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源于西方的一种批评模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译介的形式被引进中国的。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文革时期，因此国内学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知之甚少。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潮首先是通过相关作品译介的形式传入中国。本节拟考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的时间历程。虽然以明确的年限来划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历程可能不一定十分确切，但某一年份的重要事件可以成为某些“转折”点，阶段划分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事情的演进过程。
一、译介的酝酿阶段
第一阶段：1980年到1985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的准备阶段或者说是“悄然出场”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与介才刚刚萌动。据林树明统计：“1980年到1983年间，全国各刊物年均发表5篇这方面的译介文章”。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这在中国众多的期刊中是何等不起眼的数字啊！不仅如此，除了朱虹的两篇文章和詹威著的《妇女文学》一文，其他的译介文章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在女性主义译介的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朱虹被认为是新时期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人。1981年她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其“序”在《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上同步发表。该文约有13000字，主要是介绍美国当时的女作家、作品，但也涉及女权运动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影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和立场，因此该文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介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1983年，朱虹又编选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一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她再次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勃兴的情况，更加详尽地指出了其对文学创作、批评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简要提及了伍尔夫、波伏瓦、弗里丹、格里尔、米莉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她们的经典著作。另外，朱虹还简述了美国各科研机构和大学关于妇女研究和妇女研究课程的开设情况。
这个阶段的译文不多见。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发行，其下卷收入了伊丽莎白·詹威著的《妇女文学》伊丽莎白·詹威著、郑启吟译：《妇女文学》，见《美国当代文学》，丹尼尔·霍夫曼主编：《世界文学》编辑部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9～499页。一章。此章约有六、七万字，讨论的是美国妇女文学的当时状况，其中对“妇女文学”的概念和范畴进行了阐释，具体地分析了一些美国女作家的小说和女性主义诗歌作品，指明了“自述”、“个性化”等女性文学的特点，提倡女性独特的表达，并倡导一种国际意识。
以上以促进外国文学研究为目的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是非常笼统的、简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捎带”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自觉的理论行为。且不提伊丽莎白·詹威著的《妇女文学》一章如何“隐藏”在《美国当代文学》的众多主题纲目中，朱虹那篇《〈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文的主要注意力也是在美国当时的女作家、作品上，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和立场的解释并不详细和清晰。而当时，即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进入调整期，这个过程没有受到译介者的重视，或者说，还不具备学术上的敏感。客观地说，当时中国学界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还是比较初级的。
然而，回头看，这些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星星之火”却是后来日渐升温、深化的前奏，是必不可少的准备。读者开始接触了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诸如波伏瓦、弗里丹、格巴、米莉特等，也开始读到她们的一些言论。尽管这些人和另类的声音听来还很微弱，但足以给国人以震撼，也为后来更多“声音”的传入作了很好的铺垫。美国文学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批评的重点和思路，也为处于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中的中国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于是，这些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首次较为集中的论述，如同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中国的女性主义文艺理论随风而入，引起了国内文学批评者的兴趣，书中的观点一度成为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而被援引。
二、译介的兴旺阶段
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3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的兴旺发展阶段。
1986年能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第二阶段起点的原因之一是，从1986年起中国各期刊杂志日益加强了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据统计：1986～1987年，全国各刊物年均发表11篇女性主义批评的译介文章，1988年增至20余篇，1989年增至32篇，其数量逐年成倍增长。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在1986～1987年间几乎同时蜂拥而出的一系列西方女性主义介绍文章中，如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见《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见《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杂谈三篇（《读书》1987年第6、8、10期），等等开始了对国人进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原理的启蒙。1988年后，国内权威性的刊物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均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新现象、新思潮引进中国，纷纷开辟专栏。比如，1989年《上海文论》陆续刊载了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部分章节。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如康正果的《女权主义文学述评》（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王逢振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略观》（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王逢振的《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王岳川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见《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1期），等等对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侧面作了简略概述。另外，国内学者在书籍中的部分章节或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解。朱虹、文美慧主编的《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辟专章介绍了肖尔瓦特、克里丝蒂娃等八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而且宣称，该书“不仅要介绍世界文学中已有定评的妇女作家和作品，还要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对她们和她们的作品进行新的评价和发掘。”朱虹、文美慧主编：《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张京媛为其主编的译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所写的序言，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介绍不仅详尽，而且对一些概念进行了阐述。
1986年能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第二阶段的起点的原因之二是，那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名著的第一个汉译本《第二性》出版，其后西方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女权主义理论专著陆续被翻译进来，还有一批由中国学者编译或撰写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陆续出版。
国内学界的兴趣促进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可能与萨特的影响有关，在国内首先面世的是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此书由桑竹、南珊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虽然这本名为《第二性》，实际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其意义却十分重大。有学者称此译本的出现“几乎就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页。一是，作为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作，波伏瓦所提供的女性叛逆理论，“第二性”等新的观念，为处于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中的中国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观察世界的视角，第一次让国人见识到名著的论述风格和方法。二是，这个《第二性》对国内女性文学的批评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现在中国女性批评家们曾多次回忆初次接触这本书时所受的震撼。三是，《第二性》翻译出版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原著的翻译、选译开始风行一时。《第二性》原著的第1卷由晓宜、张亚莉等译出，以《女性的秘密》为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而在1988年初，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名译本发行。1989年，又有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和玛丽·伊格尔顿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出版。其中，西方女性主义经典专著《一间自己的房子》后来多次再版，而汇编了1929～1986年间较为重要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全文或摘要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以“寻觅女性传统”、“妇女文学与创作”、“性别与文学类型”、“性别与文学类型”、“女权主义写作界定”、“妇女的写作不同吗”六个专题的编排，虽不详细，却是国内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引进，堪称国内学者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入门之作。1990年，贝蒂·弗里丹所著《女性的奥秘》的另一中译本题名为《女性的困惑》（陶铁柱译）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问世。1991年，杰梅茵·格里尔著的《女太监》在漓江出版社出版。1992年，《女性的奥秘》以“傅莱丹著：《女人：走出陷阱》”为名，由毛迅等译，在知识出版社出版。同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建法、赵拓翻译的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此书试图建立女性主义理论的体系，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较新成果，在西方影响颇大，国内学者从中可以较全面认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特色，而且该书对法国女性主义的推崇更令国人大开眼界。1993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著的《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该书被誉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书”，其运用了文学、人类学的资料，提出人类应该“走向一种伙伴关系的未来。”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著：《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该书一出版，即收到我国读书界的重视和欢迎，第一版两千册很快售罄，《国外社会科学》、《中国妇女报》、《读书》等刊物发表了评介文章。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原著的翻译相呼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的翻译也相当繁荣。一般说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的翻译以三种形式出现。第一种是中国学者选择一些篇目，将之编撰成册，组织人翻译成汉语。广为人们提及的国人编撰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是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在“阅读与写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两个部分中选择编排了19篇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中前沿性的研究论文，作者包括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乔纳森·卡勒，佳查·斯皮娃克，法国的波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等。由于编选的文章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介绍已经相对全面，该书基本可以反映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新成果。不足之处是，由于篇幅限制书中的每一个学者的思想都只能反映出一鳞半爪。此书出版后影响巨大，为研究者反复征引，成为国内谈论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资源，往往被认为是“由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集”。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文出现的第二种形式是中国学者编选的一些西方文论的译文集中。比如：肖瓦尔特著的《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和苏珊·格巴著的《“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的问题》出现在王逢振等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中，朱迪斯·劳德·牛顿著的《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被收入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文出现的第三种形式是“夹带”在整本翻译过来的西方文集中。比如肖瓦尔特著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出现在《当代艺术文化学》（周宪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而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则在18篇论文中包含了4篇女性主义论文：埃莱娜·西苏的《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R·斯廷普森的《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吉尔波特和格巴的《镜与妖》，以及肖瓦尔特的《我们自己的批评》。
所以说，1986～1993年这几年，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呈现了蓬勃的发展势头。研究者增多了，介绍的文章增加了，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了解也更深入，对其起源、原则、意义等都有清晰的把握，被翻译的著作和文章也均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经典之作。本阶段的译介工作很为重要：在第一阶段初闻其名的女性主义者的“面貌”更为清晰了，女性主义“新”发展形势也有所呈现，而原著的翻译则为那些想要借鉴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学者提供了方法，使之有据可循了；再者，它制造了一种声势，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开（见第三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译介的“多元”时期
第三阶段：1994～至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的“多元”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此时女性主义已经引起了文坛的足够重视，女性主义研究的热流已经形成。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即1994年、1995年，中国迎来了译介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也意味着一个转折，译介文章、翻译的篇目都出现了新的动向，开始走向多元。
译介文章的数目还在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全国与文学、文化研究稍有关联的刊物，鲜有没发表过相关论文的。据统计，1995年，《外国文学评论》在其第2期“女性文学研究”专栏发表论文7篇，“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中“外国文学专论”一栏收入的论文是12篇，“妇女文学研究”的论文在“文学作品理论研究”一栏中占70%。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以后这个数字有增无减，十几年来，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流派、内涵的介绍和分析的温度一直未降，信手撷取几篇文章为例，我们从文章的题目和发表刊物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学人们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面的广泛：张宽的《关于女性批评的笔记》（《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糊涂账》（《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周乐诗的《换装：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女性写作传统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策略）》（《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胡全生的《“仁”与“智”的撞击——美、法女权主义批评之比较》（《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郭英剑的《男性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外国文学》1997年第3期）、文洁华的《西方女性主义美学：发展与批评》（《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6期）、刘思谦的《女性·妇女·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程锡麟的《肖沃尔特与〈姐妹的选择〉》（《外国文学》1998年第5期）、贺萍的《困惑与寻求：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兼谈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杜芳琴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文学艺术》2000年第12期）、刘思谦的《女性文学这个概念》（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佘艳春的《女性历史叙事与性别文化》（载《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赵稀方的《斯皮瓦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载《上海文化》2006年第5期）、罗慧兰的《贝蒂·弗里丹与〈女性的奥秘〉》（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荒林的《贝蒂·弗里丹：“绝望的主妇”点燃当代女权运动》（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陈宁的《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试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解构与建构》（载《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唐红梅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指向与存在维度》（载《美与时代》2006年第9期下）、杜鹃与隋忆越的《人文主义文化语境中的西方女性文学》（载《淮海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谢鹏与郭晶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杨晓莲的《西方文学中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黄涛梅的《弗吉尼亚·沃尔夫文学批评观摭论》（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人大J1，2006年第9期）、王建香与王洁群的《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当代踪迹》（载《求索》2006年第12期）、陈红梅的《双性同体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困惑与出路》（载《前沿》2008年第11期）等。这里，将生态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思潮等最新的学术分支和经典的女性主义课题并举，让人看到女性主义研究的勃勃生机。
介绍、评述西方女性主义的论文集也有很多。有的是多个学者论文的集结，比如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收集了“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留美学者的11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文化、人类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现状，属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范畴的也就一两篇：刘涓的《“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以流派位线索，展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论题；钟雪萍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概述并简评了以美国为重点的西方学术界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有较大的影响，一是，此论文集是“献给即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占了当时风气和宣传的先机；二是，此论文集由“海外”的学者在“西方各学科领域里领先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导和帮助成书，注意“确保本论文集的学术价值”，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前言，第6页。这样该书与国内其他论文集多少有些与众不同。
有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译介文章出现在个人的论文集中。盛宁所著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包含了《女权主义批评》一节。林树明论文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第一部分，共五篇，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了述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多元性》、《开拓者的艰难跋涉：从斯达尔夫人到弗·伍尔夫》、《抗拒的阅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后结构主义情境中的女性主义批评》。陈晓兰著的《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个人论文的集结。该书上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每章说来都是篇幅中等的论文，其中《女性主义批评的精神实质》、《女性“经验的权威”》、《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语言研究与文本分析》、《平等、差异、“双性同体”》基本上就是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些不同问题的介绍、研究。
专门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著作中也包含了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比如，陈顺馨著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书的开始部分简述了女性主义的流派和发展；西慧玲著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在第一章《女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分节描述了女性主义的发轫与理论源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多元品质，以及当代女性主义的流程和嬗变。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这一阶段以专著形式出现的中国学者评述西方女性主义的论作日渐增多，有些成果可以为文学批评多借鉴，或者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的阐述。李银河著的《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引用了女性主义的性视角，其《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分章对女性主义各个派别进行了分析；吴新云的《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用黑人女权主义的多种形式的文献——诗歌、小说、自传、学术文章、专论、社会调查报告等，探讨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特点，它与当代身份政治——种族政治、性别政治、阶级政治、性政治等——矛盾与统一的关系；康正果所著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如“性政治和文学”简述了米莉特《性政治》一书的部分观点，像厌女症和理想化、费勒斯中心及妇女写作等，这些也是国内译介的主要方面；张翠萍著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着重论述了英美派与法国派的主要特征以及两者的比较关系。有的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本身就是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由于研究的时间相对较长，而且经过多位专家的指点和把关，这些著作的研究也相对深入，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张岩冰著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其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博士论文的修改稿。该书导言对女权主义文论的“政治原则、分类原则、主体与对象”作了“描述”。第一章介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及其诸如伍尔夫、波伏瓦的先驱。第二章“主题研究”分为“女权批评：性政治的清算”、“女性传统：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女性写作：妇女的创造力及双性同体”和“女性语言：法国人的探索”四节。第三章“方法论研究”探讨了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与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理论与解构主义之间的方法论联系。第四章“他者妇女：黑人和女同性恋主义文学批评”重点介绍了白人主流之外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的修正和批评。第五章“影响研究：女权主义文论在中国”论述了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女性创造独立于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的努力。“结语”部分以“困惑与意义”为题重申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涉及的数个重要问题。从篇目的标题看，此书包含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侧面，既有纵的历史叙述，又有横的地域分类，总体上可以说非常全面，展示了研究者全面把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能力。
宋素凤著的《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也同样是一篇博士论文，完稿于作者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就读期间，修改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后研究期间。该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大陆和台湾的女性主义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历史。第二章着重评介英美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与理论，展现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文学机制的两个挑战：“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中心批评”。第三章探讨女性主义批评对理论问题的深化，也就是集中探讨女性主义与德里达解构理论、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各种正反对话。第四章在第三章探讨的基础上着重描述女性主义对美学与书写理论的建构，即法国女性主义的特点和要点。书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与评析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从内容看，本书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评述相当深入，是当前已出版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专著中较为严整的一个。
不少女权主义的名著原作都有跨学科的性质，引用文学材料司空见惯，有的其实就是从文学批评领域向文化批评领域的延伸。自1994年来，中国对西方女性主义名著的翻译范围日广，比较兴盛。1995年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著的《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译本第二版推出，说是“献给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妇女大会”。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著：《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因为销售良好，该书1997年第三次印刷。1998年，《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全译本出版，同年，艾莱恩·肖瓦尔特著的《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20～1980》，陈晓兰、杨剑峰译，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推出。1999年，贝蒂·弗里丹著的《女性的奥秘》另一汉译本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在北方文艺出版社问世。作为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理论标志的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的翻译出版与《第二性》、《女性的奥秘》、《女太监》等的译介相比显得滞后，但接连出了社科文献出版社（钟良明译，1999）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宋文伟译，2000）的两个版本。到本世纪，更多的新新旧旧的女性主义著作被翻译了过来，比如贝蒂·弗里丹著的《女性白皮书》（邵文实、王爱松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葛尔·罗宾等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银河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米歇尔·福柯的《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贝尔·胡克斯著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欧阳昱译杰梅茵·格里尔著的《女太监》曾于1991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菲利斯·切斯勒著《女性的负面》（汪洪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使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来论证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苏珊·S·兰瑟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则从叙事艺术的角度看女作家写作的特点；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约瑟芬·多诺万著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从女性主义理论历史和流派的角度树立女性主义批评的脉络；苏珊·布郎米勒著《女性特质》（徐飙、朱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摩根著《女人的起源》（刘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则是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开启人们对女性社会地位、文化建构的思考。此外，还有中国学者翻译编辑的女性主义批评论文集，如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也包含了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名篇。
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的第三个阶段是文章、专著、翻译齐头并进的时段。本阶段对行进中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几乎“照单全收”。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流派，诸如英美女性主义、法国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皆有所介绍。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的介绍，具备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大体的同步性。第三阶段介绍面比第二阶段扩展了不少，对具体的操作方法也有推介，还涉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对自身缺陷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经过这么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业绩。由于中国“女权运动背景的缺失”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这类原因，没有外来的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中国无法自行产生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可帮助国内的学者和妇女尽快地了解女性主义的各种观点、流派和理论，至少是常识性的了解。这样，学者的研究可以尽早与世界妇女文学的研究接轨，广大妇女可以意识到自己女性身份的独特性，同时译介可能让没有注意到女性问题的国人产生兴趣，关注并参与到女性主义的话题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