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对中国的另一个历史贡献是他参与披露了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当时，端纳找到他，他便“无意间”把“二十一条”披露给了端纳。当英国媒体对“二十一条”抱以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他于2月15日，他在给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我了解到《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表述了它的观点：日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的那类要求，我据此判断，《泰晤士报》已经听信日本政府所说日本的要求是无害的，也不致与任何有关开放门户、与在华机会均等的条约规定相违背。有鉴于这种说法，我秘密送上日本照会全文的审慎译本。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我对《泰晤士报》的偏听感到惋惜。他们对于这件事最好什么也不说。但是，我料想福来萨已经从东京用电报把日本人交给他的文件传送回国，而这个电报已为《泰晤士报》所听信，尽管它是同我发回国的更为正确的消息相冲突的。”2月16日，他在给蔡廷干的信中也说：“我已确实得悉，日本没有向此间的英国公使馆发出这样的照会。日本的各驻外大使馆则确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府发出了照会。正是因为得悉这些照会，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才认为在北京的记者发回去的关于日本要求的报道是经过夸大与渲染的。”
2月17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斯蒂德发了一份电报，因为2月13日那篇社论就是斯蒂德写的，莫理循明确告知：“日本递交照会的时候，中国人受到恫吓，倘若他们透露照会内容，定将招致打击报复。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国人严守秘密，接着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此后英国媒体才予重视，随后向全世界公布了日本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引起世人的关注。
袁世凯死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这时莫理循尽管因病已经返回英国，但他仍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在这次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二十一条”，但由于日本的反对而被大会拒绝，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身在英国的莫理循闻讯急于了解情况，就给在北京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纪乐士写信询问，纪乐士回信道：
“我回来的前几天，人们都知道和会已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和其他利权交给日本。这是现在抵制日货的原因。一切教育机关都已罢课。学生结队在全城游行。他们想在中央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但被军警驱逐，还有许多人被逮捕……大群学生随后拥至曹汝霖、陆宗舆和另一名亲日官员的住宅，并开始搜索主人。曹汝霖设法脱逃没有受伤。陆宗舆则在打算溜走之际被殴受伤。”
6月28日，这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日期，顾维钧尽管没有得到北京政府的指示，但他拒绝签字。莫理循随后致信在北京的朋友，他带着些感叹说：“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某种可为中国人接受的确实保证。然而，美国从前曾经在危难中把中国人甩在一边。中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可能对美国比从前怀有更大的戒心，不愿轻易接受美国的指导了……在山东的中国人，因为有了这个和平条约，处境确实要比他们在德国人手下时坏得多。很难使他们相信事情不是这样。他们深信和平条约给他们造成损害。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有哪个中国人敢在条约上签字，除非准许他们在提出抗议，或者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引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1920年5月30日，莫理循在英国去世，他死前几天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