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均是文臣，起参谋作用，包括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和倪文焕。崔呈秀曾因贪污被御史告发，就投在了魏忠贤的门下，乞为干儿。魏忠贤一见之下，觉得甚为投缘，就引为心腹。在魏忠贤的扶持下，崔呈秀升任兵部尚书，再升任左都御史，掌握兵权，势倾朝野。其余几人，均由崔呈秀介绍给魏忠贤，拜他为义父，都升至御史、尚书等很高的官职。
“五彪”包括田尔耕、孙云鹤、崔应元，许显纯、杨寰五人。与“五虎”不同的是，他们是武臣，专门替魏忠贤捕人杀人。其中田尔耕最为凶恶，东林党人的一些著名领袖均死于其人之手。他与魏忠贤之侄魏良辅是至交，时人有“大儿田尔耕”之虐称。其余四人或是锦衣卫指挥，或是刑狱之官，都是魏忠贤的杀人工具。
“十狗”包括周应秋、李鲁生、李藩等人，他们或为吏部尚书，或为御史，都是魏忠贤的心腹，其品行也极其低下，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
魏忠贤对于忠贞朝臣的迫害，主要表现在对东林党人的残酷杀戮上。东林党人由当时朝野之中的一些正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大多学问渊博、品格刚毅，多关心政事，忧国忧民，经常聚集谈论国家大事，是当时的“清流”。东林党人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能表明他们的立场。
右都御史杨涟是东林党人，他见魏忠贤如此专横跋扈，无恶不作，便直言上书熹宗，其书长达一千八百多字，他搜集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从魏忠贤的出身、品性、经历及所犯罪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揭露。魏忠贤听说了，也很惶恐，急忙跑到熹宗那里哭泣求饶。熹宗十分昏庸，竟命首辅大臣魏广征写诏叱责杨涟。魏广征措辞十分严辞，把杨涟狠狠地训了一顿。魏忠贤又假装要辞去东厂的职务，请求免去一切官职，出宫居住。熹宗倒觉得他十分可怜，还好好地劝慰了他一顿，要他忠心办事。
熹宗接连数日罢朝，等再上朝时，但见警卫比以前森严了许多，魏大中等人见杨涟的奏章没有见效，便率朝臣七十多人冒死上疏，结果不仅没有撼动魏忠贤，杨涟、左光斗等一些东林党人还全被罢了官。
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十分愤怒，甚至一些闭门不出的老臣也出来上书。工部侍郎万景上言道：“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魏忠贤见了这道奏章，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吗？若不严办，哪还了得！”当即假传圣旨，廷杖百余下，未出几日，万景便伤发而死。
后来，魏忠贤又借翻前朝旧案之机，诬蔑他们接受贿赂，迫害杨涟等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被打死在狱中。杨涟死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又逮捕了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六人被杀害，史称杨涟等人为“前六君子”，高攀龙等人为“后七君子”。即便对已故的东林党人，也追夺封诰，东林党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株连所及，连别人称赞附和弹劾魏忠贤也不可。中书吴怀贤曾在读劾奏魏忠贤的奏章时击节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被抄家杀头。百姓言语之间冲犯了魏忠贤，当然也不会逃脱此厄，被剥皮、割舌的百姓不计其数，以至路人相逢不敢言语，只能以目相示。
魏忠贤的这种残酷的镇压，连普通的百姓都奋起反抗。当魏忠贤派人去苏州一代逮捕“后七君子”一些人时，苏州人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抗活动，许多人涌上街头，把捕人的锦衣卫摔夺下马，魏忠贤的同党、太守毛一鹭吓得躲到厕所里才免于苏州人的痛打。当然，后来魏忠贤对反抗者又进行了大肆的逮捕和杀戮。
魏忠贤气焰熏天，其同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奏疏中凡提到他的地方，都不敢直称其名，而称“厂臣”，内阁拟旨之时，竟称“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皇帝并称，魏忠贤也俨然以皇帝自居，无丝毫谦退之举。
每年的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贤的生日，这一天，正是他的徒子徒孙、大小走狗献殷勤、表忠心的大好时机。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另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魏忠贤的生日了，许多无耻之徒忙着替他准备寿礼，往魏家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路。魏忠贤家每天早上出来开启大门，都见大门外的寿礼堆积如山，其上写着送礼者的姓名，其阿谀奉承之辞，不可尽道，这都是那些不能直入其门者的无奈之举，至于能够登上魏忠贤门槛的人，就更难以计数了。
魏忠贤自称“九千岁”，到祝寿这天，官员们拥挤不堪，争相趋拜，踩掉了鞋子，扯破了衣服，自不是什么新鲜事。祝寿的人恨不得显出自己的声音最高，自己的情意最为真切，你喊一句“九千岁爷爷”，我就高喊“九千九百岁爷爷”与“万岁皇帝”，相去只有一百岁。
魏忠贤如此，客氏也不遑多让。客氏白天在宫中与魏忠贤密谋害人，晚上必回自己家里居住，据载还养了不少面首，就是朝中的大官，也有许多人供她淫乐。每天晚上回去时，侍从如云，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其仪仗不减御驾。她的梳洗装扮、饮食起居有大批的丫环仆妇照料，其骄奢淫逸，宫中不及。她每天到家，家中的仆妇都要轮次叩头，或称老太太，或称千岁，其排场尊荣，皇后太后犹有不及。据说客氏得获膳食秘诀，凡是熹宗的膳食，唯经她亲自调制，方才合口，所以客氏能够专宠不衰。
魏忠贤与客氏“夫妇”可谓当世第一对夫妻了！
人毕竟是富有创造力的，魏忠贤的党徒们为了讨好魏忠贤，就彻底解放思想，放开胆子，寻找能博得魏忠贤欢心的创意。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忽然有了一个天才的灵感——为魏忠贤建生祠。祠堂是存放祖先牌位以供祭祀的地方，为活着的人立祠堂，那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事，岂知这一奏章一上，竟得魏忠贤的欢心，熹宗还批准了这一奏议，并赐名“普德”。潘汝桢再接再厉，立即督造，弄得杭州百姓倾家荡产，被迁民户流离失所，经过两个月的大会战，终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立起了一座魏阉的生祠。其祠规模宏大，犹如宫殿，整体建筑既廓大又精巧，里面的魏忠贤像，用纯金制成，其中的五脏六腑，均用珠宝制作，其衣着冠带，与当时的帝王已没有什么区别。
普德祠落成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都派官吏前往，一是参与庆贺，二是参观取经。此风一开，立即蔓延开来，魏忠贤布于全国各地的党羽，争相仿效，苏州建了“普惠祠”，松江建了“德馨祠”，扬州建了“沾恩祠”，淮安建了“瞻德祠”，北京就更多了，有“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等，四川、山西、湖广、山东、河北、河南等三十余处也竞相建祠，而且大家相互攀比，你争我赶，越建越大，越建越华丽，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未能为建祠出力的，也不甘落后，唯恐失了魏忠贤的宠。苏杭织造李实知道，他这一肥缺若不是魏忠贤提拔，自己何由得选，便积极主动地联络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人，上书要求守护圣祠，使其万载长安，香火永传。
祠中所悬匾额对联也怪诞之至，如山东巡抚李精白就撰写了这样一副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这么一说，孔圣人比之那就不如远甚了。如果有人胆敢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那就官运不久，性命可虞了。工部郎中叶祖宪曾对建祠表示过一点反对情绪，立即被魏忠贤罢免，提学副使黄汝经，在杭州的生祠里感叹了几句，当即被魏忠贤的爪牙活活地打死。还有许多官吏因不敬不尊或不拜魏阉生祠，均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兹不赘述。
立生祠已使人觉得是石破天惊之举了，但这还不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竟主张在国子监旁立祠，以活着的魏忠贤配祭孔子。当时，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皇帝进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摆在一起那是说魏忠贤比皇帝又高出一等了。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么一说，竟是顺理成章，真乃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了！
所谓物极必反，魏忠贤与客氏正在大做永垂不朽之梦时，熹宗于天启七年（公元1628年）忽然去世。熹宗无子，遗诏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魏忠贤一伙立刻觉得失去了靠山，惶惶不可终日。
思宗（年号崇祯）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与熹宗的沉迷软弱很不相同，他倒是有些刚愎自用，因此，从性格上讲，他不易像熹宗那样被人操持。据说魏忠贤曾想篡位，但其死党们以为时机尚不成熟，就未下手。但思宗却很果断，继位后两月就罢了魏忠贤的死党、兵部尚书崔呈秀的官。这样一来，魏忠贤谋逆的希望就化为泡影，他的党徒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一见此情，立即分崩离析，各求自保。
首先向思宗奏劾魏忠贤的是他的同党，其后东林党人又大举奏劾，魏阉的罪状举不胜举，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难抵其罪。直到这时，魏忠贤还心存幻想，求人去向思宗说情，当然遭到了思宗的严厉拒斥。这年十一月，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安置，未到任所，又下令逮捕。走到半途的魏忠贤和干儿子魏朝钦听到这一消息，知道再无生望，便上吊自杀了。思宗并不罢休，下令分解魏忠贤的尸首，把他的头悬挂在魏忠贤的老家河间府的城门上示众。
客氏当然也无好下场。思宗下令，把客氏在洗衣房中活活用鞭子打死。
同时诛杀魏忠贤的死党魏良辅（魏忠贤之侄）、侯国兴（客氏之子）、客光先（客氏之弟）等人，抄没其家产，对于遍布全国的魏忠贤的党羽也来了一个大搜查，按罪论律，杀头、抄家、罢官、贬谪等，魏阉之党从此得以肃清。
【评议】
有人说：“不能留芳千世，也要遗臭万年”，魏忠贤是想要“留芳”的，并且还十分心急，深怕死后无人为他树碑立传，先在生前建上几座庙宇、祠堂，真是“赢得生前名，岂管身后事”！只是生前的“芳名”，正成了身后遗臭的根本，看来，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是有些靠不住的。
若从魏忠贤的事例看来，拜古人而不拜今人、拜死人而不拜活人并非没有道理。其实呢，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拜谁、怎么拜、为什么而拜，薄今厚古固然不对，厚今薄古也会造成恶果，不论对今对古，其目的恐怕不能为拜而拜。至于用权势和高压政策造成的舆论导向，既无法长久，更不得成功。魏忠贤生祠之拜，可谓热烈了，一旦倾覆，便成为历史的笑料。
往事已矣，然尚可为求名求势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