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至此已经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在中国的译介和运用进行了梳理，力图揭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助外国理论的过程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妇女问题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问题，无论她们是否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而说话，无论她们说什么和怎样说，女性书写的根都深植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土壤中。”换句话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无论说什么和怎样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根都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土壤中。译介学的视角能帮助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现实的某种精神面貌或经济基础，以及想象方面集体无意识的秘密表现。
用西方理论处理中国文学的现象，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双重声音、双重语意”。通过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谈论，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的姿态，谈论的策略，可以看出批评家的文化想象总是受到中国现实问题强大的牵制，可以看出，在中国这样一种国家语境中所谓妇女解放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妇女精神境界是什么样子、男女两性的关系在社会问题的包裹、纠缠之中，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从全文各个问题的论述看，中国那些深邃而厚重的历史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情形、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革都是促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可能向度，也促成了人们的不同的反应。中国妇女身份认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我们的启示是多重的。
一、文化、历史传统是中国妇女观依托的背景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移植的过程中遭遇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审美定势的抵抗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贯穿了一种“和合”哲理，“和为贵”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侧重整体观念，与西方思维方式注重概念界定、逻辑推理、实证分析相比，中国偏重在经验基础上的超理性的直觉、体道、顿悟思维和意会、不言而喻的境界。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对立统一的相互联系，“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辨证思维，重视事物之间一种适中、适当、适度的和谐状态，致中和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朱熹所解释“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致中和作为一种目标“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以保持社会秩序和进步。而西方女性主义本身亦很复杂，身后依赖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背景，而且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某些理论分支纠缠在一起，蕴含了多学科交叉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因此，当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中国，如何“本土化”就是一个课题。
历史和传统是人意识中最深刻的沉淀，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原理和模式来进行中国文学批评的时候，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改造”是必然的。人总会不由自主受到所置身语境的影响，“连观察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观察到的是我们头脑众已有的，已被文化塑造好的东西……看到的是文化预先为我们规定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译介和接受时对西方女性主义改造的方向之一是把两性关系温和化，拒绝任何激进的学术方法和思想。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改造者认同中国文化，选择了中国文化能接受的西方女性主义的侧面来介绍、强调，比如“双性同体”的诉求等。
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中西文化的碰撞，被改造的也不止是西方女性主义，改造者实际上也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性别考察的视角，认为“从妇女的命运来看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做的探讨显然很多”黄乔生著：《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写在前面的话”，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因此，中国“传统”被加入了新的成分，西方意识及观念体系的一些要素可能构成中国文论的“新传统”。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特殊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具有吸引力，也在经过“改造”后成为文论“新传统”的一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困惑和思考的空间：民众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和抵抗，学者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合法性的质疑，除了说明中国文化转型的困难外，是否同样说明西方人的价值观念，西方人的理论话语，不可能直接用来“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产生的影响，除了说明文化与传统是逐渐演进外，是否说明对女性而言，传统中的某些旧标准实际上是“异己”的标准？
二、政治革命不能替代性别价值革命
政治革命对中国妇女命运的影响巨大，政治革命和性别革命的关联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话题。一种观点是，中国革命把妇女问题提上日程，并确立妇女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可以说是中国妇女的胜利，引入西方的性别视角考察中国妇女问题必须重视“政治革命”带来的积极成果。另一种观点是，男人与女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别的“解放”表明革命妇女没有她自己的标准可依靠，强迫男人和女人都适应革命模式，政治功利主义违背了人类本性，这样做的后果是女人做出了很大牺牲的“平等”其实让女人更为压抑。
两种观点中，后一种对问题的揭示发人深思。中国的20世纪大体上是政治和革命的世纪，不管是在头半个世纪的“挽救国家”或是在后半个世纪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中，所有的社会价值和标准都围绕着政治革命的需要而决定。政治革命、民族解放中，革命的实用主义使妇女解放顺理成章。男女行为举止都一样可以算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认为，人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都是靠性表现来决定的，服装和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社会固定了性歧视的场景，规定了男女角色的模式。因此，破除男权制度最有效的办法是是男女混装（cross dressing），一旦打破了衣物、发式、举止之类社会区别男女的主要标准，人们就会模糊性界限，就会从一个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角色时，随着性别差异而出现的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这可以算是中国激进时代大规模的男女混装实践的明确的理论注脚。然而中国女性解放是为了革命的目的，并非是为女人本身；解放的衡量标准是妇女达到男性标准的程度，妇女已从依赖于男性控制的小家庭摆脱出来而依赖于男性统治的“大家庭”。女性或许是得到了解放，但只是进入了一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的男性世界。“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性别价值革命”的观点促使人们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妇女问题。
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性别价值这种说法的颠覆性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是根据作品对大众习惯和成见影响、改变、甚至颠覆的能力，来判断它们的审美价值的。”吕特·阿莫西、安娜·皮埃罗著：《俗套与套语——语言、语用及社会的理论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在支持和反对的巨大声浪中，“男女无差别实际上是对女性更深的压抑”的观点主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女性话语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以及左翼话语分离出来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对左翼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成败经验的分析也相应被忽略。”贺佳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原载《文艺研究》
三、女性“恢复本性”远非简单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社会变革的基础是“人类本性的恢复”。新启蒙主义将80年代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其重要指标是“人性”的解放，强调个体的价值和丰富性。至于性别问题，有人说，“20世纪在中国，两性关系的消长从来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其说妇女要解放，不如说人要解放；与其说妇女要求尊严，不如说人要求尊严。”解玺璋：《〈无字〉：有多少爱让女人心痛》，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21024/200210240002.html。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辨别大写的“人”背后隐藏的性别问题。
然而，从“人性”到“女性”的自我寻找道路并不顺畅。坚持了半个世纪的平等原则，并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事业牺牲了其女性天性的同一个女子，现在又面临着在没有口号和运动的条件下，自己去恢复她的女性本性的艰巨任务。一来，我们知道除了传统的女性标准外并无其他，这所谓的“恢复”就意味着回到过去带来的普遍成见里去。强调颂扬女性“自然”生理本性的文学批评的根源在此。二来，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商品社会，所谓“女性本性”可能就成为商品，“伪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背后就是性和色的商品化问题。
另外，“女性本性”在哪里很难回答，而且这个问题就包含了“本质主义”的意味。顾名思义，本质主义认为一种事物、现象、群体等等有着一个单一的本质或者核心。必须认识到“女性”是多元的，不是只有一种女性，中国女性也因为民族、阶级等区别而呈现个体和群体的差异。任何一种概括，都有不符合这种概括的“例外”。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复数的女性主义”（feminisms）成为一种共识，“差异”（differences）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性”的学术立场，“‘差异’变成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本身……差异已经成了一种哲训，闪着救赎意义光辉的理论与政治字眼……我们现在处于后现代情境，于此女性差异演化为多重差异，任何对普通理想或标准的诉求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上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幼稚的。”Rita Felski，“‘The Doxa of Difference’：Working Through Sexual Difference，”in Signs，vol。23，no。1，1997，p。1.这是因为女性主义强调颠覆男权中心思想，打破菲勒斯二元思维，从边缘到中心，如此的颠覆思维模式与行动纲领，必然召唤一种对自我的反思，提供一个鼓励多元叙述的氛围。对中国本土的差异，批评家所能做的，一是尽量把抽象的概论落实到具体的语境里面，二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认识一个事物或现象的历史性，它在历史中发生的种种变化。
从上述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我们的启示看，中国女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围绕“身份政治”打转，中国文学批评家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总要面对的是“身份”问题，中国女性的文化身份、性别身份、政治身份、阶级身份，等等，其有关论述呈不断衍裂的态势。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源头在西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要面对的是一个双重的战争，为了考察问题借助西方的理论，为了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而重视国情，同时又试图找出西方二元对立家国话语之外的他途话语与游戏规则。所以，译介伊始，我们就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按照自己的历史文化作了筛选，而在应用“西方女性主义”评论中国文学的时候，更是按需“拿来”。所有的争论，不过是因为对问题的关注点的不同。传统和历史对女性问题有深刻影响、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性别价值革命、现代消费观对妇女的隐性损害等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涉及的问题贯穿了中国的历史现状，也接通了与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前沿话题的联系，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及走向的反思和重审。
译介学视角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译介学视角告诉我们，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差异很大，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引进社会性别概念只是可以便于我们认识分析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也许不少人只是接受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直白的结论和口号以及通俗的解释，再加以创造性地想象而获得了女性主义的观念，但即使这样女性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也算是进行了有效传递。仿效西式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架构和思想表达方式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我们不应该就其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像与不像”或者“同与不同”而加以臧否。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是和批评者偏重的身份认同侧面一致的，也反映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个体性。中国问题、西式话语这样的“双重语意、双重声音”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功之处。
在各种纷纷扰扰中，中国妇女的处境不容我们忽视其历史与政治需要。也许女性主义者所期待的“女性意识的胜利”仍然没有到来，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效地参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打破一统化格局、走向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并且开始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判断以至创作，而且也将对未来的文学、文化批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定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自己独立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