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发展最要命的问题是，校长不成其为校长。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首先需要具备自己独立的大学理念。但遗憾的是，恐怕拥有此点者寥寥可数。似乎，现在当校长，最重要的是理财的能力，处理与各方面关系的背景，还有，当然他最好拥有院士之类公认的学术头衔和地位……恕我直言，不是这些因子不重要，但只是考虑这些，实在是舍本逐末、南辕北辙，大学校长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他是否具备独立的“大学理念”。
那么什么是“大学理念”？在我看来，所谓大学理念不外乎是对于大学的理想和信念。用更直接的话来说，对于大学有些什么样的基本认识，对于大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基本规划和理想。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连这样基本的做计划和画蓝图的本领都没有，那还真的是“不如回家种红薯”去。
而这“大学理念”中的最核心的一条当然就是“学术独立”。这学术独立的名词近来被人用得也够滥了，我将它分为内外两层含义。第一层当然就是指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学术独立，所谓外抗强权干涉、内倡思想自由，蔡元培所苦力维持的“学术独立”不外乎此两项要点。也就是力抗外界试图干预、控制大学的任何力量，保持作为学术殿堂的大学的“独立性”和“尊严”，排除一切可能之干扰，以营建“安全岛”并发展学术、造育人才。教授的意见与精神固然重要，但作为大学整体而言，校长无疑应当在此点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个人的学术风骨和“兼容并蓄”诚然能获欢呼于一时，但大学的发展必然还有更多的实际操作因素，学者可以只是标榜学术、清谈风骨，校长却必须在与各种势力的周旋中，既确保真正的大学精神，又维持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陈平原先生谈蔡校长在北洋军阀时期如何执掌北大，对内则运筹帷幄、以“兼容并包”之策略大度包容；对外则标举“学术独立”，奋战强敌而不稍退，以争得北大学术上之独立地位，当可为此层含义之最好注脚。贺麟的这一段话，也是最好的总结：“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由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
第二层含义则要超越大学本身来理解，学术虽然独立于政治，但有时也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它毕竟代表了一个国家发展的理性境界，所以求在世界学术殿堂内本国学术之登堂入室，与异国同人并座论道，才为真正的“学术独立”。前者要的是学人风骨与高标气节、后者要的则是学者治学之严谨精神和不懈努力，拿出真东西来。胡适所概括的“学术独立”四个条件基本包括了这层含义：
（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
（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
（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
（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在这里没有提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更关心的是学术本身的独立和在世界学术框架中的独立，后者则与罗家伦的观点不谋而合，罗氏认为：“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虽然胡适只字未提到“经世致用”，但其字里行间却不乏“学者的人间情怀”，如果我们的学术不能解决“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又如何能“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呢？
我以为将胡适与贺麟的观点相合并，则恰恰构成“学术独立”的内外含义，对外要独立于政治干涉，对内则要有成为学术的基本实力和研究水平，在世界学术框架中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强调“学术独立”于大学理念中的核心地位，其意义不外乎一则维护学术于国家社会发展中之特殊地位，力图在学理上保障其不受外力之侵害；二则希望学术能在国家社会之发展起到其应有之作用，虽然是理性的、不受外力干扰的，但终究国家盛衰、学术有责焉，希望学术能标举风骨，外则争我民族在世界上之地位，内则树立社会国人之精神灯塔。而这一切，其根源则不可只归结于大学校长之“理念”，如果一个校长只知惟命是从、没有独立精神、没有自由思想，那又如何能外抗强权、内树风气？那又如何可能形成自己的“大学理念”？那也就不会有自由发展、兼容并蓄之大学。所以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通识教育与高深研究”、“教授治学与精英管理”诸条都是建构“大学理念”的支柱所在，而作为其核心的“学术独立”则尤为意义深远。如果后人在评述今日的大学史时，不再有如今天哀叹的只见“大学校长”，不觉“大学理念”，则大学幸哉，国家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