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洋大人”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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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言

曾几何时,我们并不尊敬洋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仍以世界中心自居,四周皆被俯视,称之周边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则被称为“洋夷”。“洋”,本为泛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外海,故而称跨海而来的为“洋夷”。中国传承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十分注重礼节,自称礼仪之邦,在鸦片战争前的国家交往中当然更是严格要求国礼。外邦蛮夷之地的来者应当向中国皇帝和官员行跪拜礼,这是国家礼仪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很快受到地球另一端的另一个庞大帝国使者的挑战。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一支700余人的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其进入中国的名义理由是为中国皇帝祝寿,当然,实际上他们的使命是希望促成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另外也希望与清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当马戛尔尼等人费尽周折来到北京后,没想到却因为觐见中国皇帝的礼节而与清政府发生争论,这些洋夷们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英国人的“无礼”自然惹恼了中国皇帝乾隆,他断然拒绝了英国人开商建交的要求,并谕告大英帝国国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除了礼节之争这个因素外,乾隆皇帝和大清官员们也确实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戛尔尼在北京一直停留到10月,始终未能见到乾隆皇帝,只好返回英国,未能完成使命。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团来华,大清皇帝和官员们仍认为这是蛮夷之国进行“职贡”,不过双方再次因为跪拜礼发生争执,阿美士德无奈,最后称病,不打算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得知后斥责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于是当天就下旨命阿美士德回国,实则等于驱逐出境。

英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终于发动了鸦片战争。此后大清帝国的威严屡遭凌辱,至此大清帝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明白了,原来是大清帝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西方眼中的蛮夷、落后之地。由此,曾经被蔑称为“洋夷”、“洋鬼子”、“洋毛子”的洋人,转眼间被中国人普遍敬畏,于是被恭称为“洋大人”。

中国文化中素来要求尊卑分明,“大人”便是置于尊位。“大人”一称在清雍正年间开始正式流行于官场,《清裨类钞,称谓类,大人》:“大人之称,始于雍正初,然唯督抚有之。嘉、道以降,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司道以上,无不称大人。翰林开坊,六品亦大人。”此后渐又流行于民间,而鸦片战争后,大清国国家变得卑微,于是洋人成了中国举国之尊者。

鸦片战争后,随着袁世凯建议引入外国顾问(包括军事顾问、政治顾问、经济顾问以及各种其他顾问),洋人势力大举渗透至中国各权力场所和经济领域。此后,尽管中国表面上有仍有完整的官僚制度,中国官员仍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但实际上背后都有列强派驻的顾问,他们是中国官员的太上皇,参与中国的决策。

1863年,晚清洋务派领袖奕开办同文馆,聘请了大批欧美专家、学者给中国的士子们上课,传播西方知识。这件事让身为同治帝帝师的倭仁深感不满,1867年,他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说“今求一艺之末,又奉夷人为师,根本就是在卖国”。但鸦片战争已经让大清帝国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一个老夫子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此后,大批洋人深入中国社会,宫廷内也不断有洋人担任帝师,如庄士敦担任过宣统皇帝帝师,更多的洋人担任了民国总统、各地军阀的顾问。

从1901年开始,应袁世凯的请求,清朝政府就确立了把外国军官(尤以日本军官为多)聘请到中国军事参谋机构做顾问的制度。诚如军事史学家拉尔夫·鲍威尔所评论的那样:“在1901至1904年期间,军事政策重大变化之一,是聘用日本军官代替德国军官做顾问的倾向在整个清帝国日益增长。”到1912年,隶属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外国顾问有25名,其中有6名是日本人,这既是清廷懦弱无能需要外国人帮助的体现,也是日本图谋中国向中国安插间谍和各种顾问的表现。日本如此,西方亦如此,从1840年后到1949年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涌入中国,有的是受政府委派、有的来自民间组织、有的是来商业淘金、有的是来劫掠财富,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利益——有的是他们的个人利益、有的是为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中国,作为弱者,有时能左右逢源,有时则腹背受敌,只能在硝烟战火和尔虞我诈中艰难前行。

来华的洋人渗透各行各业,且不计其数,本书仅以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洋人为例,讲述他们是如何影响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