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编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作为领导层的主编和副主编，作为外围领导的编委以及普通编辑。他们组成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整体结构，在不断变动的文学环境、统一性的文学成规以及不同个体间的生活经验、文学理解等多种因素的相互错动磨合中，以合力的形式决定着作品的出现。
□主编的六次更迭
在1949～1966年间，主编的频繁更迭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的重要特征。在分析主编更迭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人民文学》走向的影响之前，我们可回顾一下。
主编在更迭过程中有一种趋势，即主编级别随更迭逐渐降低。1949～1953年间，主编茅盾的地位最高，既是文化部长、文联副主席，又是文协主席，属于《人民文学》所在系统内的最高领导。以1953年文协改为作协为界，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直接兼任作协党组书记。从此，在改组后的《人民文学》领导层中，党组浮出水面。《人民文学》的主编不再是作协主席，而是作协党组副书记邵荃麟，副主编为时任作协秘书长的严文井。邵荃麟之后，主编级别再次降低，继任者严文井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在作协系统内，书记处书记一般来说注重事务性工作，不像党组书记那样权力显赫。严文井标志着《人民文学》在作协领导人眼里开始向事务性转变。严文井之后，在《人民文学》主编一职上时间最长的张天翼，最高地位只是作协的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编也是如此。茅盾在位时的副主编丁玲是文协党小组的组长；严文井在位时的副主编秦兆阳曾是党组成员；张天翼在位时的副主编陈白尘只是作协的秘书长；李季在玉门油田时为宣传部部长，调任《人民文学》做副主编时，只是作协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
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人民文学》的地位在下降？由主编地位降低的表面来看，似乎如此。事实上，这一趋势意味着《人民文学》被全面、系统地纳入体制，也折射出那一时期文学界的派别斗争。在1949～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色彩还很明显。文协的上级组织文联隶属于文化部，中宣部对文协的领导还只是经由党的系统，并非掌控文协的全部。此外，主管文协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不属文坛中人，不卷入文坛之内的派别纷争。于是，由非党人士茅盾任《人民文学》的主编，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人民文学》很可能兼收并蓄。1953年文协改为作协，并非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这是一次文学体制更彻底地学习苏联作家协会的行动。同时在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领域的全面整风，与日丹诺夫1946年由《星》《列宁格勒》等杂志发起的整风极其相似。
派别斗争也渗透到1953年之后的历次变更中。1952年文艺整风中风头最强的丁玲对文学显然有更大的控制权。她不仅与胡乔木共同领导文艺整风，而且随后成为《人民文学》的执行副主编。文联最核心的理论刊物《文艺报》、中国最高级别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归冯雪峰领导。此时，周扬正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去参加土改。不久，胡乔木解散文联的建议、冯雪峰起草的第二次文代会报告受到批评，周扬重新回到了实际领导作协的岗位上，加强了周扬对文艺的实际控制力。随后，经过“《文艺报》压制小人物”事件、开展批判“胡风派”等事件，丁玲、冯雪峰开始失势，而刘白羽在作协，《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上发表的这篇重要社论，代表着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批判的盖棺论定。
张光年在《文艺报》，林默涵在中宣部文艺处，楼适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位日隆。经由这些长期盟友所筑成的各种管道，周扬对文学的意旨开始在新中国各个核心的文学生产机构畅通。
因此，《人民文学》主编地位逐渐下降的趋势，不等于《人民文学》自主空间的扩大，而是表明《人民文学》更深入地融入体制之中。次第降低的主编级别，不再是权限大小的分别，而成了同一权限内的业务分工。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主编更迭对《人民文学》影响的原因所在。
1.《人民文学》主编的更迭，与文艺界以政治运动进行的批判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批判运动许多是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这样来说，主编层人事更迭甚至是最高权力者意志的反映；《人民文学》发表什么样的作品，从这最远端也可找到根源。
2.主编层的更迭几乎每两年发生一次，这种不连续性，使《人民文学》很难长期坚持一种编辑思想。一个刊物的个性之所以形成，不仅需要编辑的智慧，也需要时间的培育。因此，《人民文学》即便一段时期内显示出独立的色彩，但长期的个性化难以形成。
3.高频率的变动，将使主编们陷入一种意识到变动的不可避免、但又不知何时变动的惶恐心态之中。这种心态加重了编辑个人与刊物的精神分离：刊物不再是个人精神的投射，所有的作品都值得防范，都要严格把关。所有的作品在发表之初，在主编那里首先要被确认为是非危险品。由此，《人民文学》无论独立色彩或个人情感再鲜明的作品，都要经过预先的涤滤。
4.人事更迭与“问题作品”的出没呈现一种循环特点。每一任主编在位时都曾有“问题作品”。新一任主编在上任之初，往往从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开始，但不久就重蹈前任的覆辙。这既显示出主编在工作与文学理想之间的矛盾性，又显示出《人民文学》在1949～1966年的悲剧性。激越的配合与沉静的文学交相辉映，构成《人民文学》寒热交替的历史状态。
5.几乎是追惩制，人事更迭成为规范《人民文学》的重要手段。其时的追惩制，不仅决定着主编个人的政治前途，而且更切实地危及主编的职位、权力、生活环境，甚至人身安全。这就使主编们形成一种“摸动向”的习惯。于是，某些作品发表之前须进行修改或临时撤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人民文学》的栏目设置也势必参考某种动向。
1963年，上海开展了故事会运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宣部文艺处派人考察后写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刊登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内部材料《文艺情况报告》上。12月12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出批示，称，“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人民文学》1964年4月号目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版，第436～437页。这一批示并没有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而是批给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和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这一动向在《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李季那里引起了连锁反应：“这个批示是批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动态刊物《文艺情况汇报》上的，这期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抓革命故事，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为什么批给彭真、刘仁同志呢？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再则可能也包含北京落后了要向上海学习的意思。因之李季立即在《人民文学》版面上定了‘故事会’新栏目，并派人去上海组稿。”涂光群：《中国作协“文革”亲历记》，《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5页。“故事会”从此第一次登上了《人民文学》，并成为1962年后《人民文学》上一个非常显眼的栏目。
类似的“摸动向”在《人民文学》每一任主编那里都存在过。它甚至成了《人民文学》避免追惩、力保安全的不二法门。
□编辑的三次大换血
如果说主编、编委主管着刊物的大政方针，普通编辑则是刊物运转、作品发表的直接作用者。他们是支撑《人民文学》这一杂志的骨架。其身份和进入《人民文学》的方式既折射着体制的影子，也为《人民文学》对作品的选择准备了条件。普通编辑在1966年前从来源上说由三类人员组成，即解放区、国统区和建国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从其职位来分，有编辑部主任、各小组组长、一般编辑。
在1949～1966年间，《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的职位基本上由来自解放区的人占据。这是些在解放区时已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型编辑。他们均为党员，普遍经历过解放战争和1942年《讲话》的洗礼。进入《人民文学》与其说是他们出于自我兴趣的选择，不如说是组织的派遣。《人民文学》是他们供职的机关和单位。1953年之后，中流砥柱的范围逐渐扩大，由老解放区扩大到新解放区。如玛金是来自华北解放区的诗人；胡海珠为《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的夫人，来自华北联合大学。
普通编辑中只有少数来自国统区。如诗人吕剑和唐祈。在1949年之前，吕剑有诗集《夜行草》和《人民间》及其他诗篇问世，在诗坛已有文名；但在《人民文学》，吕剑的最高职务只是诗歌组组长。唐祈则是“九叶派”诗人。就之前的文学成就来说，他们比前一类编辑有更深厚的文学素养。但是，这两类人之间因为政治身份的不同，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壁垒。涂光群曾经提到，唐祈是1955年“批胡风”时期《人民文学》编辑部唯一一个被审查的人。尽管唐祈的问题与胡风无关，但批判胡风的浪潮波及至此，唐祈在上海的复杂经历开始受到审查。2003年8月14日涂光群口述资料。赵宗钰只能算是编辑部的普通编辑，1950年经推荐、考试进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做些辅助性的翻译工作。即便如此，因为她有在国统区上大学的经历，所以一直被“另眼看待”。1957年，她最终离开《人民文学》，转做中学教师。2003年9月12日赵宗钰口述资料。党与非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界限，不仅影响着他们各自的地位，也制约着他们发稿的权限。
大学生编辑的到来，预示着《人民文学》由“作家型编辑”向“职业性编辑”的转移。这里所说的大学生编辑，指的是毕业于解放以后城市里较为正规的大学。严格说来，“鲁艺”、“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等解放区的这些学校，并非城市意义上的大学。这些学校建立的目的，是培养党的干部，其学制、学科普遍有培训的特点。尤其在1942年以后，这些大学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学员大都进入文工团、战时报刊或做随军记者。在1949～1966年间，分配来的大学生编辑包括：山东大学的尹旭，清华大学的郝芬，北京大学的何寿亭、崔道怡，兰州大学的周明，武汉大学的王朝垠等。
这些大学生编辑有着共性：都毕业于1956年之后，是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后毕业的第一代大学生。马列主义一类的政治学课程曾是他们的必修课；在大学里都有一定的文学尝试；进入《人民文学》都事先经过作协的审查（包括文学才能和政治表现）；学校分配给他们的单位是作协，再由作协人事处分到《人民文学》或者《新观察》。即使进入《人民文学》以后，也不是一下子就从事编辑工作，首先要经过一番培训。其中，郝芬来《人民文学》较早，编辑部安排她到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年。不过，培训似乎没有带来成效，郝芬仍然给人留下“看稿不好”的印象。2003年8月14日涂光群口述资料。崔道怡能来《人民文学》，似乎与时任《人民文学》的编委吴组缃（同时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教授）的欣赏和推荐有关。在北大时，他也发表过作品。进入《人民文学》后，他先由编辑谭之仁（1956年发现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带；“反右”后谭之仁被下放到安徽，崔道怡又跟从许以。崔道怡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在大学里》，第一作者便是许以。据崔道怡回忆，当时他不是党员，曾有过同情“右派”的言论，属于还不能完全让人放心的人；而许以来自《解放军文艺》，又是当时小说组的副组长，许以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所以，第一作者是许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2003年12月6日采访崔道怡资料。
经过编辑部的培训，这些年轻、没有文学负担的大学生很容易依凭编辑部的选稿标准、在职业化的编辑道路上充满激情地走下去。他们所经手发表的作品更严格地遵循着刊物的尺度。进入60年代，在李季指引下的周明，走南闯北，使出浑身解数，为《人民文学》组来了许多“速写”稿件，每一篇“速写”几乎都是对祖国山河、新人新事的歌颂。新时期以后，崔道怡、周明分别成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
普通编辑进入《人民文学》有三个高峰期，与主编的人事更迭直接关联。1952年，随着丁玲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编辑部开始了第一次“大换血”。陈涌从马列学院、萧殷从《文艺报》（曾与丁玲、陈企霞同为主编）分别来到了《人民文学》，轮流担任《人民文学》的“编政”。艾青在任时期的编辑严辰、古立高参加了巴金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去了朝鲜前线；秦兆阳到河北农村参加土改。
1953年作协成立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人员第二次“换血”。《人民普通编辑进入《人民文学》有三个高峰期，与主编的人事更迭直接关联。1952年，随着丁玲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编辑部开始了第一次“大换血”。陈涌从马列学院、萧殷从《文艺报》（曾与丁玲、陈企霞同为主编）分别来到了《人民文学》，轮流担任《人民文学》的“编政”。艾青在任时期的编辑严辰、古立高参加了巴金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去了朝鲜前线；秦兆阳到河北农村参加土改。
1953年作协成立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人员第二次“换血”。《人民文学》1953年6月号为此特意登出“休刊启事”。在重新出版的《人民文学》7、8月合刊号上，刚从朝鲜回国的葛洛成了《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此时，李季也从中南区的《长江文艺》调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伴随李季而来的，有《长江文艺》的编辑涂光群等人。这一时期，《人民文学》编辑部内人员空前壮大，与文协改为作协的新气象正相适应。
1957年的第三次“换血”带有惩罚的性质。“鸣放”中活跃异常的《文艺学习》和《新观察》宣布停刊，一部分编辑人员来到了《人民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是《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到《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但她几乎没在《人民文学》上班，就直接去河北“蹲点”现场抓工厂史写作。与她一起来的原《文艺学习》人员有雷奔、毛承志、冼宁、林心、杜麦青等人；从《新观察》来的人员有周明、齐兰贞、朱行、潘德润、卢盛法等。三次“换血”后，除了1959年的大学生王朝垠外，《人民文学》编辑部再也没有进过什么人。
在普通编辑中另有一些人值得关注：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如高瑛1955年进入《人民文学》是戴罪之身，因与艾青的私人感情，她从作协人事科被调过来；又如可能是经由严文井引荐而来的张兆和，因为和沈从文的关系，在时人眼里也显得特殊。编辑部中的夫妇也不少，如萧殷和陶萍，陈白尘和金铃，张天翼和沈承宽，艾青和韦嫈，唐祈和张希至，吕剑和赵宗钰等。这些人构成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道风景。《人民文学》后来受到“任人唯亲”、“看不起老作家”、“拒绝新生力量”等指责，似乎与此也有关系。
从普通编辑的进入可以看出来，他们首先是作为作协的干部，而非完全依据个人的兴趣志愿进入《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在这一过程中，也许有《人民文学》首先选定某个人、然后履行作协人事程序的可能，但总的来说，《人民文学》服从作协的人事分配，并没有自主选择编辑、建立同人集体的权利。他们是利益相关的同事，也因利益相关在选择作品时有可能出现思想、文学观念的歧异。如1956年秦兆阳以自己深化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为指导，提出改进《人民文学》的计划时，就曾遭到编辑部某些人员的反对。这一计划无法得到完全执行。参见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至于接收被停刊的《文艺学习》和《新观察》的编辑人员，以及夫妻编辑状况的存在，折射出《人民文学》在作协心目中的位置：有问题的人员不能担当作协的行政工作，但可以进入《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又可以特殊对待。这就为《人民文学》在文学规范放缓时期发表某些“异端”文学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