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孝景帝刘启有皇子十四人，得袭大统者是刘彻，其余均外封为王。这些藩王品德不同，学问修养各异，其中佼佼者则是河间王刘德。
刘德是景帝妃栗姬所生。他“修学好古”，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研究。刘德以皇子的身份，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三月立为河间王。由于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他就专心励志振兴儒术，并网罗了一批当时第一流的儒学专家。
刘德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封王的那一年算起，距汉朝建立约有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汉王朝正从初创时的实力恢复转向国力强盛；与此相适应，在统治思想方面，也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这就是由单纯的法家思想或者法道结合的统治思想转向儒法结合的统治思想。在这一转变阶段，刘德认识到了要真正使政权建设巩固起来，达到天下大治，不借助于重礼乐的儒家思想的指导是难以实现的。他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那时候，思想流派主要有法家、道家、儒家。法家、儒家的区别，主要在于一刚一柔、一阴一阳的不同。因此，仅仅利用法家思想（有时也利用一个道家思想）而舍弃儒家思想是不容易实现汉王朝统治者当时要求维护长治久安这一长远目标的。汉王朝建立之后，受到秦王朝焚书坑儒严重打击和摧残的儒学开始逐渐复苏，但直到半个世纪后河间王刘德所生活的时代，儒家学说还没有正式被统治者采纳和利用，然而向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当时，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学术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诗》、《书》、《易》、《礼》、《春秋》等都有专家从事研究，学习儒家学问的人也多起来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影响；而另一个方面是，当时统治阶级中关键人物还偏爱法道思想。汉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承袭了秦王朝以法家学说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其中有的又特别喜好道家思想，孝景皇帝的母亲窦太后就是这样，应该说，道家思想，特别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对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到了刘德生活的时代，利用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已经成为形势发展的趋势，窦太后等人仍然崇尚道家言论，就成了儒家学说上升为统治思想的一种障碍。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相互作用的情况表明，儒家思想被接纳为统治思想还必须经历一个准备时期。
河间王刘德，就是以他儒家学者的威望和汉王朝藩王的政治地位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为了提倡和繁荣儒学，他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首先，大力收集儒家典籍。这是繁荣儒学的基础工作。刘德每当从民间得到的好的儒家书籍，必定认真抄写，把抄本交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并给书的主人以大量金帛作为酬谢。很多人都带着祖传的藏本来找刘德。所以，他收集到的书，内容之广、数量之大，可与朝廷相比。这些书，除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六艺群籍。其次，广招儒学专家。他在自己的王国之内设置毛氏《诗》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治《诗》学的毛公和贾谊的弟子贯公都曾当过他的博士。再次，他本人就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既精通儒家学说的理论，又能认真按照这种理论去实践，所以当时儒家学者中的杰出人物都肯归附于他。在修身治国的实践方面，他的一切行为准则都无不体现出他是一位儒者。他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但这不是他个人享乐的地方，他在这里兴办了一个拥有二十多套客房的宾馆，用以接待四方儒家学士。在生活标准方面，招集来的学士宾客享有与他同等的待遇，他自己的奉养绝不超过外来宾客。他自身的行为端正，王国治理得很好。当时的人认为他具备了温良、仁爱、恭敬、俭朴、谦让等儒家的品德。他了解王国内各种情况，关心人民疾苦，鳏寡孤独者大多得到过他的恩惠。最后，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宣扬推荐儒学。汉武帝时，他从封国前去帝都长安，朝觐皇帝，携带了平时所收集整理的“雅乐”献给天子，天子交给大乐官保管，时时排练演习。朝见时，武帝提出三十余条策问，他都按照儒家学说进行阐述，讲得异常中肯。刘德的儒学活动为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间王刘德立为王二十六年死去，大行令奏道：“按照谥法，‘聪明睿智叫做献’，应该谥为献王。”刘德死后就被称为河间献王。
献王确实从文化层面为巩固西汉皇权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的礼贤下士的作风，至今亦堪称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