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的一天，当莫斯科火车站迎来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人时，邓希贤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转机。
这个中国军人便是冯玉祥，苏联把他当作高级国宾来欢迎。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住在“欧洲宾馆”。邓希贤和中山大学其他共产主义者学生们经常去拜访他，跟他探讨国事。而这位胖而和蔼的军人，也作为中山大学的“名誉学生”经常出入于校园。
冯玉祥每天都受到邀请，和重要的人物们会谈，例如加里宁、托洛茨基，以及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奇怪的是他从未能与斯大林这个政治军事强人见上一面，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大约能够装备40万人的军事装备。
因为斯大林想争取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成为他在中国的盟友，而这位“基督将军”也正需要斯大林慷慨的军事援助。冯将军回国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增加了许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有3位很有影响的领导人陪同冯将军并辅助他的行动；此外还有98名苏联顾问以及——莫斯科的“小钢炮”。
邓小平的回国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服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小平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在受到冯玉祥将军接见后，被告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心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他亲自去教室里为学生们讲解不平等的条约必须废除，革命士兵与军阀军队里粗暴的雇佣兵的本质区别等。
1927年6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达成反共协议，开始“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随后，冯玉祥在部队和辖区开始“清党”反共。邓小平于6月底离开西安到武汉。
邓希贤在莫斯科的朋友中，有一位青年总是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个儿不高，走起路来蹦蹦跳跳。他的年龄比邓希贤小，但学龄却比他长。他们几个经常一块儿去教堂广场或是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非常奇怪，为什么邓希贤总爱围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和邓希贤一样，也是一个矮壮而热情的青年，排队时老是站在一起，肩挨着肩。这真是生活和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有谁能料想到，当年的这两个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几十年后竟会成为海峡两岸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1929 年中央7、代8表月的间身，份中，共领中导央广派西邓党小的平工去作广和西准工备作、，组以织党武装起义。
这次中共中央派人去广西，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的要求而派遣的。为了对付和防备蒋介石，俞作柏、李明瑞便通过俞作豫找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们撑持局面。
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曾在广州护法军燕塘讲武堂就读，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任李明瑞旅下辖第三团团长，也是一员勇猛战将，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江西德安等战役中建有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于1927年10月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队。1929年春奉命到桂军俞作柏、李明瑞部进行秘密工作。当俞作柏、李明瑞一经表示想邀请共产党共事商议之时，俞作豫义不容辞，立即与我党取得了联系。
由此，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央代表即为邓小平。
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是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邓希贤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自从在“八七”会议之前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有机会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使他具有了更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水平。