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令公生遣弄珠儿》描述的是一个并不算纠结的三角恋故事。梁朝虎将葛令公有一个爱妾名弄珠儿，美若天仙。他的部下申徒泰在一次宴会上因贪看弄珠儿，险惹祸端。葛令公并未因此记恨，相反看中了申徒泰的才能，有心抬举他为随身虞侯，并屡次重用。待到申徒泰战功赫赫之时，葛令公亲自向他送上爱妾，申徒泰为此感恩戴德。
在“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冯梦龙在描写爱情时，通常都尊重女性，呼吁女性解放，追求男女平等。但在《葛令公生遣弄珠儿》这篇文章中，冯梦龙看似平常的叙述，却隐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读这个故事。
从男性视角看女性。男权时代，在男人眼里，女人如衣服，女性沦为了“物品”，是政治权力的战利品。在这里，弄珠儿被葛令公当成礼品送给了申徒泰，是作为申徒泰立功的奖品。葛令公在将弄珠儿赠送给申徒泰时说：“大丈夫意气相许，头颅可断，何况一妾？”又对弄珠儿说：“做人的妻，强似做人的妾。此人将来功名，不弱于我，乃汝福分当然。”这时美女在男人的眼中已经根本不是人，而是财产，用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种物品是可以“流通”的，但这种从此一际遇到彼一际遇的迁移过程绝不是出于自身的价值选择，而是完全按“物”的流通方式，被赠之、送之、献之、赏之、赐之、废之……今天属于自己，明天若为了达到其他目的，又可以被轻易地赠给别人。
从女性自身看女性。男权的社会，男性不将女性视为“人”，那么女性自己本身就将自己视为“人”了吗？先从弄珠儿的自称说起。弄珠儿听闻自己被赠给申徒泰时，跪禀道：“贱妾自侍巾栉，累年以来，未曾得罪。今一旦弃之他人，贱妾有死而已，决难从命。”“贱妾”二字，“妾”是古时女子对自己的谦称，再加一“贱”字，可想而知，都已经自轻自贱了，别人如何能把你看得高贵？但是从弄珠儿这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还是有反抗的，只是这种反抗是以封建纲常为标准的。弄珠儿觉得自己没有“罪”，这里所谓的“罪”，就是封建体制给妇女定下的条条框框。再往下看会发现，这种反抗很容易就被压了下去。葛令公一句“今日之事，也由不得你”，“弄珠儿此时也无可奈何，想着令公英雄性子，在儿女头上不十分留恋，叹了口气，只得罢了”。最后她被动地接受了葛令公给她安排好的一切，从做人家的妾变成做人家的妻。这种结局，是与男权社会男性对女性地位的预设相一致的。
文中，冯梦龙将葛令公定位为仁义之士的同时，无意中将笔触伸向了男女不平等这一社会现实，这与他在“三言”中很多主动表现“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思想出入甚大。不过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它与冯梦龙所受的思想熏陶和当时的社会体制有着密切联系。
冯梦龙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简而言之，儒家思想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诸德，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葛令公的形象表现出复归传统礼教的强烈意识。作为一个仁义模范，冯梦龙赞扬他“生来胸襟海阔，志量山高”，为了江山，可以舍掉美女；歌颂他的仁义和胸襟、他重贤轻色的大丈夫气概。
在“三言”中，有不少篇幅都是大力歌颂妇女解放的，但在《葛令公生遣弄珠儿》这个故事中，我们没有看到妇女解放的影子，反而看到了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妇女对自身权利被剥夺这一事实的沉默。作者这种矛盾观点形成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体制。文学从来都是时代生活的反映。自父系氏族公社代替母系氏族公社，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就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刻在甲骨文上的“女”字，形象地展现了一个人下跪的动作，从中我们能了解到当时女子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在此篇中，弄珠儿戏份不多，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葛令公的手中。她只是一件物品，而决定将她当作战利品、当作报酬的正是“她自许一辈子的男人”。在封建社会体制下，“女”可以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各种各样的空洞所指，却唯独不是女性本身。最终，女性在男权社会处于被动的境遇，她们不仅默认男性的价值观念，而且还以一种奴性的自律维护着男性社会规定的秩序。在这里，冯梦龙的无意之笔却有其必然性。冯梦龙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受这种男女不平等思想的渗透，他依旧是在传统礼教允许的范围内塑造女性，所以他笔下的女性，虽然偶有追求解放，虽然也与命运抗争，但都不过是带着“枷锁”而舞，在本质上，并没有逾越封建礼教的底线。
一部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但它也可以产生超越时代的启示性意义。从葛令公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当葛令公看到申徒泰着迷于弄珠儿并已经达到了失礼的地步时，他并没有把“小事”闹大，治申徒泰的罪。这主要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衡量何谓“大事”、何谓“小事”的标准。对他来说，事有大小轻重，他觉得贤比色重。他用一个妾换来了一个生死之交，在他看来是变坏事为好事。
从弄珠儿的命运来看，她没有选择权，只有接受与顺从的权利，其话语权微乎其微。弄珠儿的“被赠送”，使我们仿佛可以为当下网络上流行的“被时代”找到历史渊源。“被时代”正是表达出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一方的无奈。“被××”的，总是弱势的一方，一个“被”字，道破他们在强权面前的委屈与无奈。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连定义权也只能任由掌握权力的另一方占有。当下流行“被就业”、“被自杀”、“被小康”等，也是一些弱势人群被人这样操控摆布着。令人可喜的是，相比于古代社会，现代人们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被”显然是一种主体表达，是权利意识集体觉醒的标志。只有权利得到尊重和伸张，只有权力得到规范和约束，我们才无惧“被时代”的来临，才能早点结束身在“被时代”的尴尬和无奈。
（洪晓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