强的核心国家，然后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成为东方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科技中心，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这两个核心的边缘国家。
其实，这种中心-边缘结构既然是符合金字塔-网络模式的一种基本结构和变化趋势，那么肯定就广泛存在于任何领域，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从物理学中的原子结构到天文学中的恒星-行星运行结构、从非洲草原上的群居动物社会结构到人类社会的权力组织结构、从两个人的婚姻家庭地位到军队标准的命令-服从结构都是如此。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如此普遍以至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发展的标准教科书，如100多年前，马歇尔就提出一种产业空间集聚理论，后来熊彼特、波特等人发展了这种理论，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文中就提出了一个“钻石”模型，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具备六个条件才能具有非常良好的竞争优势，这六个条件就如同钻石的棱角框架，包括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企业的战略四个基本条件，再加上形成合适的机会的两个条件共计六个条件，这六个条件会形成一个十分高效的系统，因为他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这样这个国家或地区就会成为一个经济优势地区，也就会逐渐成为一个经济中心。
边缘优势理论
什么是边缘优势理论？
我在前面论述过，整个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于一种模式，即中心-边缘模式。通常，人们总是认为核心才具有优势，而处于边缘则意味着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这听起来很好理解，如大城市往往是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处于核心地位就意味着你拥有绝对的权利、控制着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多的财富。但实际上，核心与边缘在宇宙自然规律中，他们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也就是说，核心与边缘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他们并不存在天然的不平等，这就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美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就是核心的精英政治集团和美国民众是平等的。
边缘国家历史上经常征服核心国家（文明国家），如马其顿对希腊（尤其是高傲的雅典城邦来说）他们一向被视为是北方的野蛮人，是文明的弱者、金钱的贫困者、技术的落后者，但马其顿人最终征服了希腊各个城邦。类似的例子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几乎比比皆是，如中国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大片领土，有时可以说是半壁江山，有时干脆就是完全的征服，又如罗马对希腊帝国的征服，北方蛮族对罗马的征服，雅利安人对古印度、对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征服，落后的北美洲人对大英帝国的驱逐等。
边缘人易于在核心成功，并往往成为核心实际的主宰着，如浙江人在全国各省中地域最为狭小，人口却众多，资源与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可谓处于边缘地带，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核心），浙江商人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实力派，他们拥有巨大的经济、金融，甚至权力能量，他们的实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左右中国的经济形势。
在大学中，我们往往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更加刻苦，更加知道珍惜知识，更加善于掌握机会，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更加成功。
为什么？
这是因为处于边缘的人可以得到一种“杂交优势”。
什么是边缘优势理论？
我在前面论述过，整个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于一种模式，即中心-边缘模式。通常，人们总是认为核心才具有优势，而处于边缘则意味着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这听起来很好理解，如大城市往往是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处于核心地位就意味着你拥有绝对的权利、控制着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多的财富。但实际上，核心与边缘在宇宙自然规律中，他们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也就是说，核心与边缘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他们并不存在天然的不平等，这就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美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就是核心的精英政治集团和美国民众是平等的。
边缘国家历史上经常征服核心国家（文明国家），如马其顿对希腊（尤其是高傲的雅典城邦来说）他们一向被视为是北方的野蛮人，是文明的弱者、金钱的贫困者、技术的落后者，但马其顿人最终征服了希腊各个城邦。类似的例子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几乎比比皆是，如中国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大片领土，有时可以说是半壁江山，有时干脆就是完全的征服，又如罗马对希腊帝国的征服，北方蛮族对罗马的征服，雅利安人对古印度、对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征服，落后的北美洲人对大英帝国的驱逐等。
边缘人易于在核心成功，并往往成为核心实际的主宰着，如浙江人在全国各省中地域最为狭小，人口却众多，资源与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可谓处于边缘地带，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核心），浙江商人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实力派，他们拥有巨大的经济、金融，甚至权力能量，他们的实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左右中国的经济形势。
在大学中，我们往往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更加刻苦，更加知道珍惜知识，更加善于掌握机会，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更加成功。
这是因为处于边缘的人可以得到一种“杂交优势”，即处于边缘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处于核心的人的差距，他们往往由于环境艰难而培育出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们也有强烈的进取欲望，强烈地希望改变这种劣势，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清晰的目标，并且并不会一些困难或者不可预测的阻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目标，在进取途中也不会为类似于无聊的名誉、地位、一些小事而费力去争个高下，也就是说不会把他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小事上，他们遇到侮辱往往选择忍耐，这实际就是一种忍辱负重，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事实上遵循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成功原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即他们既承认自己与核心地位的差距也努力消除这种差距，尤其是在个人能力上，他们会十分认真地学习，并且由于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争气”的目的，因此他们往往在学习中还注意怎样超越，怎样做的比核心地位的人做的更好，这实际上是在寻找一条未来的超越之路，他们往往具有一种对比概念，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人所普遍没有的，所谓对比出真知，对比见异同，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一个核心地位的人所没有的真知，这些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一种杂交，即边缘的人学习了核心文明的优势，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原有优势，他们由于具有比较，直到什么是该抛弃的，什么是该保留的，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核心和边缘整合在了一起，因此他们获得一个统一优势，也就是超越原来整个边缘-核心模式的统一，他们因此也就具备了重建一个新文明的能力。世界因此获得新的文明体系，并再次重复一个新的循环。
边缘优势理论应该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作为中心的国家或文明显然拥有显著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因为如果是绝对不可动摇的，那么整个文明也就谈不上什么变化了，整个宇宙也就没有时间，因为它已经凝固了——一个自然法则就是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一个绝对静止的东西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当然自然界中不存在绝对静止的东西，那就是因为自然是一个永远活动的世界。妄图永世长存、永远居于核心地位显然是一种痴心妄想，因为它违背了自然法则，就如同世界任何皇帝家族一样，都希望自己的绝对权利和皇室利益永远保存下去，不受威胁，但实际上人类千百年来无数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成为帝王的常青树，最终总是成为过眼云烟，因为这就是自然法则。
中心-边缘结构存在是因为自然界中任何事物的基本存在模式就是金字塔-网络模式，而世界又是流动的，这就决定了中心-边缘结构是一个流动的体系，它所建立的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也就是说中心和边缘是对等存在在天平的两端，它们之间的地位从自然界的角度来看是平等的——自然，在愤世嫉俗的人眼中，这是歪理，是不平等——但实际上，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公平，而正是这种不公平的存在成为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处于边缘的总是努力改变自身处境，梦想着称为中心，上帝正是依靠这种矛盾来实现世界的旋转的。
处于边缘的人努力实现成为贵族的梦想，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但我们同时又说，自然是公平的，这没错。因为自然还有另外一条法则，那就是，任何两者在转换角色的时候，都必须首先达到能量平衡，然后才能实现态势失衡，最后才重现实现一种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完成一个循环，也就是说，任何两者之间的变化都遵循一个物理守则，即能量转换守恒定律，这就是自然界的公平原则。这条规律告诉我们，在历史中，任何处于边缘状态的势力要想成为核心势力那就必须与现在的霸主决战，而决定战争胜负的就看双方的综合实力了，当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达到了对决者之间的能量平衡状态，能量平衡状态有可能很长，也有可能很短暂——有时这种能量平衡状态只是短暂存在，如拿破仑与威灵顿在滑铁卢战役期间短暂的平衡对峙，而一旦普鲁士军队加入威灵顿一方后，战场就发生了转折，拿破仑败局已定，整个拿破仑帝国也从这一刻起退出了欧洲中心地位；相反，英国和法国之间曾经历了百年战争，双方都可以发挥出能平衡对方攻势的能量，因此，战争持续了百年，英国和法国都筋疲力尽；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与美国的战争平衡却仅仅发生在美国向沙特集结兵力的时候，伊拉克只有在这时才有可能把美国人赶下海，而一旦美国军队集结完毕，伊拉克也就丧失了平衡机会，美国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一切主动权。这也就是说，边缘与核心的转换存在公平的对阵原则，完全要看双方的综合实力和人的智慧了。
这样，处于边缘的势力如果要想转换为核心势力就必须首先积累能量，直到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才有机会成为主角。如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的在初期显然处于劣势，项羽则是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楚霸王，刘邦不得不选择退却，到四川去积累能量。我们既然说自然是公平的，那么显然，无论你是处于核心地位还是处于边缘地位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否则，如果劣势地位（边缘地位）的毫无任何优势可言那又怎么取得能量平衡呢？
既然中心与边缘双方在事实上是处于对阵状态，那么我们知道，棋经十三篇有一句话，叫做“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相比，是善胜者，他们更具韬略和智慧，所以他不与项羽争一时之锋；汉尼拔与罗马军队相比，在那个盛行战阵对抗的时代，汉尼拔是当之无愧的战争之父，汉尼拔依靠卓越的阵法几次将罗马军团吞噬；纳粹德国的军事素质举世为名，他们几乎拥有一流的指挥、一流的参谋人员和一流的士兵，甚至也拥有一流的装备，可谓善战之师，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单从战场上作战来看都不是德国军队的对手，德国最终是输在国家资源上；中国革命初期，工农红军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实力相差悬殊决定了他们会在战场上失败，但显然他们充分知道这种结果，他们败而不乱，成功走完万里长征。
这也就是说，如果单比较中心地位的势力集团和边缘集团在各个领域的话，可能处于边缘的一方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处于劣势，但边缘一方往往蕴含着种种潜在的、有机的优势，而中心一方往往具备的是硬性的、表面的优势。刘邦集团在军队规模上远不如项羽多，在作战能力上，项羽的军队善战是无人能及的，在领土控制上，当时项羽已经控制了秦帝国的大部分地方和首都及各个经济中心地区，在争霸谋略上，项羽的谋士也曾建议杀死刘邦，但此时体现出项羽的一个个人劣势——身为统帅却不够彻底、作为政治家却没有深谋远虑、作为霸主却过于蔑视对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个机会逃出了项羽的势力范围，可以说刘邦几乎没什么硬性优势可言，但刘邦却有边缘优势通常具有的理性、睿智，这可以充分发挥出他谋士们优势——智慧优势，这也是刘邦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边缘势力成为新帝王的关键因素，如朱元璋等。
边缘势力集团最终走向成功的就是因为它比中心势力集团更高效，这就是他的优势。中心势力集团只是在各种资源上占有优势，边缘势力集团也只是在控制资源上处于劣势，而边缘集团和中心集团的角色转换在互联网上可以迅速体现出来，这就如同用高速摄影机记录了这个模型的演变一样。如在互联网上，如果一个资金雄厚的资本家和一个大学毕业生同台竞技的话，他们都想做一个赚钱的网站，资本家可以拥有很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大学生则只能凭借对互联网的了解和青年人的敏锐来做，结果在网络发展的初期，不是没有资本家介入，但最成功的网站几乎都是年轻人创建起来的，如中国的网易、搜狐等。另外，即使是已经发展的很成功的大型中心网站，他们实际上已经位于网络社会的金字塔顶端，但他们的威胁却越来越大，如著名的google搜索引擎在中国就面临百度、雅虎等其它边缘网站的直接威胁，另外还有各种其它网站的搜索引擎等。在网络中，一个青年人今天还可能一文不名，但很可能明天他就成为亿万富翁，网络最突出的优点就是高效，也正因因为如此，微软公司才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走完了福特公司百年的业绩，微软公司已经成功超越了福特公司。
可以简单地写出一个公式来表述中心与边缘较量的实质，如下：
中心势力：大量硬性资源优势×制度=中心效率（A）
边缘势力：少量硬性资源优势×智慧=边缘效率（B）
中心势力：中心效率×（社会系统+统治决策）=实力效果（Power-a）
边缘势力：边缘效率×（社会系统+统治决策）=实力效果（Power-b）
简单地说，边缘优势理论就是这个解释性的公式。其中硬性资源包括社会各主要领域，一般来说，中心势力拥有这些领域的优势；而中心势力是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主导力量，甚至就是管理者和统治者，他们负责制定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这也就是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法律等；在边缘势力一方，他们没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但他们会代之以潜规则，即他们规避制度对他们的不利之处，在制度的夹缝中、或者利用制度的漏洞、或者干脆就不遵守规则、或者利用自己的权利在自己的领域制定有利规则，总之，他们会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对抗中心势力制定的制度，这可以总体称之为与制度对等的“智慧”。这样，中心势力和边缘势力就会形成各自的效率，而当中心效率在中心地位的国家或社会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决定了最终实力效果，当中心势力集团发挥出的实力效果与边缘势力集团发挥出的实力效果相等时，双方势均力敌，达到平衡；当Power-a＞Power-b 时，挑战中心势力的边缘势力失败，中心势力得到加强，权力更加巩固，如前苏联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失败，美国获得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当Power-a ＜Power-b时，中心势力失去地位，边缘势力成为新的中心势力，一个循环完成，同时一个新的循环开始。
当然，在现实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最终情况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历史进程，如拿破仑与威灵顿相持不下的时候，如果拿破仑的那位游离于战场周围寻找敌人的元帅稍稍发挥一点个人军事判断才能而不是过分听从拿破仑的安排的话，那么很可能拿破仑会改变一切。所以，这个公式还应该修正为
效率×（社会系统+统治决策）i=实力效果（Power）
其中i是留给上帝的，让它来决定运气，我们来决定其他。
最后，还是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硬性资源。其实硬性资源就是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中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就是一个中心-边缘明显的结构，而一个农家子弟和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子弟显然拥有相当大的差别。就总体走向同样的成功目标的机会来说，城市的子弟要大于农村子弟，但在获得同等教育的大学中，同等数量的农村子弟和城市子弟进行比较时，会发现农村子弟就比城市子弟在现实态度上、忍受疾苦的能力上、勤奋程度上、对事物的理性判断上和对今后的发展上都要城市子弟具有优势，日后成功最大的往往是农村子弟。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如中国中心大城市中，最具实力的来自这些城市之外的所谓边缘地区的商人，如浙江商人本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处于贫困的边缘，浙江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们唯有靠种种努力、种种低三下四的机会来赢得财富，而仅仅在改革20年后，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里，浙江商人就成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代名词，几乎与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同样声名显赫。
在历史和现实中，这种从边缘走向成功的例子举不胜举，无论是自然界、个体事物、团体竞争（公司竞争）、国家、文明体系等都是如此。如在拿破仑本人其实是科西嘉岛人，严格地说算不上是正宗的法国人，但他却在法国缔造了一个帝国；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根本不是德国人，并且在一战的时候不过是个普通士兵，但后来却成功走进德国的权力中心，并在德国呼风唤雨几十年；斯大林也不是俄罗斯族人，他是格鲁吉亚人，但却在事实上的俄罗斯帝国（前苏联）成为最高统治者；犹太民族在世界游离了上千年，几乎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往往受到歧视和排挤，但犹太人的成功却举世闻名，他们拥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更多的资本家，他们在诺贝尔奖中占有最大比例，在世界财富中，也有相当高的比例是控制在犹太人手中，甚至可以夸张点说，世界的知识和财富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如果你嫌这过于夸大其词了，那么说犹太人掌握着美国的财富和知识、甚至左右美国的政治则毫不为过了；从大文明和国家竞争来看，在希腊帝国时代，辉煌的希腊文明是地中海最璀璨的亮点，然而被希腊人蔑视的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的卓越领导下成功地建造了一个压力山大帝国，这个帝国如此强盛，以至不仅将希腊吞噬，而且连被希腊视为洪水猛兽的波斯帝国也被他消灭，并且还超出了这个波斯帝国。同样，罗马帝国也是曾经被希腊人看成是野蛮的民族，但罗马帝国后来的辉煌也远远超越了希腊帝国。
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反复上演，在欧洲航海时代更是集中地进行了一次精彩表演——在小小的欧洲地区，500年里先后几个国家登上霸主地位，然后又被推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俄罗斯、瑞典、英国、奥匈帝国、德国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当时的枭雄，他们成功的无一例外地都是从边缘走向成功，都是成功地发挥了边缘优势，但也都被后来者赶下台，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必然，谁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