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热点，广东成为全国各地客商云集地。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多次高度评价了广东的工作和改革开放的成绩，他还严厉批评了把“三资企业”等改革措施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的人，是“连基本常识也没有”。
温州人不靠政策，不靠放权让利，自己创造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温州模式”。但“温州模式”是姓“资’，还是姓“社”，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热点。
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最关键的一条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温州模式”，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弥补了我国公有制吃大锅饭的弊端。这种模式既不要国家投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之，它姓“社”不姓“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使温州人民增强了敢闯的决心，温州这个由温州人民自己建设起来的“特区”，将会显现出新的更加强劲的生产力。
上海曾作为全国经济的龙头，改革开放以后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口，上海为经济全面发展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重建。
邓小平一直对上海寄予厚望。他从广东来到上海时就指出，回过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邓小平说，上海民心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希望上海人民思想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还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浦东可以后来居上。
邓小平以他的敏锐目光、超凡的智慧指出上海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奋斗目标。
上海不愧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浦东的开发，使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全面配套整齐的对外开放格局。
上海改革开放大局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并且促进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整体经济的腾飞发展。
湖北、山东、海南、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各地纷纷推出推进改革的大思路，深化改革方案纷纷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