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写作生活的发轫到近期《张爱玲学》的建构
痖弦
对台湾文坛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这几年，是一个惊蛰过后的大春耕时期。或许是因为台湾本身文化意识历史发展条件达到成熟的缘故，台湾文艺界、出版界，在短短数年之内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旧的一代隐退，新的一代登场；而很多今日文坛上卓然有成的名家，都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开始写作生活的。
人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我却要说，我能在那个垦拓的年代参与文艺工作，是生正逢时。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被请去幼狮文化公司，承乏《幼狮文艺》的编政。通过这份文艺期刊，我不但经历了台湾文学重要成长阶段的重重变化，更结识了一批相互切磋的文学同道。少年十五二十时，最初的是永远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还与我保持联系，彼此建立很好的友谊，而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幼狮文艺》的社址，设在台北市延平南路距中山堂不远的一座小楼上。楼下是书店，楼上办公。所谓编辑部实在小得可以，桌子挨桌子，同仁们被挤成“以彼此的体温取暖”的样子不说，连阳台上、走道边，也堆满了杂乱的稿件和书刊。不过室雅何须大，大伙儿偏爱这个小小天地，作家朋友来访，也喜欢窝在这里不肯走，一聊就是大半天。那时台湾经济还没有起飞，每个人都穷得要命，常常是到对街小摊子叫来阳春面，外加一瓶价廉的乌梅酒，一大包花生米，就这么也可以度过一个高谈阔论的夜晚。
我已记不起高全之到幼狮来看我的正确日期，也许是一九七○年春天，或更早些，只记得他是跟双胞胎哥哥高齐之一起来的。齐之身材略高，个性开朗，颇为健谈；全之则显得比较文弱，说话不多，一眼便看出来属于沉默内向型。梁启超写徐志摩，用“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来形容诗人的风神，我初晤全之，也有类似的联想。因此我猜他一定是个写诗的。
想不到我的直觉并不正确，后来我才知道，他一心一意专攻的文类，竟是文学批评。那年代，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文学批评是一门冰冷的学问，总觉是上了岁数或带点夫子气的人才从事的，而文艺初学者，通常是从散文、诗歌等创作开始，再发展到别的领域。不过与他几次接触下来，我渐渐发现，他这方面的确富有才华与潜力。他每一篇论评文章发表，都使我对他有新看法。毕竟是性向决定了志向，为什么天下可爱的人都得写诗不可呢？
这次为了更深入地读通他这部《张爱玲学》，我特别与他进行一次笔谈，由我提出问题，请他逐一作答，二十个问题中也有涉及他早年写作生活的，对于问及为何当初没有走创作的路子，他说，一开始他也曾尝试过散文和小说，但从没有投过稿，原因很好玩，他当时的想法是“怕泄露了太多不成熟的自我”，不写小说，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缺乏小说家‘客体化’私心秘密的手段”。
高全之一起步就以文学批评（特别是小说批评）为终身志业的这个抱负，从来没改变过，就像信仰那么坚定、坚毅。他孜孜不倦，全力以赴，就这么稳定踏实地一路走来，长期的日问月学，培养出丰富的理论修养，周密的逻辑思考，以及娴熟的文字驾驭力，大量汲取，厚积薄发，使他几乎没有经过一般写作新手的青涩阶段，一出手就到达一定的艺术高度，不劳老编们“到处逢人说项斯”，这白袍小将立马文学地平线上的身影，立刻成为一个亮点。
高全之在《幼狮文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七○年十二月号上的《林怀民的感时忧国精神》，林怀民读了很喜欢，特别与他见面，二人从此认识了，至今仍是好友。高全之的老师董保中曾在文章中描述，高林两个人在台北深夜街头边走边舞边谈的样子，读来十分有趣。试想如果当时有谁把这个画面拍成纪录像片，那该多有意思。
谁都知道，一个新人凭自己的作品敲开文坛的铜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全之初期的写作生活展开得如此顺遂，使很多人都看好他。不久，幼狮又出版了他的评论集《当代中国小说论评》，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更大的肯定。如果是一般人，有了这样的“机运”和“声势”，他的写作事业大可以就此顺势而进，快马加鞭地发展下去。但他却去了美国，且一去就是二十年，从此惜墨如金，藏锋不露，绝少与文坛通消息，连他的起跑点《幼狮文艺》上也见不到他的作品，成为一个令读者怀念的失联作家了。
他如此的“决绝”，背后有没有重大原因？没有人知道。他也很少讲起。在与我的笔谈中，虽然他表示对出国前那个阶段的一些作品不尽满意，并说他发现自己“知识、学识的贫乏，情绪的蔓芜”，不过谈到小说的精读与心得，他还是认为“有规矩可循”，显得信心满满。从种种迹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辨析：高全之的去台，并不意味他对写作事业的放弃，他的长期隐遁，也许是以更沉潜的态度，对自己的文学生命进行全面省察。他之所以刻意地从台湾文坛的现实或现象疏离出去，是希望他的研究生活，在绝对自主、完全不受干扰的情形下进行，宁愿一个人踽踽独行，默默地探索、深耕、创造，也不要炫才媚世，作那千人一面的因循文章。事实上，他在美国读书、思考、写作，比在国内时还要积极，他的小说批评和美学研究工程，就像一株巨大无朋的珊瑚树，在无人知道的海底缓缓长成。
一九九四年底，高全之，这位羁旅海外二十载的文学炼丹者，终于回来了。郑树森为了他的“复出”，特别写文章帮他“暖身进场”，在《联合报》副刊上，我也为他做了访问记，传布他返台的消息。对于一向惯于安静的他，也许这么做会使他感觉不自在。其实只要文章在，著作在，影响在，回到文学的故乡，一切仍是旧时样。
高全之在大学读的不是中文系、外文系，出国后的专职也与文学无关。虽然他文学批评的研究从未中断，对台湾有关这方面的新信息与新动向也一直在掌握之中，但在国外日子久了，难免使他觉得自己距离中心太远而处于一种边缘位置。当我在笔谈中问起他的研究心情，他自称是“文艺界、学术界的圈外人”，说从事小说评论是“外行冒充内行”，是“为了维持少数文友（如白先勇、郑树森、张错等）互通有无的桥梁”，是“爱说话的普通读者提供学院外的角度，普通读者也有说话的权利”。此外，他对自己的能力也做了客观的分析：“我的弱点在于缺乏正统的文学训练，也许我的强点也在于此。也许我的努力可以证明，文学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那些角度或许是目前任何既定的文学理论都无法说尽的。”
这段话说得谦虚，但也不亢不卑，言简而意丰，有很强的概括性，主要的是它能清楚地阐明，学院文学批评与学院外文学批评可以互动互补、并存不悖的道理。而对于今日的台湾文坛，学院外文学批评可能更值得倡导。高全之的这个想法与做法，使我想起钱锺书提出的一个观念，钱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也。”钱锺书说的“素心人”与“文士”，指的不就是高全之这样的学院外的文学批评吗？不知他在美国加州的家，像不像“荒江野老”的居所，从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品“慧悟”之深，“体察”之精，很多地方的确称得起“先于学士多多许也”。至于钱氏说的“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这些年来文坛一窝蜂大谈张爱玲，变成一种时髦，一种流行。好好的一个张爱玲，被人说腻了，说俗了。这也许是为什么张爱玲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不回信、不接听电话甚至不应门的真正原因吧。
高全之说他要写某位小说家，一定要对他的作品“来电”才行。他固然不会因批评界流行谈谁而谈谁，但也不会因流行谈谁而他偏不谈谁。他选取评论的原则，在于应不应该写，来不来电，应该写，来电，就毅然决然将该作家列为研究对象，全力以赴，直到写成为止，绝对不受文学以外因素的影响。一开始，他写的不是张爱玲，而是王祯和，学术界反应很好，王祯和夫人还特别写信谢他为乃夫遗著“注入了新的生命”，这对他鼓励甚大。快出书时，林怀民和白先勇向他建议，把张爱玲与王祯和的一段文学因缘补写进去，他遵照好友的意见特别加写了一章，结束了这项研究。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张爱玲不幸逝世，在加州的文学界朋友们为张治丧，高全之负责录像海葬过程。在海葬船上，他决定写张爱玲研究。他说：“当时如何写完全没有观念，只是想写一篇算一篇。儒家舍我其谁的主张，算不算自我膨胀？”
张爱玲逝世带来巨量的报道和有关她作品的讨论文字，有人认为张论已太多，读者疲倦已极，担心媒体喧闹一阵子过后，张的新闻性便会走低，劝高全之不必再写。但他说：“我的写作完全无法配合新闻媒体，不是‘清高’，而是不可能。所以就一路写下来。”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高全之就写了《张爱玲的女性本位》，不过他觉得缺点很多，没有再继续，然而再写，就得求进步与突破。这部书《张爱玲学》所收录的十九篇文章，多半发表在《当代》杂志，代表了高全之这些年来赏读张爱玲、思辨张爱玲、考证张爱玲、神往张爱玲的概括与记录，也代表他的美学修养与批评实践的一次完美结合。对于张爱玲的作品，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通读、精读，并通过版本研究，精确地评点出作者的思想意旨，并不客气地指出一些论张爱玲文章的疏漏，对于文坛因特殊政治禁忌与不同文学立场对张爱玲的误解、曲解甚至诬蔑，也做了有力的澄清与驳诘，多方取譬，反复论述，务使自己的断语，成为今后研究张爱玲的定说。有人说一个好的批评家要把被评作者的书读全、读透，高全之对张爱玲作品的深入、专注与认真，就符合这样的精神。我们可以这么说，高全之是先成为一个读书家，然后再成为一个批评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