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由于上司的盛气凌人，稻盛和夫无奈之下当即辞职。松风工业公司原特瓷部部长青山政次支持稻盛和夫自己创立新公司，这位已经56岁的有经营判断力的人全力资助稻盛和夫开创事业，并且拉上许多无线电界的前辈前来投资。青山政次甚至把自己家的房子都用于抵押借款送给稻盛和夫。这样，拥有资金300万日元的京磁公司成立了。而且几个老一辈的投资人都明确指出他们是在稻盛和夫身上下注。决无意取得公司的控制权。这一切使稻盛和夫在事业的起步阶段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半年之后，公司有了眉目，稻盛和夫前去邀请曾一起工作过的伙伴们，大家都很激动，立即响应。在决定创立京瓷的当天，稻盛和夫提议创业者们誓血为盟，发誓让稻盛和夫的技术闻名于世。他们写下誓言，割破自己的小姆指，先后在誓词上按下血指印。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京瓷的管理干部，他们也都成为稻盛和夫的精神的传递者。
稻盛和夫在他的著作《人生与经营》中回忆，京瓷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好像化缘一样走街串巷四处询问，‘请问有没有什么工作？’”“用这种方式拿来的工作，全是同行做不了放弃掉的。”
但是稻盛和夫和他的同事们别无选择。除了没有客户，京瓷还没有资金，没有好设备——这些都只能靠心血来弥补。“一旦接到限时一天的工作，我们全体同心协力，将24个小时的分分秒秒都利用起来。”
直到现在，在京瓷干到晚上10点，也没有人会自视为“加班”，为了赶工期，全厂干到晚上12点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在京瓷一个实行两班倒工作制的车间，每天一清早，当下了夜班的员工走出厂门的时候，车间主任总是站在门口，挨个对每一个员工说，“辛苦了”，“辛苦了”。而这个主任自己，却是每天从清早干到晚上11点，第二天一早，他又会这样站到厂门口来。如果说日本人是以“工作狂”著称全世界的话，京瓷就是以“工作狂”著称全日本的。
稻盛和夫在公司开业不久就规定非公务电话的电话费由个人负责；必需的工作用品如制图工具、计算尺等由个人准备，公司不予供应；工作必需的参考书也要员工自备。
这些条款乍一看来，有些过份，甚至是吝啬。但稻盛和夫认为这样才能使全体员工认识到珍惜时间、爱护用品的必要性，才能端正每个人对公司的态度，形成以公司为家、万众一心、荣辱与共的局面。
在京磁，年中岁末厂商寄给公司、社长或有关人员的礼物，都交由总务司统一管理，再由员工平均分配。即使是以私人名义赠送的礼物，只要是涉及业务往来，也要交由公司来分配给所有员工。想借职务之便来赚取外快，在京磁是绝不允许的。稻盛和夫认为把公司当作私有物会丧失公司成长机会，必须用彻底无私的精神来约束公司员工。
在公司创立未久的时候，稻盛和夫不时在公司内宣扬，咱们一定要搞技术革新，一定要获奖，要是获了奖，咱们就把奖金拿去喝光。后来京瓷搞的一项技术革新，还真获了通产省颁发的一项大奖。稻盛和夫先是把奖状复印，每个员工及家属寄一份，然后把大笔奖金，分几次同员工们一起喝了个精光。
后来在通产省召开的各获奖厂商的大会上，通产省官员问大家，你们的奖金，都拿去干什么了。有人回答买新机器了，有人回答搞开发了，只有稻盛和夫一本正经地答到：“同员工们一起喝光了。”
京磁公司坚信“外行才会创出全新的东西”。他们常常接受当时技术水准根本无力完成的订单，在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之下研制开发新产品。却每每取得成功，因而总是走在同行业的前头。1968年京磁的营业额只有19．21亿日元，1970年即增为70．02亿，而到1976年更直线增长为401．9亿日元，速度令人膛目。
在稻盛和夫的概念里，企业首先是员工的企业，其次，才是股东的企业。
稻盛和夫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认为的。“公司成立时，我的梦想不过是希望自己生产的产品遍及世界，”稻盛和夫说，“到第三年的五月，我的想法被彻底地修改了。”
1962年5月的某一天，公司在两年前录用的11名高中毕业生，拿了请求书找到稻盛和夫——请求书上也按了血指印。他们说：“公司前景不明，令大家心里不安，因此公司必须就定期增薪和发放奖金向大家做出保证，否则我们无法在这里工作下去。”
稻盛和夫无法接受他们的要求——在那个时候，公司连明天的事情都无法预料，更不用说保证一年后的事情了。
艰苦的对话进行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稻盛和夫对他们说：“虽然无法接受你们的条件，但是我可以保证为了诸位的利益竭尽全力。如果你们有辞职的勇气，那就把这种勇气拿出来相信我一次！如果将来发现我欺骗了你们，那你们就杀了我吧！”
这些年轻人撤回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离开之后，稻盛和夫抱着头陷入了沉思。
“我突然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理解了员工要求我来保证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属的心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才一下子惊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稻盛和夫在《人生与经营》中写道，“公司并不是经营者个人追求梦想的地方，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公司永远是保障员工的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