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5月26日晚6点，德国耶拿大学，正当而立之年的席勒进行其初为人师的就职演说。他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学者”（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语惊四座。水泄不通的大教室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强盗》的作者会如此“锋芒毕露”。
也就是说，他把在大学里学习的人们，分成了两种类型，所谓“哲学之士”就是不断地追求创新，“对更新更好知识的不断追求使哲学之才永远走向更完善的境界”。今天来理解，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境界，席勒所倡导的乃是一种纯学术的知识观；但如果还原历史语境，其实席勒仍有其发言时所针对的特定对象，即当时以实用主义为目标，以职业功利为取向的学术风气。所谓“利禄学者”，乃是为了追求利禄的目的而读大学和从事学术的人，他们“完全是为了满足特定官职的任职条件，并希冀官职所带来的好处；他之所以动脑筋思考，只是为了改善其物质状况，并求得些许虚荣”。而这样只会导致他们“抱着永远僵化的头脑，始终看守着毫无生机、单调的教本知识”。
可是难道他不知道，利禄学者可以最容易地得到丰厚的物质条件？人是需要生存的啊？谁又不希望能活得好些呢？这个在弱冠之年就被迫到处流亡，既要摆脱政治迫害、又要谋求物质生存的诗人，怎么会不知道金钱的重要，利禄的好处？读着他与友人往来书信中不断道及的生活困窘，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艰苦劳作的挣扎时，真让后人感慨万千。难道他不知道谋职之不易，求生之艰辛吗？他当然知道。可就是这个刚进入大学之门，还未来得及立稳脚跟的青年人，开始了对传统的激烈挑战。
看看当年激情洋溢，身当困穷而志气轩昂的席勒，我们惭愧啊！
而就是这个身当困厄的席勒，他以其大学理念影响了德国古典一代的知识精英们。在耶拿，费希特、洪堡、施莱尔马赫、谢林等都或与其友善论道，或在精神上承续其纯正的学术理念。他们是稍后经由柏林大学创办而构建的德国学术的开风气一代人。谢林坦言批判“利禄学术”；洪堡更在倡导新的大学观念时，提出大学应当“总是把学术视为尚未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并一举构建其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观念。事实上，席勒的大学理想日后很快成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风向所在；二十年之后（1809年），与席勒谊在师友间的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并进行德国大学史上大规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获得了席勒大学理念的启发。
1916年，蔡元培出长北大，随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其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第二年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留德归来的蔡校长，其实不但为我们从西方带来了“真经”，而且以其“腹有传统诗书”建构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学统”。
19世纪早期德国现代大学传统的建构，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大学传统的建构，都有一代精英人物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哪怕这制高点上水流湍急、激荡危险。前段有学者指“学校不是养鸡场”，席勒大概是深有此体会的；蔡元培则更担心饲养出大群只求做官发财的高级鸡来。
然而，当21世纪的步伐已经走到了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腾飞龙”的成绩，我们的大学与学术现状究竟如何呢？且不说学术腐败、抄袭剽窃之类等而下之的问题，即以大学制度、学术良知、基本伦理等而言，我们又是否有可以依存的基础呢？而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学者自身，又有多少自觉建构的意识与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三十岁的青年教师（无薪副教授席勒）可以挑战传统，四十岁的教育司长（洪堡）可以建构制度，五十岁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可以再造大学，他们对大学精神沦丧的批判与“纯粹学者”的提倡并无二致，真是应了钱钟书先生那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有比较才有鉴别，当我们回顾历史的同时，禁不住会问，今日的学者都在做些什么呢？怎么就听不到后来人振聋发聩的“一针见血”之论了呢？这，算不算是网络时代的新型失语症？或许，不仅是评论家的缺乏，而且是行动家的缺位。或许，我们真的该躬身自省：是学者的，扪心自问，利禄学者我是否？不是学者的，也应当关注一下这些关系到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职业研究者，追问一声：利禄学者今何方？一个民族，如果学者阶层不能从伦理高度反思自己的价值和使命意义，如果学者阶层不能建构起自家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础”与“制度规定”，如果学者阶层永远摆不脱“利禄学者”与“利禄学术”的怪圈，那么，这个民族就永远只能停留为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管它的经济是如何的发达，无论它的表象是如何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民族，它的每一个组成分子，都有权利（也有义务）追问一声：利禄学者今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